简介

这本书里记录的是作者2005—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

论他人即地狱

渊博的人

我认识一些渊博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生物。

这些人一般对罗马史都很有研究，对每一种农作物的起源也如数家珍，经常探讨的问题包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只到底有多大”，以及“下一场科技革命究竟会发生在什么领域”，对“三国”“水浒”“红楼梦”里面的谁跟谁通奸，那搞得简直是一清二楚。

这些都是我不懂的，所以跟他们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很惊恐。

问题是，作为一个文科博士，我似乎有渊博的义务。人们指望我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还指望我对1492年这一年的历史意义侃侃而谈。但是，我哪知道这么多啊，我只是人类而已。

其实我也企图渊博来着，也时不时挑灯夜战抱着厚厚的历史地理科普书啃啊啃，指望第二天在某场对话中“不经意地”引经据典。后来发现，一般来说，当我看到100页的时候，就会忘了前50页的内容，等我回头去复习前50页的内容，又忘了第100页的内容，于是我转来转去，气喘吁吁，最后好不容易把所有100页大致都记住了，过了一个月，却连这本书的作者都忘记。

渊博的人是多么神奇啊，他们的大脑像蜘蛛网，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而我的大脑是一块西瓜皮，所有的知识一脚踩上，就滑得无影无踪。

认识到这一点后，出于嫉妒，我就开始四处散布“知识智慧无关论”。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知识只是信息而已，智慧却是洞察力。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可能看问题很深刻，一个读书万卷的人可能分析问题狗屁不通。我甚至发明了一个更邪恶的“知识智慧负相关论”，在目睹一些知识渊博但逻辑比较混乱的人之后，我非常以偏概全地认为：渊博的人往往不需要很讲逻辑就可以赢得一场辩论，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地通过例证来论证其观点。而大多数不那么渊博的人，都因为无法举出相反的例子而哑口无言，以至于渊博的人的逻辑能力得不到磨炼，但事实上，例证并不是一种严密的科学论证方法。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非常振奋，获得了极大的心理安慰。

可问题是，由于这些都是歪理，没有博得任何人的同情。人们还是指望我，一个文科博士，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以及1492年的历史意义。

我于是看见有一天，自己也站在讲台上，因为缺乏某种常识，遭到耻笑。

看来只有指望芯片了。报纸上说，总有一天，人类会发明一种芯片，把大百科全书插到大脑里，你可以用脑子Ｇｏｏｇｌｅ芯片，想多渊博就多渊博。对此我多么期待！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走进文具商店，说：小姐，我买一个大脑硬盘。

小姐说：您要什么样的，我们这有外挂式的，内置式的，40Ｇ的，100Ｇ的……

我打断她：最大号的，外挂式！

积极的人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我之所以没法和Miriam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Miriam，一个德国女生，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相嘛，这么说吧，大家说起她的时候，都不叫名字，直接说“我们系那个德国美女”。

她比我低一级。2003年夏天，参加我们系的“过关考试”，听说我前一年考了优，就跑来找我“取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到美国之后的新鲜劲还没有完全过去，对于交朋友，还有一种收藏癖，就是各个国家的朋友，都想收藏一枚。看着坐在对面笑眯眯的美女，又在脑子里走了一遍我的朋友地图，于是决定，要在我的地图上插上她这面美丽的德国小旗。

那个周末正好请朋友吃饭，就把她叫上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去听歌剧，也叫上了我。

然后我又叫了她喝过一次咖啡。

然后她又叫了我去她家开一个party。

多好的开端啊，接下来，本来应该是一个德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纽约这个世界都市，谱写一曲世界人民心连心的新篇章。可是，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谊加温到30度以后，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泪给火熏出来，也不管用了。

究其原因，就是她这个人太积极，而我太消极。如果说到我们系某个教授，我刚想说他的坏话，她就说：啊，他太棒了……说到某个学术会议，我刚想说太无聊了，她就说：那个会让我真是受益匪浅……说到写论文，我刚想哭诉，她却说：我真的特别享受写论文……

而我觉得，检验友谊的唯一标准，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凑在一起说别人坏话。

跟她在一起，我越来越惭愧。生活对于她，光明、灿烂，好比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到处服服帖帖，穿在我身上，却是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就算我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说，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德国，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非常不同的性格，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可还是，看她穿着有前有后的小旗袍，羞愧难当。

于是，我不太跟她玩了。

昨天，在系里碰见她。她刚从印尼做调查回来，照例是满面春风。

我问：你调查做得怎么样啊？

很好！她说。

去那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会不会孤单啊？

不会，怎么会呢？！

这个学期忙吗？

嗯，我有两个会，三个论文，一个助教的职位……她振奋的声音，劈劈啪啪在我眼前开放。在她振奋的声音里，我又着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虫子，怀着自己那点焦虑，就像揣着万贯家产，贴着墙角，灰溜溜地往自己虚构的、安全的阴影里爬。

另一个高度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4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向，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在星巴克迅速占领了常坐的那个座位。

旁边坐了一个老头儿，酷似马克思，尤其那一把貌似充满了智慧的大胡子。他面前摆着一杯咖啡，一叠报纸。

但马克思先生没在读报纸或者写资本论。他在晃，一直在晃。开始是上半身前后呈30度地晃，然后上半身停下来，右腿开始晃。这样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消失了。我大喜过望。结果过了5分钟，他又回来了。这次，他非常有针对性地面对我，弯着腰，两个胳膊肘撑在大腿上，低着头，开始晃，先左腿，后右腿，先左腿，后右腿，如同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摆动幅度、方向、频率非常机械均匀。

我在备课。我，一个人民教师在从事神圣的备课事业，但是两尺之外的马克思先生在不停地机械地晃动。当然我可以换一个座位，但是我对不断晃动的马克思先生的体力和毅力产生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超过了我被烦扰的程度。于是一个有晃动强迫症的人，和一个有好奇心强迫症的人，僵持在了那里。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这是Tom waits的一首歌。虽然这是他的歌里我比较不喜欢的一首，但是当老头儿在我左边做机械摇摆运动时，我脑子里不停地冒出这句歌词。他在建造什么呢？这个老头子到底在建造什么呢？

百老汇大街上100街到110街处，每天出没着一个黑人。穿黑色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沿帽子，背着一个大黑包，手里举着一本圣经。大喊：Lord, I 1ove you! I 1ove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深夜，外面下雨，我还透过雨声听到他在大街上喊Lord,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想想，深夜的大街，雨中，路灯下，一个带帽子的黑人举着圣经高喊哈里路亚，这个诗意的疯子，他在建造什么呢？

大一那年，我去教二四楼上自习。那是一个中午，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低着头看书。这时候走进来一个人，我并没有抬头，因为觉得是另一个上自习的人。那个人走到了窗口，站在那里眺望窗外。我看书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因为这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已经长得有些蹊跷了，于是我抬头，看见那个年轻男孩，在对着我手淫。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成年男子的性器官，以至于我都没有认出来那是一个性器官，因为它与我小时候见过的小男孩的是多么不同啊。它竟然是红色的！但是理智告诉我，长在男人那个部位的只能是性器官，理智还告诉我，在中午的教室里面对这样一个青年行为艺术家，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大学生应该夺门而逃。于是我就夺门而逃了。

我记得自己和他擦肩那一刹那，他的眼神特别特别……哀怨。

这个哀怨的疯子，他在建造什么呢？

也许“疯子”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那些在另一个层次实现均衡的人。

均衡，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

我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就是相信所有的疯子，都是因为尴尬而疯的。他们不能承受自己说过的蠢话、做过的蠢事、交过的蠢朋友，羞愧难当，所以一疯了之。出于从记忆中解放自己的美好愿望，他们乘坐着秘密飞船，飞到了另一个均衡里。

当然也许这不是什么理论，表达的仅仅是我对自己前景的恐惧。也或者，在我看来，羞愧比愤怒、比悲哀、比伤心、比颓废更本质地反映人的处境，因此更具有杀伤力。

到我离开星巴克的时候，老头终于停止了晃动。

他晃累了，晃累了的马克思先生静静地坐在他的椅子上，象咖啡馆里所有其他老头一样，安详地读纽约时报。

那么，他建成了什么呢？

自然

我的邻居里，有一个美国老头儿，叫斯蒂夫。七十多岁了，却挤在学生宿舍里，原因大约是学校买这栋楼的时候，他作为“原住民”，选择了不搬走。学校无可奈何，也不可能赶他走，于是他一鼓作气，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斯蒂夫先生曾经告诉我，他早没有了亲人，也从没看到过一个朋友拜访。不难想象，这样的老头儿，有逢人就拽住不放喋喋不休的习惯。他每天晚上，把花白的胡子染黑，背着一个重重的双肩背包出门，不知所去。早上回来，白天睡觉，下午洗澡梳洗打扮。一日三餐吃放香蕉片的麦片。活得也算是兴致勃勃，但我总觉得……

他其实已经疯了。

他的房门永远关着，说是不想让别人看见屋里有多乱。但有一回找我帮忙，让我看看他那么大的屋子，需要买多少功率的空调。让我进他的屋子之前，他大约还是仔细收拾了一番的，然而我进去之后，却还是吓一跳：一个大约50平方米的套间，全是报纸。别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满地都是报纸。延绵不绝的报纸，见缝插针的报纸，从1960年代开始收藏的报纸，布满灰尘的报纸。说实话，当时站在那里，我感到毛骨悚然。

他喜欢海报。厨房里、客厅里、走廊里，四处贴满了海报，并经常更换。这些海报里，大约有一半是美轮美奂的艺术照片，另一半则是恐怖画报。有血从一个眼眶里流出来的，有面如死灰的肖像的，有一根舌头吊在嘴边的。他对艺术和恐怖并驾齐驱的爱好，使我怀疑该老头很可能是个前诗人，或者前杀人犯。

老头儿神经质，典型的偏执症患者。时不时在客厅里或者大门背后贴条，条上往往字迹不辨，内容蜿蜒曲折。仔细研究，无非是“谁偷了我的海报上的一颗图钉，请还给我”，“谁把客厅桌上的植物搬到了桌子下面，请不要这样做了”等等。有一段时间，一个室友喜欢到客厅学习，而客厅的插座在沙发后面，把沙发向右移开三公分左右才能把电脑插上，结果发现第二天早上，沙发又给移了回去。第二天，如是重复。第三天，又是如此。直到有一天，她问老头儿能不能不要把沙发移回去。老头儿答，必须让沙发的中线，和墙上那幅画的中线在一条垂直线上，否则让人忍无可忍。

他爱讲话，偏偏又没人讲话。每次碰见我或者别的室友，就要如获至宝地截住，一讲就停不下来，语速密集到我连插一句“不好意思，我有急事要走了”的缝隙都没有，只有连连点头。便是你有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卫生间，他也一定要讲完长篇大论，才让你把另一只脚迈进去。

今天在客厅碰到他，他告诉我，他心脏出了毛病。

Oh, I'm so sorry.

我站住，听他开始讲述他的心脏问题。这才注意到，在我住这个公寓的四年里，其实这个老头儿老多了。以前还健步如飞什么的，现在却开始表情迟滞、身形萎缩。刚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室友担忧地告诉我，她很担心他会暴毙在房间里，但是没人知道，直到尸味传出。四年过去了，这个担忧更加迫在眉睫了。

现在他还有了心脏病。

想安慰他，却不知从何说起。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连楼下的保安都曾跟我说，他是个“pain in the ass”。

那么，我能怎样安慰斯蒂夫先生呢？亲爱的斯先生，请哪儿也别去了。请在你的房间里，耐心地，等死。

看着他的眼睛，和他噼噼啪啪的嘴巴，我想，他害怕吗？怕自己死在屋子里“没人知道直到尸味传出”吗？然而这几乎都已经是定局了。这个定局几乎是像高速列车一样向他驶过来，要把他铲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他一转身差不多就能看见自己在一堆报纸上腐烂的情形了。事实上，他已经死了，已经在腐烂了，只是生活在以倒叙的方式回放而已。而我们还在这个贴满艺术海报和恐怖海报的客厅里谈论他的心脏问题。

晚上和朋友打电话，说到“自然”。我说，早九晚五的生活不自然！每天早上，挣扎着起床，衣冠楚楚地赶到一个格子间里，从事着和“意义”有着无限曲折因而无限微弱联系的工作，然后和一群群陌生人挤在罐头车厢里，汗流浃背地回家，回家之后累得只剩下力气吃饭睡觉了。这不自然！

然后电话那边问了，那你说吧，“自然的”生活应当是个什么样？

我傻了眼。

是啊，什么样的生活“自然”呢？除了上学考试工作结婚生小孩，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奋不顾身地制造一点热闹，守住这点热闹，也就是这点热闹而已。

嘴上说不出什么，心里还在嘟囔，想着什么样的生活自然。突然，想到了斯蒂夫。孤独，微渺，疯狂，无所事事，不被需要。青春的浓雾散尽以后，裸露出时间的荒原。人一辈子的奋斗，不就是为了挣脱这丧心病狂的自然。

心一紧，在电话这头，老老实实闭了嘴。

另一个博客

我喜欢冰岛。冰岛，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多好听啊。

网上说，冰岛只有30万人，说一种只有这30万人听得懂的冰岛语，幸福指数全世界排名第四。

当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冰岛，我只是喜欢自己想象中的冰岛而已：荒无人烟，空气稀薄，伸手就能够着天空。其实我也可以因为同样的理由喜欢西藏，但是喜欢西藏的人太多了，而我本能地警惕一切跟人多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喜欢冰岛。

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成了一个博客狂，同时开着四个博客。当然，其中有三个内容大同小异，只有另一个博客，内容完全不同，而且不为人知。

为什么要开另外一个博客呢？事情是这样的，随着我的博客读者数量越来越多，我发现完全自由地，舒展地表达自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首先，从内容上而言，我越来越觉得只能对公共或者半公共的话题发言，谈论自己隐私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不妥当。其次，从形式上而言，由于一个逻辑纠察队的存在，我感到自己必须清晰、完整、有理有据地表达一个观点，而很多时候，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而已，并没有力气和兴趣去清晰、去完整、去有理有据。比如，有时候我只想说“fuck you"，并不想详细说明为什么要fuck you，用什么姿势fuck you以及fuck you的历史意义。最后，从情绪上而言，我不能再随便暴露自己狂躁、抑郁的一面。在两千双眼睛面前凄凄惨惨切切，实在令人害臊。再真诚的忧郁或者狂躁，也因为这两千双眼睛，变成了一种表演，以至于你自己都忘记它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姿态。

总而言之，一个自我忧国忧民、结构工整、情绪稳健，而另一个自我鸡毛蒜皮、七零八落、丧心病狂。后一个自己不堪忍受前一个自己的霸权主义，只好离家出走。

它走啊走，从热闹纷呈的欧亚大陆走到荒无人烟的冰岛。

这件事情引发我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渴望被承认，也就是别人的目光，但是同时，当别人的目光围拢过来的时候，他又感到窒息，感到不自由。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得拿一个精确的小秤，仔细称量自己每一句话的重量，从此丧失随意指着别人鼻子说“fuck you”的权利，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遗憾的是，在网络上，你可以一边在一个博客上安居乐业，一边在另一个博客上信马由缰。可是生活中呢？你不可能同时住在大陆和冰岛。

好吧，我承认，我其实并非真的喜欢冰岛。只是有时候觉得，漂浮着他人眼光的世界是多么的油腻啊，我所说的冰岛，就是指清净且清澈的生活而已。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读《源泉》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源泉》。

《源泉》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源泉》。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1920年代，建筑系大学生Howard Roark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Peter Keating由于善于迎合既定规则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Howard得以重新开业，事业也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叫Elsworth Tootey的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Roark的计划，Howard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Wynand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Howard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Toohey的操作，项目落人Peter的手中，Peter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Howard达成协议：Howard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Peter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Howard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Wynand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Wynand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Howard。Howard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Wynand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Howard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Howard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是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在校长、同行、客户、评论界、资本家、法庭面前，每次他都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

Howard让我想起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完全无关的人，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像Howard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像其他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Howard的结局却迥然不同：Howard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Howard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Howard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又或者，是这样吗？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兰德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的彻底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Howard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兰德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看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糅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截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词语洁癖

最早发现自己有词语洁癖，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听一个朋友说起“美金”这个词的时候。

“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的时候，我的皮肤上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不就是个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点钱，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

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如果我有福柯那样上纲上线的本领，没准还能从“美金”一这个词中分析出当今世界的国际阶级斗争局势。

我还厌恶“Banker”这个词。Banker，听听这两个音节，它们组合在一起怎么就这么让人脸红呢，简直跟“胴体”有一拼。其实我对Banker这个职业本身一点意见也没有，只不过凡是我认识的自称Banker的人，其实都只是在银行底层打工而已，却非要把自己说成Banker，以至于Banker这个词在我脑子里直接跟“意淫”粘在了一起，就像“三里屯酒吧街”在我脑子里直接跟“装蒜”粘在一起，“共和国”直接跟“炮灰”粘在一起一样。就算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真的Banker，我也希望他不要用“Banker”这个词，建议他用“圈钱的”。

跟Banker有一拼的，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不禁惊呼：啊，难道还有“卑鄙住宅”不成？

以前有一个时尚杂志记者非常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好，洪晃毕竟是洪晃，她说：“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也不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我对“老百姓”、“民间”这样的词，也绕道而行。当然不是因为我对“老百姓、“民间”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是我发现但凡笨蛋想给自己的弱智撑腰的时候，就开始稀里哗啦地倒这样的词汇。有一段时间，一帮诗人写不出好诗来，突发奇想，决定用把别人打成“学院派诗人”而自称“民间派诗人”的方式来治疗想象力上的阳痿。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应该再给诗人落井下石了。如今“诗人”这个词也很潦倒，其落魄程度，跟“支书”、“女博士”、“老灵魂”、“紧”这些个词汇不相上下。

还有一些词汇，它们本身也许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它们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汇，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西藏旅游”，比如“杜拉斯”或者“村上春树”。

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真的很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成。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现代性”、“权力装置”、“范式”……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并且叉着腰骂道：你学什么不好，学新左派干嘛！

红唇

华氏六十多度，大家都穿着衬衣、T恤，最多夹克，但是老太太不。

黑色卷边帽，黑色呢子大衣，长统丝袜，黑皮鞋，老太太打扮得像是1950年代的少妇，一不小心，迷路走到了21世纪。她瘦瘦小小，站在超市的队伍里，我前面。

她已经跟售货员争论很久了。大约是为某种维生素的价格问题。虽然争论了很久，她也不着急。缓缓地抬起胳膊，缓缓地对着那堆药瓶子指指点点，缓缓地摇头晃脑，缓缓地回过头，看看后面越来越不耐烦的长队，再缓缓地回过头去。

她回过头的时候，我看见她惨白的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觉得她看上去有80岁了，或者100岁了。或者200岁了。反正是那个年龄不再有意义的年龄。但是这80岁的脸上，那深深凹下去的、小小的嘴唇上，还抹着鲜艳的红色。

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看老外如何评价《无极》”。评价大多是这样的：“为什么它丝毫不能引起人的敬畏感，却只是让人想窃笑”,“采用了可笑的电脑技术和二流的功夫表演”，“感情更多的是强加于人而不是自然唤起的”，给的分也多是C-，C什么的。

然后又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陈凯歌又发火：无极不是烂片，根本没有退货”。里面提到陈凯歌的声明：“如果退货真的成立的话，那么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娱乐公司华纳为什么要接手呢？而且如果《无极》真的是烂片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安排66个城市的上映呢？”

我想象陈凯歌说这话时候的样子：严肃的脸上泛起的正义表情，硕大眼袋上面愤怒的眼睛。我得承认，想到这里，我有点心酸呢，就像看到那个80岁老太太脸上的红唇。

事实上我想说的不是那个老太太，也不是陈凯歌，而是我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像在一条陌生的大街上重新捡到一个孤儿。但与此同时，还做大力士，手里扛着理想的大旗，宣传自己改造社会的主张。

还有朋友Y。他已经33岁，却几乎身无分文。在N次发财计划失败之后，决定开始炒股。最近开始不分昼夜地读公司报表。

还有朋友X。已经和H暧昧了一年了，而他始终不能给她一个承诺。她越等心越冷，别人问起，只能说：结婚的事，我不着急。

还有萨达姆。萨达姆看上去已经很消瘦了，可是他在庭审中，还在义正词严地号召他不存在的听众赶走美帝国主义。

还有朋友K。K这个流亡者，多年来有国难回，却一不小心把自己折腾到了快50岁。在一起朋友聚餐中，他对着三个昏昏欲睡的人，滔滔不绝地政治布道。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

新的夏天到了，2006年的夏天。走在灰而亮的天空下，我听见空气中到处是扇得啪啪作响的耳光，到处飘荡着鲜艳的、徒劳的红唇。

厨房政治

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种“思想工作”。

我的工作一般是这样展开的：某个学生或者清洁工找上门来，痛诉他们宿舍有什么问题，让我出兵干预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开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世界和平的意义。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包括：厨房太脏了，有人偷冰箱的东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来太晚，客厅里堆满了东西等等等等。

在过去这三年里，我像一个政治辅导员那样，在我们这栋楼上下奔波，四处走访。其间，我成功化解了一个尼泊尔人和一个印度人的纠纷：据说那个尼泊尔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个印度人就用半夜起来大声朗诵课本来抗议。我还调解了一个台湾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矛盾：那个台湾女孩老喜欢开着窗户，而那个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内裤扔到窗台上抗议；还有一次，我成功解决了一个噪音问题，据说一个似乎是菲律宾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间里大声地祷告，以至于她的邻居告上门来……总之，此类事情，不胜枚举。我一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可以说一举两得，获益匪浅。

但是，我面临的最严重考验，也就是我迄今没有克服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我宿舍的厨房问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格局：这是一个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共享。别误会，卫生间有男女两个。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似老外包一个三明治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到处是油腻、菜叶、饭粒、碗筷。

我们宿舍的厨房很不幸，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其中又有四个中国男生。我原以为男生多，厨房应该清静一些。但是，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激情澎湃，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仿佛还嫌形势不够严峻似的，新搬来一个阿联酋的阶级兄弟，竟然也是个做饭爱好者。甚至连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美国女孩，一反美国人从来不动油锅做饭的常态，竟然也时不时地稀里哗啦地炒青椒鸡丁。于是，我们可怜的厨房，像是八国联军手下的中国，每天都水深火热，硝烟弥漫。

虽然如此，按理说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打扫呗。虽然我们这栋楼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只是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根本无法对付我们厨房越演越烈的做饭形势，所以每天的基本维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合同里，也明文规定了做饭以后要自己打扫，法理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打扫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做完饭以后，擦一擦灶台，洗洗锅碗瓢盆，把池子里的残渣捞干净，仅此而已。

但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起来。走进我们的厨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灶台，灶台上铸着一层深黄色的混合着油腻、菜汤、肉汁、饭粒及其他不明物。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相映成趣。其他的，水池子、垃圾篓、地面等等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顺着我描述的情形继续想象。

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个慢慢恶化的过程。我在这个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说是基本和平期。那时虽然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出入做饭，但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和平共处。期间只有一个印度女孩捣乱，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几个老室友的搬走，两个酷爱做饭的中国男生A和B的加盟，厨房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厨房下滑期。最后这半年，由于又有两个中国男生C和D和那个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厨房的形势一落千丈，进入谷底。我和厨友之间的持久战，就是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这么说吧，重新书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彻底改造了我的政治观。

这两年里，无数次，我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几分钟打扫一下厨房。

苍天无语，大地叹息。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新保守主义”式的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

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像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以德服人”、“以德吓人”、“以德骂人”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这是我的工作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我在任期间的“厨房门”事件。

在以德服人阶段，也就是这两年的前半年里，我一直带着居委会大妈的亲切笑容，友好地、善意地解释宿舍的政策法规。有时候，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就在厨房里贴个条，写些“请做饭后打扫卫生”之类的提示，末了，还总是要加上一个毕恭毕敬的“非常感谢”和一个胖胖的感叹号。有一次，我甚至给A和B两个人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E-mail，“请求”他们饭后打扫卫生。

但是，我的理性说服没有见效．事情不见好转。每每问及他们，总是说好好好，会打扫会打扫。但是第二天进到厨房，还是我在上面描述的壮观情形。

然后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纸条上也没有了“非常感谢”。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5.5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纸条是小诗一首：

为什么就不能打扫一下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热爱脏？

热爱激怒别人？

操你大爷。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我并非洁癖。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抱怨不断。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告诉我这是他“30年来碰到的最脏的一群同屋”。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害怕走进厨房”。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四五次降到一个星期一两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他们几个合起伙来扇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居住顾问，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进来。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没有最脏只有更脏。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劣币驱逐良币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想过。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避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肌肉男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像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以德治国讲到和谐社会，害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100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用一个黑人肌肉男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合同里面明文规定了做饭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案例提交给学校的住房办公室，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立案”，必须首先揪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个厨房，大家做饭时间可以从早上8点蔓延到午夜2点，我没有时间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时间精力去站在厨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说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的正面冲突、死不认账、他们联合倒打一耙、与住房办公室的周旋、时间上的漫长周期。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我来说，更“划算”的做法，是少做饭、少去厨房、狂吃沙拉和中国外卖而已。

这就是说，虽然“思想改造”失败了，但是“制度奖罚”的成本也太高。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一个“和谐厨房”呢？事实上，我住在这个宿舍前三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心、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哑铃黑人肌肉男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无所谓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月或4月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关心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痛苦也不能让别人快乐”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推崇的“协商式民主”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像文字、音乐、辣椒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

第二天晚上走进厨房，做饭已经偃旗息鼓的厨房……依然是横尸遍野。

我不愤怒，但是恐惧。

仿佛一部恐怖片定格在最后一个幸存者一转身时惊恐的眼神里。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虽然很喜欢美国，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我这样的学文科的、愤青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格格不入。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如果要给美好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意思？你看看某某圈子和某某圈子，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很无聊的呀。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圈子圈得太紧了，就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眈眈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温暖也就成了压迫。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她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小昭有两个知心的姐姐，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得到“他人”天堂的那个部分而退还他们“地狱”的那个部分呢？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他在1950年代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就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

这么一个著名的“集体压力”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表明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能力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制、还是犬儒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内部团结，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啊！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惊恐。想想吧，像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亲密关系。这么需要温暖，从地球的温暖开始。

有关的无关的人

收到三个老朋友的来信。一个是高中时代的旧友，说是崔健的新专辑给我寄来了。又说，如果办事的力气和流血的力气不成正比的话，你要相信，我给你办事还和10年一样卖力。瞪着这句话，看了半天，愣是没有看懂什么意思。是说10年前肯为我死而现在不肯了么？似乎是这个意思吧。想起当年，刚上大学，我们每天通信，他告诉我他们计算机课学了什么程序，我告诉他我们军训的班长脸上有几颗痣。又想起当年他突然跑到北京，我们在人大门口排队给他买回去的车票的情形。冬天的午夜，一条长队里，冻得瑟瑟发抖，还彼此生着气。

另一个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发了一堆宝宝的照片，说是14个月了，又说，宝宝戴着帽子像赵本山，不戴帽子又像陈佩斯。我把照片一张张看过来，觉得既不像赵本山也不像陈佩斯。想起13年前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梳着高到头顶的辫子，白衬衣牛仔裤，风风火火的，说话像放机关枪。有一个愚人节，我俩合伙起来给班里的男生写情书，我写到“因为冥冥中的缘分”，她大喊，不不不，不是因为，是“因了”！因了冥冥中的缘分！两个人笑得滚作一团。

再一个是小昭，问我有没有网页，在哪，又说申请美国的学校，给拒了，决定在广州呆下去。去看了她的新博客，仍然是那样恍恍惚惚、忽明忽暗的语言，一如既往地用手电筒探照情绪的蛛丝马迹。然而她小小的年纪，怎么可以这样放任自己的清醒。简直和纵欲一样糟糕，甚至比纵欲更加糟糕。

下午去住房办公室办事。等候的时候，闲来无事，决定清理自己手机里的联系人。一个一个往下看，D是谁？一点印象也没有。删。J，who is J？想不起怎么认识的了，只记得他老给我打电话叫我出去玩。我总是礼貌地拒绝，拒绝到他不好意思再打了。删。R，啊，那个辽宁女孩，在一个餐馆认识的，对人莫名其妙地热情，总说“人在外面，朋友是最重要的，真的真的，朋友是最重要的”。给我打过几个电话，总是计划着一起出去玩，却从来没有成行。这几个月便是彻底不打电话了。删。G，交友party上认识的一个美女，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竟然互相留了电话，却从来没有打过她的电话。而且那次party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听说过她。删。

一口气删了10多个人。边删边想，D，D在干什么呢？这个我都想不起来的D，此刻在干什么呢？还有J、R、G……这些若有似无的人，在哪里汗流浃背地生活呢？认识更多的人，忘记更多的人。被更多的人记住，被更多的人遗忘，吹出更多的肥皂泡，然后看到更多肥皂泡的破裂。

自己川流不息的生活，不过是别人手机里的两个音节而已。而过几个月，就连音节都不是了，仅仅是被消耗掉的无法追回的那段时间，躺在烟灰缸里的几截烟灰而已。

这样想想人生真的是有些可怕。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少的一笔抚恤金，可你还总是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并不想要并不喜好的东西，从来不穿或者很少穿的衣服，吃了两口就扔掉的食物，放到过期也没有喝完的牛奶。

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是毫无关系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是笑得甜甜蜜蜜，就算是有过无关痒痛的来往，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是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就算你们三年彼此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简直想不起他或者她的样子，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了冥冥中的缘分”。

他们学理工的

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里住一个人，有男有女。我在这个公寓里已经住了三年了，长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其他的人来来往往，住半年的、一年的、最多两年的，来无影去无踪，像个传说中的纽约客的样子。只有我，死皮赖脸地，一住三年，而且还要住下去，简直是一棵树，种在了这里。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搬了进来。他住在靠门的一个房间。我是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的中文电视声音，判断出来的。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高高的个子，但脸庞还很稚气，大约是刚来的。我直视着他，脸上准备好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笑容，但是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从我身边擦了过去。

这孩子，我有些气恼地想。肯定是学理工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笑，而且是一点也不偷工减料的那种笑。以前我有一个男同学，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碰见你，你对我笑了一下，我跟充了电似的，高兴了一天半。这句话被我广为传播，直到一天半被如愿以偿地传成一年半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可想而知，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我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恼怒。

以后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很想劝劝他，让他面对现实：哥们，其实我想对你笑，并不是想向你推销牙膏、电饭煲什么的，只是我们一不小心住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这个微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既然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就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牙一咬，心一横，笑一个嘛，有那么费劲吗。

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

终于有一天，一个短兵相接的时机到了。

那天我们一不小心，同时撞到了厨房里做饭。众所周知，做饭是一件费时的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必须同时在厨房里呆上至少一刻钟。

一刻钟啊。和一个陌生人呆在两米的距离以内，不说话，各自挥舞着一把菜刀，当然是一件恐怖的事。

第4分32秒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我决定投降。

“你刚搬来的？”

“嗯。”

“你是学什么的？”

“物理。”

哈，学理工的，我说了吧。

“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

“科大的。”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然后呢？没有了。还是不看我，还是面无表情。我立刻觉得特没劲，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

我只好闭了嘴，继续做我的豆腐。爱说话不说话吧，爱笑不笑吧，不就是个冷若冰霜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不是没人笑，你不稀罕，还有人高兴一年半呢。真是的。

“你，你，你做的是豆腐？”

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

集体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

我，正如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成员，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且集体做早操。中学的时候，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且集体做早操。大学的时候，大伙儿一起军训一起参加一二九合唱并且集体做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了集体早操可做。

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坐班，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的概念，没有集体宿舍，没有一二九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开始写论文了，再后来又博士后了，更是成了一个学术的孤魂野鬼，自己看书，自己写东西，既没人搭理，也不用搭理谁。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摩肩接踵的生活深感同情。那些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那些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那些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者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每当我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某个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并且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他呢？她呢？他？她？他？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哪像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不管他有没有空，不管他烦不烦，不管对他有没有什么可说的，都会稀里糊涂的聚到一起。辩证法这事，可真叫人伤脑筋。

我已经31岁，但是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起来了，做早操了！

然后我骂骂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脸，走廊上碰见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见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见在梳妆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万人，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就算我是厌烦这一切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今天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有一个聚会，轮流主持案例讨论，这么冷的天，烦死了，又不能不去！

我才不同情她呢。我嫉妒她还来不及呢。因为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人群，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我站在广场上，人很多，声音很多，但是没有广播在播放：第一节，伸展运动——

煽情的艺术

我的朋友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现在住在美国，拍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几年前，他想拍一个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血汗工厂的。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认识了我。我当时帮他翻译过一点东西，后来一直保持似有若无的E-mail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一定要去看。之前他一直叮嘱我，让我一定要“honestly”告诉他，我怎么看这个电影。

我昨天去了。看了之后，很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煽情了。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里，感觉他都在摇晃着观众的胳膊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反而给人一种压迫感。让我想起以前在人大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我可能本来想给钱的，经那么一抱一缠，反而失去了同情心。

他事先告诉过我，为了让这个电影的含义清晰强烈，他甚至“超越了纪录片和虚构片之间的界限”。比如，片中的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是为了让她们生活中的某些信息传递出来，他安排小丽做“写日记状”，然后，日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声声泪，字字血．感觉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恩格斯写的。如此之假，仿佛海绵胸罩垫出来的高度，我看得难为情。

Micha啊Micha，我是多么支持你的事业，可是，面对这高耸的海绵胸罩，我实在是难为情。

最受不了的，是他选的音乐。凄凄惨惨切切，恨不得长出一只手来，从你眼里挤眼泪，还反反复复地响起。我真想告诉他，这样的音乐，在中国的电影里，一般只有在地主逼死了某个贫农，他的遗孀带着女孩坐在冬天的窗前，在如豆烛光里落泪时才会响起的。用在这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

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煽情过度正如化妆过度，便是好看的一张脸，也因为过于自我强调而形成压迫感。这一点，N万个网民签名让朱军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而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可见当年她那闪烁着盈盈泪光的眼睛，给全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创伤。

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煽情了。事实上，反煽情才是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又有两个套路。一个是无厘头套路，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夭夭，像胡戈同学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法，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该哭了是吧，我偏不哭。该笑了是吧，我也偏不笑。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我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说实话，其实“反煽情”这个东西，走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没有那么多“倪萍时刻”，但是有时候被有些人、有些事感动或者打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下一步就是去解构“解构主义”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做“一点正经也没有”状，也挺累的。不能因为“感动”这种情绪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土点，也是家庭一员吧。

以前看贾樟柯的《世界》，里面有一段，一个民工出了工伤，临死前把自己欠账的名字都记了下来，让自己家人去还。后来看完电影出来，我一个一向热爱贾樟柯的朋友就说：哎呀，太煽情了，贾樟柯不应该这样煽情啊。仿佛因为贾樟柯让观众哭了出来，所以他就堕落了。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可能啊，我的朋友X和Y，还有那个Z，都可能做得出来。既然可能，为什么一定要藏着掖着呢？仅仅因为观众看了可能会哭，而哭这件事不够酷，所以一定要扼杀掉？人类对自己的感情戒备到这个地步，似乎也不必要。

不过，话又说回来，像Micha这样使劲煽，我还是害怕．所以昨天出了电影院，赶紧逃之夭夭，甚至没有跟Micha honestly交代我的感受，只支支吾吾地说：l like it…Eh, I've got to go, Talk to you later.

Micha一抬眉梢，看着我可疑的表情，说：Really?

诗坛风乍起

坦率地说，韩寒跟沈浩波吵架，比韩寒跟白烨吵架，好看多了。韩寒骂白烨，那纯粹是以强凌弱，我都不忍心看。韩寒跟沈浩波掐，这才是棋逢对手。我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

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

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做游戏，就像是制造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美好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喜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张三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喜。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意义”、“道德’’这些东西，总是被某个集体绑架，也就是很容易变成政治。

所以，在各种文体中，诗歌很可能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

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同学似乎没有拎清。不认同赵丽华就是不认同诗人，不认同诗人就是不认同诗歌，不认同诗歌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就这样，我们仅仅因为无法欣赏赵丽华老师在衣阿华制作的馅饼而被判定为一群无可救药的暴民。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实在是吃饱了撑的，不喜欢不读呗，也没人逼你。但同样可气的是捍卫丽华体的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得“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需要普通网民自备干粮、长途跋涉去探索。

这个这个……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探索其中的哲学深度，这个买卖好像有点不大公平。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据说赵丽华老师的诗歌因为突破了修辞的条条框框而实现了语言的重大突破。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诗人，为什么要对修辞这么恨之入骨。我想诗人需要修辞，就像厨师需要把肉做成红烧肉、水煮肉、梅菜肉、回锅肉而不是把它端出来让人生吃一样，是人类味觉多样性的天然需要。抓起一块生羊腿血淋淋地就啃，这事很牛逼吗，也就是耸人听闻吧。没准只是因为她根本不会做红烧肉水煮肉梅菜肉回锅肉呢。把不会的说成不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这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但我疑心，让大街上的民间们在赵丽华老师和汪国真老师之间二选一，汪老师很可能会占上风。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只是觉得，扛着民间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老师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周末读物

1．卡夫卡

出于要跟自己大脑的各个部分搞好关系的愿望，长期只读新闻和社科读物的我，星期六下午在书店转悠时，决定读小说。要读就读小说里的珠穆朗玛峰：卡夫卡。

多年以前试图读卡夫卡的《城堡》，结果只攀登到海拔第50页左右，就摔下山来。

觉得大师他太、太、太啰嗦了。一句话扯成两句话，两句话扯成四句话，四句话扯成十六句话，卡老师要是去做兰州拉面，肯定是一把好手。

随手拿一本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到咖啡座坐下，随手翻开一篇，In the Penal Colony，咬紧牙关，读啊读，终于以熬过一节化学课的心情，熬完了这篇小说。

还是喜欢不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啰嗦。情节也生硬：“官员”跟“探索者”介绍一台刺字杀人机，本来要杀死一个“罪犯”的，但最后官员自己自杀了。

要象征主义也隐晦一点嘛！这样的象征主义，简直跟《投名状》里李连杰踩在冰上宣称自己如履薄冰一样。

2．Talk of the Evil

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与各国独裁者遭遇的经历，目前只读了前两章，关于乌干达的阿明和关于中非的博卡萨。

这两章写得很好看，一股浓郁的原始社会气息扑面而来。

博卡萨说：“我是为了非洲人民才下台的，我要捍卫非洲人民的利益，因此西方殖民者把我赶下了台。”

独裁者们是不是都上过同一座修辞大学呢。

博卡萨有一个罗马尼亚老婆，一个越南老婆，一个中国台湾老婆，一个加蓬老婆，一个中非老婆，一个土耳其老婆……他甚至有两个越南女儿。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他把两个越南女儿嫁了出去。其中一个女婿被他自己杀死，一个女婿被他的敌人杀死，一个女儿被他的保镖杀死，一个女儿现在在巴黎开了一家越南餐馆。

去巴黎的话，我很想去拜访那家餐馆。

3．学生的作业

英国的学生大多都很“左”，三篇作业，两篇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如何毁了发展中国家，一篇为斯大林主义唱赞歌。

就斯大林主义，该学生深情地写道：许多人说革命极权主义仅仅是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君主专制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对斯大林时期的文化部，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苏联的文化部鼓励人们浸淫到各种文化中去，所以Kotkin才会说斯大林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继续。

嗯，这是21世纪，英国，剑桥大学，是在我们以为古拉格的幽灵已经消散很久之后。

历史是一个无限且循环小数。

论自己作为他人

学习焦虑

我订了一份《经济学人》杂志，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发现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个杂志。那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订《经济学人》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生，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我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最近的和平协议，结果它们又打起来了。我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的经济典范，立马就又传出那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一千的消息。这边刚开一个威尼斯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一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花旦的那双鞋子。

多少次，半夜醒来，我睁着空空的双眼，为自己不了解巴西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东欧的私有化模式、不了解新浪潮电影是怎么回事而吓出一身冷汗。黑暗中，我听见群众愤慨地谴责我：还文科博士呢，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抖抖瑟瑟嗫嚅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那天给朋友×打电话。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在纽约一个大公司工作写程序，说是要跳槽。

你们公司待遇不是很好吗？我惊讶地问。

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当然还混得下去，但是有一天万一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那就完了，他说。

看来，有学习焦虑的，还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打开某著名门户网站，其主页最显眼的位置上，全都是这样的广告“北大总裁EMBA班！、国贸研究生班两年1.9万！、2006年夏季学习风暴！……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症。各处的江湖郎中纷纷出马，兜售猛药。总裁EMBA班都出来了，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

学习总归是一件好事吧，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强迫症了呢，人人都赶着去看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一个魅力四射的丈夫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地往脸上涂日霜夜霜眼霜防晒霜，一直涂到脸上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上次我回家，就在我所住的城市广场上，看见触目惊心的一行大字：把××市建设成一个学习型城市！估计现在“学习”这个词，就跟口香糖似的，嚼在嘴里，是很酷的一件事。

也是，“三讲”里面，有一讲就是“讲学习”。

为了响应号召，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桌上那本崭新的《经济学人》，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对猪头肉的乡愁

以前余光中好像写过一首诗，叫《乡愁》，邮票船票什么的。我的乡愁没那么诗意，都很具体，比如中友百货的夏季打折，比如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比如中关村附近的盗版光盘，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吃猪头肉。

以前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吃饭很困难，要排长队，而且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振作精神冲向食堂的话，就是橱窗后面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

要吃到猪头肉，并不容易。第一个障碍就是它的价钱，1块6一两，很贵族。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第二个困难就是，猪头肉似乎并不是很高雅的食物，听起来简直像骂人，而我，还是自视为一个窈窕淑女的，在别人眼里，没准还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要维护自己一个窈窕淑女的声誉，还是要满足自己恶俗的口福？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来到卖小菜的窗口，先四处张望一下有没有熟人，然后非常小声、含糊地说：来二两猪头肉。买到猪头肉后，我立刻把它盖起来，低着头匆匆从食堂后门出去。比起毒品交易，就差没戴墨镜和使用暗号了。

我在朋友圈子里，以喜欢各种恶俗的食物而出名。以前一个好朋友快结婚了，要把她先生介绍给我们几个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点的菜都挺高雅，因为在生人面前嘛。清蒸鲈鱼、海鲜豆腐煲什么的，最俗的也就是酸辣土豆丝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抬起头，豪迈地说：火爆腰花！

人大西门外，有一个老陈麻辣烫火锅。那个时候，我有个男朋友，我们经常去吃。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的前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我对猪头肉之流的爱好，除了使我小小地丢过几次人以外，对我的人生还是颇有进益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觉得，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

到了国外，当然就很难吃到猪头肉了。虽然偶尔也能在中餐馆见到“豆腐肥肠”、“小椒鸭舌”什么，但猪头肉却是难觅芳踪。这不禁让我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初秋的纽约，有了一丝惆怅的乡愁。啊，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大食堂橱窗里的那二两猪头肉。

过去的理想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的剧本，1997年，在北京。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银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我还喜欢话剧没有花哨的特技，没有复杂的镜头切换，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联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硕士，博士，博士后，老师，直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哪像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地开下去。

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只有杨丽娟才真以为自己可以跟刘德华搞上一腿。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一位同学。他编导了一个学生话剧，该剧深入探讨了生死、爱情、诗歌等戏剧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如此之深入，它深深感动了一颗19岁女大学生的心。为了表达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他的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走了回去。一个晚上，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

却一直没怎么看，七年才看三四个话剧。

昨天突然意识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去弯一下腰，多么地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19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口味。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不是因为这个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

干一行，恨一行

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干一行，爱一行。

我被吓着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呢？我，我自己，简直是干一行，恨一行。

比如做学问，以前远看时，就觉得这事多优雅多清高啊。坐在烟雾缭绕的书房里，紧皱着眉头读那些没什么用的书，用具有游戏精神的“无意义”去抵抗毫无游戏精神的“无意义”在所有种类的精神病中，无疑这是最纯洁的一种。可是近距离接触以后，发现这事一点不优雅不清高，一条工业流水线而已。不过人家生产出来的是家电是饮料，我们生产出来的是书籍是文章。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还可以用来给别人穿给别人吃，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是用来给自己评职称而已。

我还在电视台实习过。1998年的夏天，我，还有露同学，去电视台的某栏目实习。任务是圈新闻选题，就是拿着一堆报纸杂志还有读者来信，挖掘“线索”。我就记得，每天从人大去电视台的公共汽车上，我都无比沮丧，想下车，想回家。每天早上，露同学都要花费大量口舌才能说服我跟她一起去上班。后来我就不去了。后来她也不去了。

我还做过促销、家教、兼职的行政工作……它们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难以忍受，一个比一个更像大街上那些美女的背影，从后面看那么美，可是一转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我不喜欢某个工作，可能是那个工作的错。可是如果我不喜欢所有的工作，那是不是我的错呢？当然我可以从批判现代分工体系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为了给自己的乖戾一个动听的名目，不惜佯装成新马克思主义者。啊不，因为那又是一份工作。

现在，为了生计，我不得不继续“做学问”，按说是个不错的职业，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有的时候，尤其是坐在“学术会议”当中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特别想尖叫。

我经常幻想那些更适合我的工作，我能想到的包括：话剧导演、熊猫饲养员、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研究大脑的科学家，给外星人当间谍……可是，我多么了解自己啊。那个清醒的我只想对那个想入非非的我说：同学，千万别从背后拍美女的肩膀，她会回头的，她真的会。

有时候我还暗暗地嫉妒那些家庭主妇。但是当有人自告奋勇说：你不用工作，我可以养你啊！我又嗫嚅起来，我虚荣心这么强，怎么能忍受当家庭主妇。

于是我嫉妒那个可能的自己。

再说了，既然干一行恨一行，我敢打赌自己会飞快地就会恨上家庭主妇这一行。

为了论证工作的必要性，一个朋友说，Every living is obliged to earn his living. 每一个活着的事物都有义务去养活自己。这说法多么正确，但是对于我，对于那些热爱趴在草原上晒太阳的狮子，对于那些已经两个月没有吃上任何东西的企鹅，又是多么的无情。

谢谢收看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都睡觉去了。只有我，一个人，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

我只好恋恋不舍的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片啊？我思绪翻滚，我想说我看了这个，我想说我看了那个，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是相对贫困的，还有很多家庭买不起电视，造成很多家庭间的电视移民；第二，一个小朋友是先学会念字后学会理解它的含义的——她也许已经能够拼读谢谢收看四个字了，但是她不知道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像她被强迫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第三，小时候的我，非常热爱看电视。

后来通过我的两个小侄子，我看到了儿童看电视的那种眼神。那个闪亮的方盒子，像个巫师一样在发功，而他们则像被催眠了一样，灵魂一点一点被吸走。目不转睛、目不转睛、目不转睛。你往他们的左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右边一偏，你往他们右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左边一偏，甚至没工夫跟你交涉你所站的位置是否合理。动画片当然最好，但是古装电视剧也行，甚至经济台的生猪市场价格变动都能看得下去。啊，关键是整个美好世界在那个盒子里色彩缤纷地一闪、一闪、一闪。

初中时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候。那时候，为了学习，为了争当三好，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一这个变态的哲学。灭人欲的表现之一当然是消灭一切恋爱的细菌，将一切男生给我抛的媚眼写的纸条，以及我对一切男同学产生的情绪波动都毫不犹豫地扼杀在摇篮中，并踩上一万只脚！表现之二就是用非常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穿着打扮。披头散发是不行的。高跟鞋，那简直骇人听闻。超短裙？我30岁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有一天王勇琴披着头发来上学，我当场质问她为什么不梳辫子，她说她中午洗的头发干不了，我简直气愤填膺，你就不能早点儿洗头或者晚点儿洗头吗？你为什么要中午洗头呢，骗人！肯定是骗人的！

啊！21世纪的青年们原谅我吧。那时候我想在一切动词前面加上“秋风扫落叶般地”这个状语，那时候我的床头还贴着一个小标语，叫“战胜自我”。一个少女被她所处的时代都给逼得在床头贴出“战胜自我”了，那不但是可原谅，甚至是可心疼的吧。

“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重大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我不需要爸妈告诫我不要看电视，也没有学会用这件事作为砝码去讨价还价得到一些东西（真是太缺乏生意头脑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落入书桌前。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变态题之后心满意足地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在如泣如诉地上映．我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星星知我心》那个感人的妈妈有5个小孩，分别叫秀秀、东东、弯弯、佩佩、彬彬，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佩佩”，因为她的名字用台湾腔念起来是那样的，佩——佩——。另外我还知道它的主题曲是那样的：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啊，不对，那个是《昨夜星辰》。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变态哲学导致自己错失了多少东西。上大学以后，在别人都能够搞清楚刘雪华、林青霞、吕秀菱都演过谁谁谁，以及萧峰令狐冲韦小宝都出现在哪部电视剧里时，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我就这样错过了通过电视剧接受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正确的恋爱观教育以及八荣八耻道德观教育的机会。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我的电视时代就这样中断了，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一断就是八年。期间电视上再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隐约看到刘蓓、张国立、徐帆等人不停地在电视上晃。噢，对了，还有“小燕子”风暴。一群疯疯癫癫的男男女女穿着古装在电视上或发嗲或咆哮，对于当时已经暗暗自诩文化精英的我，真是风乍起，吹皱一身鸡皮疙瘩。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呀，不就是个“武林至尊”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了，这么多演员了，还没分出高下啊。别打了，都热兵器时代了，各个门派提高一下研发经费好不好。再说这些长衣飘飘的美男美女整天在山水田野——也就是江湖上——马不停蹄地奔跑，到处搞串联，不用上班啊，不用交税啊，福利国家啊。

等到2000年末，在一个纽约的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每个城市，纽约，芝加哥，迈阿密，洛杉矶，都有自己的破案系列，每次节目都以发现一具尸体开始，以人民警察光荣破案终了。当然了，美式疑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嚎啕”片段，而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疑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嚎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美式疑案剧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人人都似乎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像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我就不信了，死成那样还面无表情？头给锯下来还给劈成了两半了，装得很辛苦吧。

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好看的情景喜剧包括（排名分先后）：Seinfeld；That 70s Show；Will and Grace；Everybody Loves Raymond；Simpsons Two and Half Man……排在最后的，就是那个最流行的Friends。有一个据说很好看的动画情景喜剧叫South Park，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怎么看到电视上演。最好看的脱口秀是Jay Leno和Connar O'Brien。还有几个据说很有名的脱口秀比如Stephen Colbert之类，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太左了，我这个反动派实在看不下去。老是抓着布什不放，既没有新意，又安全无比，柿子专找软的捏，太没劲了，有本事你骂奥巴马试试看！

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地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冠军决赛还好看。前一段有朋友给我发周立波的单口相声视频，说是特别好玩，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中国人真可怜，这不让说，那不让讲，一会儿有关部门很生气，一会儿广大群众很受伤，那么一点蹑手蹑脚的小玩笑，大家就迫不及待奔走相告了。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嚎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的故事无色无味无盐无糖。怎么说呢——我从来不能坚持连续看10分钟以上，所以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聪明也是真聪明，可是特别特别残酷！连我这么邪恶的人，都看不下去。而且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大大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英式幽默比起美式幽默，那是要颜色深很多，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是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nora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中国的贩卖儿童业现状，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好在还有《老友记》，我在英国的两年里，BBC 4+1在重放美剧《老友记》。这个曾经在我的排名中名列最后的情景喜剧，在与自己的竞争中一举跃为第一名。每天晚上6-7点，Rachel，Phoebe，Monica，Ross，Joey，Chandler准时出现。6-7点大约是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老友记》。其实我也不总在看，有时候就是开着电视，让欢声笑语充满公寓。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汉武大帝》、《雍正王朝》、《新少林传奇》、《少年包青天》、《可爱的你》、《潜伏》……每年回家，发现嚎啕的还在嚷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一个新现象是近几年突然涌现出许多歌颂“我军官兵”的电视剧，我想这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百思不得其解之后，而我家的电视基本上永远是停留在中央二台，我不看电视剧不看综艺节目不看时政新闻就看看经济新闻总可以吧。当然有时候我也看看新闻联播，我主要是想研究研究我国的“领导排坐学”、“领导表情学”、“领导视察学”等领域近年有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作为文化人，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第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往哪里投放呢？第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第三，在他们想通过骂人来建立智力优越感的时候，怎样迅速找到大规模的傻叉呢？（画外音：网络）第四，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特别粘人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

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良莠不分，来者不拒，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Alice

我到美国六年，一直没有一个英文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好意思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感觉像是去割个双眼皮。

如果非要有一个，那就叫Alice吧。

Alice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外国女孩名字。那个时候，每一课的结尾，学了生词以后，老师要教几句对话。汤姆说：What's your name? 爱丽丝说：My name is Alice. 汤姆说：How are you? 爱丽丝说：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最喜欢的歌手Tom Waits有一张专辑，就叫《Alice》。Alice那首歌里写道：And the tears on my face/and the skates on the pond/they spell Alice/I'll disappear in your name/But you must wait for me/somewhere beneath the sea. 还有我喜欢的另一个歌手Karen Ann，写过一首歌，叫Song of Alice。好像一个歌手想象一个优美的女性时，就会叫她Alice。而这个叫Alice的女孩，在歌里总是远远的，小小的，在你看清之前就转身消失。

奇怪的是，我在生活里一个Alice也不认识。在美国我认识无数的Jeniffer，无数的Julia，无数的Caroline，无数的Monica，但是我一个Alice也不认识。仿佛是全世界团结起来，保护我对这个名字的想象力。我最熟的那个Jeniffer笑的声音很难听，Julia太胖，Caroline性格沉闷，Monica是个女铁人。但是，我不认识任何Alice，所以她完美无瑕。

当然Alice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象”。电影Closer里面，美丽的波特曼小姐扮演的那个角色就叫Alice，如果Alice必须对应一个活人的形象，那她就应该长成波特曼那样。

哦，对了，怎么能忘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曾经感动过某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曾经感动过我。你能想象吗？一个总是忧国忧民、挥斥方遒的男人，私下里热爱一个童话故事，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Alice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人们最纤细的、最缤纷的想象力。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有种改名换姓的冲动。人的一生为什么一直要叫同一个名字呢？这是多么没必要。因为刚搬到波士顿，昨天碰见一个新邻居，自我介绍的时候，费半天劲，她就是念不对我的中文名字。我突然不知哪冒出来的勇气，说：Call me Alice, then.

就这样，在邻居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了那个盒子，并且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一个12岁的小姑娘，偷出了妈妈的化妆品，把脸蛋涂抹得惊心动魄，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却觉得异样地熟悉。

老张、亦文和蚊米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亦文。我们都喊他老张。其实他也不老，就三十。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本来呢，这样的人，在美国，都应该被喊成James Zhang之类的。但是我们叫惯了老张，他也就听惯了。这让我暗暗地对他有一点同情——如果有谁喊我“老刘”，我肯定很受伤。因为如果都被喊成老刘了，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个老什么什么的，让人联想起某县某局某科的科长，而且是副的，一辈子也没扑腾起来的那种。哪见过有点前途的人被喊成老什么什么的，会有人叫张柏芝“老张”吗？会有人叫张朝阳“老张”吗？所以说，如果“诗意”有一个反义词，那就是“老张”；如果“希望”有一个反义词，它也是“老张”。

但是我说的这个老张倒也不介意。仔细想想也是，他做的很多事，挺像一个“老张”才能做的事，比如他吃饭特别快，还把袖子捞起来；他特别快地吃完饭后，会说：今天我请客。再比如，他会使以下的句子听上去特别顺口：

“老张，我要去中国城买很多东西，你帮我去扛吧。”

“老张，今天有个哥们欺负我，你帮我去揍他一顿吧。”

总而言之，老张对“老张”这个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进行了发挥，使老张这个词中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我和老张，是很暧昧过一阵的。有一段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一聊就到深更半夜．谈人生。谈理想。谈鸡毛蒜皮。我也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拒绝成为“老刘”的人，和一个资深的“老张”，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聊。

“你别叫我老张了，叫我亦文吧。”有一天，老张突然跟我说。

“好吧，老张。”我一哆嗦，答应了下来。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喜欢你。但是，作为老张，他无法说出这么诗意的话，于是他用一个极其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个委婉的方式就是：叫我亦文吧。

老张是不可能谈恋爱的——顶着“老张”这个词的人，顶多可以来个“中年丧偶，觅体健貌端的中年女子一名”，但是亦文可以。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和我恋爱，必须先把“老张”这个词从我嘴里扼杀了。但是我积重难返，喊不出亦文。而且，亦文，多酸啊。再说了，“亦文，你帮我去中国城扛东西吧”，听上去就不太对劲，是吧？“亦文”后面应该跟的句子是：“亦文，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或者，“亦文，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忘记你”云云。总而言之，我们这些穷光蛋的饭桌上需要一个老张，而“亦文”最好还是滚回琼瑶阿姨的小说里去。

但是我又不忍心让老张失望。当我意识到张亦文恋爱的希望，与他的“去老张化”休戚相关，我就更觉得不忍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只有焦虑地在“喂”、“哎”、“嗨”之间颠沛流离。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一只蚊子被拔掉腿之后，变得像一粒米，也就是“蚊米”。

我突然茅塞顿开，“蚊米”，就是它了。

我和张亦文谈判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服了他，让我叫他蚊米。我的大意是：虽然蚊子不是很可爱，但是没有了腿的蚊子就不一样了，它变得像一粒米，而米是很可爱的东西，所以蚊米也是很可爱的东西。我说了很久，说得天都黑了。张亦文看着口干舌燥的我，起了恻隐之心。他哭丧着脸，好像自己的四肢给拔掉了一样，说：好吧，蚊米就蚊米。

而我，则高兴得要死。蚊米多好啊，在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距离。如果他是“老张”，那我就不能进；而如果他是“亦文”，那我就不能退。但是，现在好了，他变成了蚊米，既可以去中国城扛东西，又可以从地平线上诗情画意地升起。而且，下面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合理：

“蚊米，我要去中国城买东西，你帮我去扛吧。对了，现在街上百合花卖得特别便宜，你知道吧，蚊米？！”

我爱“饭扫光”

以前跟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当她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可以吃什么什么，就心花怒放地蹦了起来。我说我怎么来到美国之后，从来不会为某一种吃的东西兴奋到这个程度呢？事实上，当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要吃什么什么，只会翻一个身，更沉地睡去。

大多数人到美国来之后，都能或多或少地适应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比如，开始爱吃比萨饼、三明治、意大利通心粉、奶酪。只有我始终保持着爱国主义的胃口，对祖国的饮食怀抱从一而终的坚贞。这就导致了我要么可吃的东西极少，要么就得自己动手做。由于懒，也由于以前说过的厨房问题，我一个星期也就做一两次饭，而其他时候，就跟流浪猫似的，逮着什么吃什么，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到吃饭时间，就端着空空的饭碗，遥望祖国的方向，脑子里翻滚着水煮鱼、麻辣烫、香辣蟹等等美丽的名词，喉咙里却不断地咽着痛苦的口水，完全可以说是饮食界的文天祥。

当然，这种状态是在我邂逅“饭扫光”之前。而自从认识了“饭扫光”之后，我在美国的吃饭生涯，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事实上，我在美国的饮食生活，完全可以划分为“前饭扫光时代”和“后饭扫光时代”，与饭扫光的相遇，可以说是我吃饭历史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饭扫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能让你把饭一扫而光的辣酱。与一般的辣酱比，她比较有“内涵”，里面有蘑菇、萝卜干、大头菜或者干笋等等。

她的辣，不像阿香婆那样杀气腾腾，而是辣中带点香、带点鲜、带点风骚。如果说阿香婆的辣，是一个大老粗站在一栋居民楼底下大喊“安红、安红，我爱你”，而饭扫光的辣，则是张靓颖小姐的海豚音，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还有那么一点摄人心魄的震颤。

我已经不记得我初识“饭扫光”时的浪漫情形了，重要的是，从那以后，但凡我去flushing，第一使命就是摘到几瓶“饭扫光”。自从有了饭扫光，我的饭碗就找到了爱情。一般我会在冰箱里储备一大锅饭，到吃饭时间，挖出几勺热一下，然后，噌，从冰箱里掏出我的宝贝饭扫光，顿时，我的房间蓬荜生辉，而我也在饭扫光的感召下，一个猛子扎入我的大白米饭当中。等我再把头从空空如也的饭碗中抬起来，这个世界已经因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变得温情脉脉。

虽然如果我妈知道了这个画面，肯定心疼不已，对我来说，这却是美国给我的最好的回忆之一。每当我为论文、为爱情、为事业、为工作、为前途而焦虑不已时，我知道，几个小时后，我的餐桌上，会有一瓶熠熠发光的饭扫光。在这异国他乡和被我过得一塌糊涂的生活里，饭扫光就是我的兴奋剂，我味觉里无穷无尽的小魔术。

这一段时间因为忙，没有时间去flushing，所以饭扫光已经坐吃山空。大约有两三个月，我吃饭的时候，没有了饭扫光。好在有蚊米！蚊米同学昨天去中国城剪头发，顺便帮我完成了买饭扫光的光荣使命。他一口气买了4瓶，一把推到我的面前，我无语凝咽，感动地说：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蚊米说，不用谢。我一把推开他，说，不是谢你，是谢谢饭扫光。

如果你现在来我家找我，你会看到桌上有半瓶饭扫光，桌子的旁边，沙发上，一个女人幸福地倒在那，面前放着3瓶还没有开启的饭扫光。以后她要是死了，每年清明节也别烧什么纸钱送什么鲜花了，上坟的时候，别忘了捎上一瓶饭扫光，最好是带野香菌的。

纽约客

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翻出一大叠《纽约客》。其实订的时候根本没怎么读，以后就更不会读了，所以决定全部扔掉。

气喘吁吁地把它们扔到垃圾室以后，犹豫片刻，又顺手捡回来两本留作纪念。想着老了以后，翻到这本杂志，可以猛然想起：哦，原来我还在一个叫纽约的地方住过。而且一住六年，24岁到30岁，说起来也算是一个女人的白银时代了。

出国之前，美国的朋友曾来信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做一个世界主义者，我们别无选择。

后来我来到了纽约。

这个星球上，可能没有比纽约更“世界主义”的地方。这是一个有钱人一掷千金的城市，也是年轻而贫困的艺术家们背井离乡来寻找梦想的城市；一个给钻牛角尖的考古学家们提供博物馆的城市，也是一个给生计无着的墨西哥移民提供洗盘子工作的城市；一个联合国政要们开会的城市，也是一个混蛋们喝啤酒打架的城市；一个可以在一个角落里买到中国的阿香婆酱，而在另一个角落里卖掉全世界最昂贵的手表的城市；一个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的城市。总而言之，纽约就好像一座跨寒温热带的森林，所有种类的昆虫、蘑菇，参天大树都可以在其中成长，只要你的生命力足够顽强。

作为一个政治上六亲不认的人，我热爱这政治上六亲不认的城市。

时不时有朋友抱怨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纽约，又脏又乱又差！

脏乱差，当然是真的。但纽约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场永恒的狂欢节：永远有音乐会、画展，摄影展、电影节、示威游行、政治会议、学术讲座在进行。一个被定格在文化爆炸状态的城市，不脏不乱就奇怪了。

正是因此，这个城市的神奇不是看出来的，而是探索出来的。一个人可能去过一百遍帝国大厦和自由女神像，但仍然不知道纽约意味着什么，因为纽约不是一幅老老实实挂在墙上的画，等着你品评。它更像是一个邀请你加入舞池的女郎，要体会她的美和激情，你必须也要学会跳舞。

跟闹同学通电话，说起离开纽约伤不伤感的问题。我说我现在太忙了，没时间伤感。

事实是，我一直趴窗前，迫切地等着伤感像一场暴雨一样降临呢。伤感像暴雨一样降临之后，我就会跑到暴雨中淋成个落汤鸡，重感冒，发烧，昏迷。问题是，左等右等，都等几个月了，暴雨就是不降临。我姿势摆了这么久，它那边相机就是按不下去。算了算了，该干吗干吗去。

跟某同学说：我50岁的时候要回哥大教书。

他说：那中间呢？

我说，中间要去中国解决一些江湖上的恩怨。

他笑，我也乐。我50岁的时候，要风度翩翩地走在哥大的主干道上，头发灰白，满腹经纶，从我身旁经过的人，都觉得如沐春风。

到那时候，我希望Mill Korean还在，我可以去里面吃辣豆腐泡饭。希望cafe swish也在，因为我50岁的时候肯定还爱喝珍珠奶茶。Riverside Park肯定跑不了了，我要带我儿子去那散步，我儿子，阳光明媚，健康而优美的一个小伙子。

进不了哥大进NYU也行，NYU进不了去CUNY也行，实在哪都进不了，也没关系。50岁的时候，我将如此风度翩翩、满腹经纶，作为一个资深世界公民，纽约就在我两鬓的斑白里。

要不怎么伤感不起来呢？

那天拿个古老的相机，里面有一卷黑白胶卷。我在哥大附近咔嚓咔嚓地拍，准备把这一带所有“有纪念意义的地方”都照下来。比如，恩华家门口，比如Nausbaum and Wu Café那个靠窗的座位，比如Butler library五楼的那个阅览室。吭哧吭哧地把所有的回忆都网罗进相机以后，我喜不自胜地取胶卷，准备洗出自己的劳动成果。

结果，忘了倒胶片，一开相机盖，所有努力，功亏一篑。

大约这是上帝的又一个信号：你不需要回忆，这个城市已经溶进你的血液里。如果纽约客的真正含义是地界公民，那么，在来到纽约之前我很可能已经是个纽约客，离开纽约之后，仍然会是。

与崔健有关的日子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找老公要出一套“资格考试题”，除去人品、肌肉、三围、腰包等等基本题以外，有两道题是必考题，第一，您热爱某伟大领袖吗？第二，您热爱崔健吗？如果对第一道题持肯定态度的，对第二道持否定态度的，我虽然尊重你的志趣，但为了世界和平，咱们还是不要凑到一起过了。可以看出，我对崔健的热爱，已经上升到一个原则的高度，和政治面貌相提并论。

事实上，我的早恋，就和崔健有关。当时隔壁班一个男生已经给我暗送秋波好几年了，我完全无动于衷。后来他出了一个奇招，搞摇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观，在放学的路上，我和女同学在前面走，他和几个哥们在后面猛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据说有一次生生把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吓哭了。直到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班教室，看见他在演唱《解决》，而他一个哥们在朗诵《岳阳楼记》伴奏，我太震撼了。我想这个世界上在背诵一国两制的含义和做解析几何题之外竟然还有种叫做摇滚的东西，在高考之外还有音乐，在江西之外还有北京，在小虎队之外还有崔健，在字正腔圆之外还有乱七八糟，这事我一定要探个究竟，于是头脑一热，加入了早恋队伍的行列。

之后的那段时间，我彻底坚决地抛弃了小虎队、草蜢等这些小儿科的靡靡之音。一下子就从一个无知少女登上了文化先锋的高峰。虽然由于声线、性别等原因，我没法亲自演唱崔健的歌，但是我的房间里，一天到晚放的都是“现在的问题很多，可是多不过那看不见的无穷欢乐……”，我妈偶尔进来干家务什么的，就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笑而不答，轻蔑地想：摇滚，你懂吗你？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只听崔健。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能对张国荣、梅艳芳的歌倒背如流，而我不能，就是因为我的整个青春时代只听崔健。听到对每一首歌的第三秒钟是什么，第五十五秒钟是什么，第三百二十四秒是什么，比对自己身体上有几颗痣还熟悉。张国荣、梅艳芳什么的，我只是在宿舍的收音机里听过，一盘磁带也没收集过。不但自己不收集，对那些收集的人，还不屑一顾，心想：放着好好的红烧肉不吃，去吃那些白菜叶子，切。现在回头想想，太偏激了。但又转念一想，不偏激的，那肯定不是爱。

其实那时我到底爱崔健什么呢？想来想去，大约就是喜欢他歌中的肾上腺激素。像我这样，从小到大被迫害成三好学生的人，体内得积压多少无家可归的荷尔蒙啊，而崔健的歌，就是荷尔蒙的团支部，就是荷尔蒙的党组织。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别人的歌都是花拳绣腿，而他的歌是九阳白骨掌——一掌劈下来，就让那个不痛不痒的世界粉身碎骨。

对此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盒子》那首歌。当年《红旗下的蛋》那盘刚出来时，《盒子》这首歌歌词是没有登出来的，因为太反动了，算是荷尔蒙的这个党支部对反荷尔蒙的那个党支部的一次暴动。但是，我当时就是喜欢这个歌里的那股劲，愣是挑灯夜战，把歌词一个一个从崔健那含含糊糊的歌声中抠了出来：“回去，砸了那个烂盒子／回去，撕破那个烂旗子／告诉那个胜利者他弄错了／世界早就开始变化了”。

《红旗下的蛋》出来之后，崔健的粉丝明显减少。大多数的人都说：现在的崔健不如早期的崔健了，大家还是喜欢那个唱《花房姑娘》的崔健，那个唱《一无所有》的崔健。其实我的看法完全相反，正是从《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才真正成了一个文化英雄。之前的花房姑娘之流，还是流行音乐和摇滚之间的一个过渡，还没有摆脱讨好小资的情结，之后就彻底摇滚了，就是“向着牛B的道路狂奔而去了”。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一意孤行，开始超越肾上腺激素。从内容上说，他的歌声不仅有宣泄和抒情，还开始有了责任感，从音乐元素上说，他开始更多地选择更有冲击力的但很难复制的说白。对于那些还想拿着他的歌当下酒菜，唱卡拉OK的老粉丝来说，崔健这种选择无疑是一种背叛。对于把摇滚仅仅理解为“唱歌”的人来说，再也不能跟着唱“一二三四五六七”了，真着急。对于试图在摇滚中被娱乐被安慰被抚摸的人来说，崔健不灵了。他不安慰你。他挑衅你。

我想发展自己

我想改善环境

可你劝我撒泡尿好好看看自己

你说别太较劲了，你说别太较劲了

你说如今看透了琢磨透了但是不能说透了

瞧你丫那德行，怎么变成这样了

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

如今刚过几天，你刚有几个钱儿

我看你比世界变得快多了

要不就是露馅了……

而他对爱情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充满了自得和自恋，“我想知道你长得美，但不想知道你到底是谁”，现在呢，“你的小手冰凉，像你的眼神一样，把那只手也给我，把它放在我的心上，检查一下我心里的病，是否和你一样”。多么的柔情似水，多么的摇滚。

我后来的一个男朋友，嗓子跟老崔也有点像，也喜欢崔健。那时候他在北大，我在人大，我们经常从北大西南门往人大西门来回骑车。深夜的大街上他大声唱：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

“如果我疯了”这句歌词真带劲，真适合两个有志青年在大街上边骑快车边大声歌唱。对于有志青年来说，发疯是多么灿烂的事情，简直是义不容辞。

2002年的时候，崔健来纽约演出一次，我去听了。音乐一响起，我就泪流满面。好像多年没见的亲戚在生离死别后重逢似的。我的整个青春仿佛麦田一样随他的歌声摇摆起来，金灿灿的。当时我就想，老崔啊老崔，你都四十了，我也直奔三十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我心里，还那么温暖，谢谢你。

其实我现在都不怎么听崔健了，虽然他的CD、磁带都收藏着。长大的我，音乐的口味终于开始变得宽容，终于知道正如在小虎队之外还有崔健，在崔健之外也还有别人。但是回望自己的青春时，崔健是多么重要啊，堪称独树一帜。一个只有一国两制的含义和解析几何的青春会是多么缺乏诗意。是他，这个摇滚青年中年老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声摇滚，离经叛道地摇滚，让一个在高考荒原上跋涉的女中学生，在一口很深的井底，猛然抬起了头来。

开头

王小雨在邮箱里看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点开却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个图片附件，再点开，是一张照片。她自己，刚才，半个小时前，在卫生间洗脸。照片上，她正在往脸上抹洗面奶。没错，她自己。王小雨尖叫一声，好像鼠标烫手似的，把它给砸了出去。

别奇怪，这是我编的一个小说的开头，恐怖小说。

我喜欢编小说的开头，而且仅仅是开头。

以前在某论坛文学版写东西的时候，经常有些写手写了几截开头然后不了了之，遭到读者群众的痛骂。其实读者不明白，写一个小说就像经营一场婚姻，开始是靠爱情，后来是靠毅力。有些人不堪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于是趁早离了婚。

某个片刻一个人被表达欲击中，那个表达欲新鲜、强烈、浓郁，像一只红光满面的苹果，非常挑逗地坐在那里，让人忍不住伸出手去。但是很多时候，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发现其实不饿，或者这苹果根本不好吃。事实上大多数小说除了开头也乏善可陈，新鲜、强烈、浓郁的感觉被消耗了之后，剩下的只是强迫症。

长期一个人独居异国小镇，我发明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方式，比如自己给自己编故事。走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看着对面那个人，我就想，他现在的样子，可以作为一个小说的开头。或者看着超市里一个挑水果的老太太，我又想，她现在可以是一个小说的开头。然后渐渐地，满大街走来走去的，满屋子坐着的，都是小说的开头。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纸团，被捡起来，被展开，文字凸现出来，被一个低音给念出来。渐渐地，那些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小的陌生人都变得有声有色，明明什么都不是，却显得像那么回事。

王小雨很生气，因为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但是王小雨还巴结人家。妈妈对刘阿姨说李思思不漂亮但是王小雨还巴结人家的时候还哈哈大笑。4岁的王小雨坐在一旁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大喊一句：李思思最漂亮了！

这是一篇儿童故事的开头。下面是一篇色情的开头：

干完王小雨就后悔了，她盯着发黄的天花板想，我这是何苦呢，如果我15岁就跟人上床了，或者如果我65岁还没有跟人上床，那我都是英雄，可是我他妈28的生日急急忙忙随便找了个人给解决了这叫什么事啊。不就是个舆论压力吗，不就是个社会吗，多贱啊，靠。

当然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头：王小雨热爱编造故事的开头。她的计算机里，堆满了故事的开头。她也不催自己去写完它们，事实上她根本没想过去写完它们，就那么搁着，有时候想起来就去添一节，有时候干脆又另起一个开头。这些开头，就像无数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在她的脑子里乱滚，滚到角落里，慢慢地腐烂。葛明说你怎么这样啊，光下蛋不孵小鸡啊。王小雨说要孵小鸡干嘛，你知道吗，美好的秘诀就是速朽。

1路地铁

多年以后，离开纽约之后，想到纽约时，我会想到什么呢？也许只是自己站在1路地铁边，呼啸的火车飞驰而过的那一刹那，情不自禁闭上的眼睛。

1路地铁很破。轨道上到处是垃圾，如果有雨水堆积，就臭烘烘的，老鼠们大摇大摆地在轨道边散步。可就是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地铁，和我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它是我从我家到市内去的唯一地铁线。

乘坐着这唯一的地铁，六年来我分别去第5大道或者34街逛街，去中国城买菜，去42街看好莱坞大片或者film forum看文艺片，去故乡味或者朵颐吃川菜。

我可不仅仅把它当交通工具的。任何一个有一百年历史的事物，怎么能仅仅是工具呢。那些破破烂烂的站台上，有过多少故事啊。情侣电影院散场之后的辩论，小男孩深夜初吻之后的激动，外地演员试镜失败后的沮丧，一群女孩去万圣节化装舞会路上的快乐，老太太在人群当中的慌乱。仔细看的话，人群之中有伍迪艾伦，凯鲁雅克，约翰列农，布鲁博格，和更多想成为伍迪艾伦、凯鲁雅克、约翰列依、布鲁博格但是没来得及成为他们就已经老去的人。那么多梦想和它们腐烂的气息，任何一个有一百年历史的事物，怎么能仅仅是工具。

If only those rails could talk.

很多人讨厌1路地铁的脏乱差，但是崭新和丰富之间，只能二选一。一个破破烂烂的地铁，就是一部还没有被篡改的历史，所以它的破烂就是它的贞洁。在崭新和丰富之间，只能二选一。

刚来纽约的时候，坐地铁我竟然迷路了。大半夜的，我忘了自己应该从什么车倒到什么车，急得都快哭了。后来看到一群穿黄色背心的地铁工人，就问了他们。他们多么耐心啊，就像传说中的工人叔叔，给我比划来比划去，最后给我带到了1路地铁上。

还有那些人，那些1路地铁共和国的同胞们。14街下车的，艺术家；42街下车的，外地来旅游的人；66街下车的，艺术爱好者；86街下车的，小白领；116街下车的，大学生；135街下车的，穷人。这一路越往下越穷的劳动人民，大热天戴草帽的黑人，没来得及涂口红就出门了的中年妇女，举着Voice体育版在阅读的老头儿，脸上全是一副劳动人民热火朝天生活的表情。

Sex and City中，那四个美女似乎是从来不坐地铁的。她们的裙子太漂亮了，她们的鞋跟太高了，她们会被地铁里的老鼠给吓坏的。

有一天半夜睡不着，想不出还有什么自娱自乐的方式，就起来去坐地铁。1路上车，42街倒Q，一直坐到了头。那个晚上，我发现，每一个车站个性都是多么不同啊，有的明亮，有的昏暗，有的苍老，有的鲜艳，有的倦怠，有的振奋。白天，人多的时候，都被人群匆忙的脚步声给掩盖了，晚上人烟稀少的时候，所有这些车站，都活了过来，像一群姿态各异的风尘女手，路边站成一排，打量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半夜四点，终于坐到了终点站Coney Island。车站很大，空旷，安静，几个流浪汉趴在长椅上睡着了，但是我异常清醒。惨白的日光灯下，我听见自己脚步声的回音，看见银色的火车趴在轨道上闪闪发光。那一刻觉得自己，这个精神紊乱半夜四点出门坐地铁的女人，和这个世界亲如兄妹，达成了某种和解。

甜蜜的恐怖

我爱看恐怖片，越恐怖的越好。

每次好莱坞出来一个新恐怖片，我就变态地跟某人欢呼：我们去看吧！我们去看吧！我还经常置各种正事于不顾，猫在网上看恐怖小说。《异梦》、《大地的谎言》、《绝念》、《门》……你要跟我说结婚的好处是感情有所寄托生活上相互扶持可以生养孩子，我都不为所动，但是你要跟说结婚的好处是半夜看恐怖小说不用害怕，我就会觉得，是啊，很有道理啊，结了婚的人真赚。

但问题是，我其实特别胆小。昨天我家客厅冒出一只飞蛾，它往低处飞时，我就吓得跳上沙发。它往高处飞时，我就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我举着一本杂志，顶着一身鸡皮疙瘩，气喘吁吁地与飞蛾周旋了半个小时，直到飞蛾实在受不了我了，一头跳进落地灯的碗状灯罩里自杀身亡。

那么，我为什么爱看恐怖片呢？事实上，为什么任何人会爱看恐怖片呢？平时，我们看到牙医拿个小钻子向我们走来都吓得瑟瑟发抖，但是我们愿意花10美元去电影院看变态拿着电锯去嗞拉嗞拉地锯人头。

想来想去，只有两条：第一，刺激。第二，无害。

但是，我们为什么热爱无害的刺激呢？我的理解是，作为动物的人热爱刺激，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又渴望无害，所以，屏幕上的血腥就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无数恐怖文艺创作者，本着兼顾刺激与无害的原则，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刺激而又无害的恐怖作品，用塑料鸡、塑料鸭喂养着我们体内的野兽，让它吃饱喝足，变得甜蜜而安详。

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在恐怖作品里的读者和观众，我发现其实恐怖作品的创作都特别公式化，主要是要把握下面几条规律。第一，首先要有人莫名其妙地相继死去。第二，然后有历经恐怖的人三缄其口，每当有人问起就脸色大变或者干脆死去。第三，同时要有一座疑云重重的恐怖房子（旅馆、监狱、街道、坟墓、教堂、山洞），这个房子里藏着一个年代久远的冤情。第四，那个涉及此冤情的人要么变态，要么变成鬼，作出一些非常嗜血的举动。第五，要有一个貌似坏人的人但肯定不是坏人，要有一个貌似好人的人但肯定不是好人。第六，好人一定要死到只剩下一两个人，一般是一对男女朋友，一般都长得比较漂亮（最近也出现了所有人都死光的创作迹象）。第七，当悬念铺得太大，一切无法得到解释的时候，要么借助“暗示”、“幻觉”等超自然现象来解释它，要么干脆就不解释了，憋死读者去。

总之，只要掌握了创作规律，创作恐怖文艺作品，一点也不难！

当然，恐怖作品的公式化，并不意味着恐怖作品再也没有了创作余地，在以下问题上，你还是可以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相继死去的人是怎么死的？那个恐怖场所是个什么场所？冤情是什么冤情？嗜血者是人是鬼，其变态方式有何独特性？等等等等。根据作者的个人偏好，可以将恐怖作品创作成色情恐怖作品、科幻恐怖作品、警匪恐怖作品、文艺恐怖作品等多个类型。总之，没有最恐怖，只有更恐怖。

比如我昨晚看的那个恐怖片Hostel，它就是通过对酷刑不遗余力的展示，在变态方式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里面有一个镜头，有一个被施刑的女孩眼珠给挖了出来，垂吊在她的脸上，而另一个她的同伙，为了减轻她的痛苦，生生拿个剪子把那个眼珠给剪了下来，而这一切都是在特写的镜头中缓慢完成的。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吃饭时不介意谈论大便的女强人，看到那一幕，也感到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就在那一刻，我也开始怀疑，为什么我要交了钱，坐在这里，让一个导演这样挑战我的极限。我仿佛看到导演在得意洋洋地嚷：不敢看了吧！终于不敢看了吧！我对这个如此具有攻击性的导演感到非常生气，于是，我坚持目不转睛。我使劲瞪着银幕，瞪着瞪着，就觉得那位导演大爷在银幕之后渐渐体力不支，偃旗息鼓，垂头丧气地收工了去。

非正式疯狂

终于逮着一点时间去查尔斯河旁边转了转。

查尔斯河边跟我在纽约时家门口的河边公园有点像。绿草如茵，美男美女跑步锻炼身体，风景非常地明信片。

天还没有冷下来，真好。

但是有种预感，觉得气温随时随地可能自由落体地降下来，所以每天早上起来，都有隐隐的焦虑，觉得冬天是潜伏的牙疼。

坐在椅子上发呆。左边是一片薄薄的月亮，右边是金光四射的夕阳，后面一群叫不上名字来的鸟类，前面是绵绵的波浪。生活多么美好，万事俱备，只欠一个老公两个儿子一条狗。

然后开始发呆。发呆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这事跟吃冰淇淋一样甜蜜。

昨晚从电视上重看了一遍Annie Hall，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断是Annie对Woody Allen说：You're in capable of enjoying life. 突然意识到Woody Allen其实跟Seinfeld里面的George很像。缺乏安全感，恶毒，偏执狂。

怎么任何东西走到极端看上去都像是智慧呢。

也许虚无主义只是笨蛋故作聪明的姿态。

然后又想到刚才听的一个讲座。又想到周五跟那谁吃饭。周六那谁要来。周日要去哪爬山。每样事情都想一点，然后就放下。

当然也想那些不高兴的事。老头子们推荐信迟迟写不好，看网上谁谁谁的文章不顾眼，对自己的种种不满意，但也是每样就想一点。

早上跟家人电话。妈妈说：“果果你怎么这么漂亮啊！”果果说：“因为我吃蔬菜呀！”

我很想把这些事情与人分享，但我的老公儿子以及狗都还在火星赶往地球的路上。

太阳沉下去，有人抬着划艇在桥上走，然后天就黑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回了家。

路上碰见一个老太太抱着一只猫。是我到美国来以后见过最帅的一只猫。跟我小时候养的那只猫一模一样，黄白相间，干净柔软，像块蛋糕。真想把那只猫夺过来就跑。如果我真这么做会怎么样呢？谅这个老太太也是追不上我的吧。这样一想，我还真四下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街道。

要不然直接抢一个小孩也行。啊，小孩，一个自己的小孩。我是怎样让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变得如此遥远呢。我得费了多大的劲才能让一件这么可能的事情变得这么不可能呢。我的前半生是不是可以因此被誉为“艰苦卓绝”呢。

以前看一个电视访谈，一个女演员说她总是恐惧自己会突然失控，做出特别疯狂的事情来。比如有一次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坐在观众席中，她突然想大喊一声“薄荷”，这个高呼薄荷的念头如此之可怕以至于她身上都憋出了汗来。然后她说：“如果我这么做了，那么我就officially mad了。”想想吧，多可怕啊，officially mad和unofficially mad之间就隔着小小一个词。薄荷。

我想起我生活中也有很多“薄荷时刻”。开会的时候突然想尖叫。走在街上突然想裸奔。深夜突然想给某人打电话说不如你借我一个精子生个孩子吧。突然想伪造自己的死亡然后跑到某个新小镇去隐名埋姓做一个售货员。切菜的时候突然想切掉自己的一个手指头。还有此刻，突然想抢劫一个老太太的猫。

当然我没有做出这件事。虽然我们和疯狂永远只相隔嚷出“薄荷”的那一秒，但，它是多么坚固的一秒啊，简直就是动物园里隔绝狮子和人类的那道铁丝网。在这个陌生城市的黄昏，这道铁丝网成功阻止了我去抢夺一个陌生老太太的帅猫。我的疯狂依然茂盛，但是它屏住呼吸、向内生长，尚属“非正式疯狂”。

毛姆

来英国上飞机前，想着应该塞一本小说到行李里，巡视了一遍我的书架。看到毛姆的短篇小说集。想，就是他了。我去的是英国，读一个英国小说家的作品正好。而且是短篇小说集，随时端起，随时放下，对于旅行者正合适。

事实证明，这是个正确的选择。这些天，在三一学院阴森庄严的教堂式房间里的沙发上，在伦敦青年旅舍的上铺床位上，在路边的小咖啡馆里，在来回的飞机上，毛姆是我唯一的旅伴。

我在伦敦刚刚认识的一些地名屡屡在他的小说中出现，Charing Cross，Picadilly Circus，Bond Street..．这些完全陌生的地名，因为对毛姆的阅读，有了一种亲切感。更重要的是，参观一个城市的名胜古迹容易，了解它的气质却不那么容易。读毛姆的小说，算是深入这个城市的一条羊肠小道。他笔下的旧伦敦，繁华、虚荣、伤感，是个迟暮的美人。

毛姆给我最大的感觉是温暖。与很多l9世纪后半期、20世纪上半期小说家鲜明的实验文风特征不同，他的语言非常平实、家常，甚至有些唠叨。读他的小说，很像和一个普通老头子喝茶，边喝边听他讲自己身边的琐事。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很多评论家视他为二流作家的原因。他的小说里，技巧性、创新性的东西太少了，留给评论家去“诠释”、去“解密”去炫耀他们的理解力的东西太少了。但对我来说，这恰恰是他的可爱之处。什么尤利西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的“大师”，我根本读不下去，也不想作若有所悟状。总觉得那些“实验性”小说写作里，作者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总是要从文字中伸出一只手来，使劲摇晃着一面旗帜，上面飘扬着两个大字“个性”，与其说我们在读一个故事，不如说在观赏一场行为艺术。

毛姆不一样，他隐藏在故事的深处，满足于一个不动声色的叙述者的角色，决不让自己的声调、语气去抢故事本身的风头。我想他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仅仅是乐于分享一些“逸事”而已，他写作的目的，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位置，而是他对面那个喝茶的朋友的一声叹息。

毛姆一生周游列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空间上的游荡和时代上的变迁注定了他身边的人都是“故事的矿藏”。这本厚厚的小说集里，他写的多是那些英国绅士、商人在没落的殖民地里的遭遇。爱上自己哥哥的女孩，被年轻情人甩了的中午女人，梦想成为钢琴家的贵族少年，酗酒自杀的殖民地商人……结局经常是某个人的死亡，但是死亡在他笔下是如此漫不经心，似乎并不比一片树叶的坠落更有重量。毫无疑问，和很多优秀的作家一样，悲悯之心是他写作的基本情绪，但也和很多优秀的作家一样，他能够将悲悯之心隐藏得不露痕迹，看似冷漠无情。

对我来说，读他的小说格外感到亲切的，是他笔下那些“没有故乡的人”。他写一个人在异域文化中的脆弱感，以及从异域返回本土时同样强烈的隔阂感，非常细腻，简直可以搬来描述今天的中国“海归”。空间的游移，加上时代的沧海桑田，使得那种无家可归感有了双重含义。

今天忍不住去Google了一下毛姆，发现他从小是孤儿、个子矮小、双性恋、口吃……一个男人的细腻必须通过这些得到解释吗？敏感就不能够是一种健康的力量？这些陈腐的逻辑真叫人扫兴，仿佛一切艺术上的想象力，表达的最终都是对自我的厌恶。

乱

“你知道学院里我最喜欢的风景是哪一块吗？是这里。”胖胖的数学家领着我往前走，然后指着一大片草坪说，“看见那些花了吗？很可爱，是吧？春天来的时候，会更漂亮的……”

就在那个片刻，我突然听见心里有个声音：这是哪里？我在干吗？

然后那个声音就不肯消失，每过一小会儿就冷不丁冒出来一下。

我承认，我串不起来了。10天前在石家庄，6天前在北京，4天前在纽约，然后现在，在剑桥。多少层现实啊，多少个角色啊，累。

在石家庄，亲戚说：如果你将来回国，应该想办法去团中央，团中央最好，升得最快！

在北京，对面的老罗在对面的三表感召下，声情并茂地对土摩托说：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在纽约，在餐馆里撞见一个熟人，他说：啊，你要去剑桥教书？好啊，以后回国弄个长江学者，随随便便就是百把来万……

在剑桥，胖胖的数学家指着远处的草坪说：看见那些花了吗？很可爱，是吧？春天来的时候，会更漂亮的……

多少层现实啊，多少个角色啊，累。

—个非常体制内家庭里的乖乖女，一个愤青，一个为成功奋斗的留学生，一个坐冷板凳的学者，我就是职业演员，也难以在10天里胜任这么多角色。

觉得自己像一个力不从心的交通指挥，站在马路中间，面前的车辆堵作一团，都在按喇叭，都在抢路，都在骂娘。然后有一个片刻，也就是现在，交通指挥非常非常想尖叫，想蹲在地上，闭上眼睛，捂上耳朵，使尽全身力气尖叫，把周围的世界都震碎。

我问那个数学家，你在剑桥生活了20多年，从来没有厌倦吗？

没有，不会，他说，It's a lovely town，isn't it?

当然。

当然什么呀。怎么会呢？怎么能不厌倦呢？在博物馆里，你能在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前站20分钟吗？那么你怎么能一站20年呢？

在另一个学院里，财务会计，一个非常活泼的英国女孩，领着我穿过学院的草坪，小路边的两排树搭出一个拱形的天庭，阳光亮得像金属。

小姑娘叽叽喳喳，说：天气真好！

嗯，天气真好。

But I don't care.

How can I not care?

我希望我能够更懂得“感恩”。这里是传说中的剑桥。这里的草从不枯萎，这里的空气非常透明，这里每一块砖头都见多识广，鸭子们在河中嬉戏，教堂式建筑夹着牛顿走过的青石板路，如果来往的人群人人都给装上一对翅膀，简直就是挂牌的天堂了。

But I don't care.

其实我也很想问我妈，问国内的记者朋友律师朋友老师朋友，问我那些在纽约的写字楼上班的朋友，就像我问那个数学家：你就不厌倦吗？我对那些多年如一日地过着重复机械生活但仍然兴致勃勃的人感到无比好奇。

可是厌倦是什么下场？看看我，为了逃避厌倦，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角色来回奔波，然后眼看着角色的交通堵塞只想蹲在地上尖叫。

小昭说：等你一切“归零”之后，就去拍个电影什么的吧。

归零，多好的提法啊。

很久以前，L跟我说，她的理想就是挣很多很多钱，然后一夜之间把它们输光。

谁都想归零，但不是没头没脑的那个零，是从一到零的那个零，得有那个弧度，得有那个转身，得有“踹”那个动作。

数学家问我，你一个星期飞三个国家，现在时差肯定很混乱吧。我说是，一觉醒来都不知道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而且很可能它们都是对的。

裙子

我数了数，我有23条连衣裙。23条！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将军，养着一个剽悍的部队。

夏天一来，我开始检阅部队．我发现我有黑色系裙子7条，红色系3条，绿色系3条，白色系3条……我不但有一个部队，还蓝旗、黄旗、红旗什么的，阵容很强大呀。我还在士兵中提拔了几个干部。那个Club Monica，被任命为黑旗部的首领。那个Sisley是白旗的首领。如此等等，封官加爵，任人唯亲。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穿它们呢？在美国这个鬼地方，如果不是参加party，大家全都是T恤牛仔裤什么的。现在的连衣裙，大多都是低胸、卡腰、无袖。我要是平时去个图书馆、咖啡馆还穿这些，人家肯定会觉得我穿得太隆重。如果坐在我对面的男生因为我的这副打扮而心神不宁，影响了学习微积分或者拉丁文，多不好啊。如果他没有因为我的打扮而心神不宁，影响了我的虚荣心，那就更不好了。

就算一条裙子只穿一次，一个夏天，我也得参加23个party才能把它们给穿完。我哪有23个party要参加呢？哪怕我把去恩华家吃西瓜也算成一个party，也没有23个party。

跟男人出去吃饭喝咖啡，更不能随便穿裙子。你穿了连衣裙吧，一般就得穿高跟鞋，还得化点妆，戴个耳环、项链什么的。然后，等你穿着连衣裙、高跟鞋、化着妆，佩戴耳环、项链出现在一个男人面前的时候，你脸上就等于刻了两个字：绝望。绝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这样严酷的军事机密暴露给敌方阵营，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可是，虽然我裙子的数量远远大于party的数量，关键的时候，却还是要掉链子。去年冬天，跟朋友去参加一个婚礼。人家邀请函上说穿着要求是casual chic，我就真的信了，穿了一件很casual其实也不太chic的毛衣就去了。冬天嘛，穿个毛衣保暖啊。结果，婚礼在一个金碧辉煌的歌剧院里举行，满场都是长裙飘翼、金光闪闪、艳若桃花的美女飘来飘去，唯独一个家里有23条连衣裙的女人，扎着个马尾辫，穿着个厚毛衣，羞愧难当地站在角落里喝可乐。其实如果我当时不是站在那喝可乐，而是蹲在那啃烧饼，那形象才真叫完整了。

由于没有作战的机会，或者有了作战的机会也总是白白错失，将军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一时”在哪呢？举目四望，和平和发展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两大主题，没仗可打，难道这么剽悍的部队就缩在抽屉里默默老去了？

花那么多银子，怎么也得穿回来呀！

两个小时后，我穿上了我的新宠，一条黑白花连衣裙，美不胜收地走在了大街上。对，我这是要去图书馆，穿成这样去研究中国革命史，去研究延安整风，去研究大跃进和文革的关系，去思考群众动员的机制。过于隆重？我还觉得这个充满了规则和潜规则的世界过于啰嗦了呢。

技术问题

在我家里，长期以来，总有一个电器是坏的。先是电脑，然后是数码相机，然后是DVD机，然后是电打火的炉子，然后是iPod。今天，它终于黔驴技穷，所以又回到了电脑。

今天早上，我在电脑上打字。打着打着，它就喀嚓一声，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屏幕上出现黑白相间的斑马线。等我把它重新启动，过一会儿，它又翘了辫子。这回屏幕上全是格子。到晚上，它甚至懒得死出花样了，就那么一挺，黑过去了。

这简直就成了我的一个墨菲定律：如果家里有一个电器修好了，那么另一个电器肯定会立刻坏掉。这个定律的更恶劣版本是，还等不及上一个电器修好，下一个电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坏掉。我疑心这些个电器趁着我不在家时串通一气，商量好了怎么气我。它们私下里设计了一个值班制度，三班倒地翘辫子，今天你装死，明天它装死，纲领就一个：绝不能让她有时间干正事。

我疑心在这个反动团体中，电脑是老大，因为它坏得最起劲。它已经两个月不能充电了，骗我买了一个新电池以后，它还是不能充电。现在，它不但不能充电，还动不动黑屏。

它知道我最需要它，不能把它怎么样，所以就像个妓院头牌似的，越发摆谱。有时候我特想砸了它。但是砸了它又怎样？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下一个电脑，就像上一个电脑，还一样摆谱。

这些事情，令我非常恼火，因为我是个非常纯粹的技术盲。电脑坏了我只会重启。炉子坏了我只会找房东。DVD机坏了我就会重买。数码相机坏了我只好不用。iPod坏了我也只好不听。反正对一切技术问题，我要么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要么把电器上所有的键按几遍，按坏为止。

另一招就是骂娘了。有时候骂着骂着，它还真就好了。

今天电脑第108次坏掉之后，我的愤慨终于上升到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厌世感。我想到了现代性问题。想到了那些本来用以解放人类的工具本身如何囚禁了人类。想到了生活就是一个手段不断淹没目的的过程，比如吃饭问题不断淹没精神问题。想到了如果我是一棵树，那么跟我有关的一切都只是风花雪月。想到了在优雅的古典社会里“我思故我在”，而在今天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我敲电脑故我在”。想到了我出生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大的一个误会，接着又想到我出生在任何一个时代其实都是一个误会。想到如果我有一个小孩怎么得了，他如果就像个电脑似的今天生这病明天生那病，我不是要给烦死了。想到人生这么短暂却还要在这些“技术问题”上无谓地消耗这么多时间。想到了“技术”这个词更广义上的含义，然后觉得人生就像一块注水猪肉，一点点肉加一大摊水。想到了也许我一切的抱怨都只不过是因为懒惰人生并不存在本质问题和技术问题之分，技术问题就是本质问题。

最后，我想到了给Dell打电话。

Dell的技术员让我寄电脑过去修。

对了，寄电脑前，别忘了把hard drive给卸了，最后他说。

我两眼一抹黑，卸hard drive？

一切涉及到螺丝刀的行为，对我来说都是高科技。

让我手举螺丝刀，活活从一个电脑里掏出一个硬盘。我，电脑，螺丝刀，这三个词怎么能放一块呢？就像金正日，朝鲜，核武器这三个词，怎么能放一块呢？

我欲哭无泪。

后来我就在屋里哼歌：人生不一定都痛苦，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完全没有道理。

后来我气累了，也吓累了，就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思考起了一些问题。比如，技术问题是不是本质问题？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吃饭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吃饭问题又是本质问题，所以，技术问题是一个本质问题。

想通了以后，我就不那么虚无了，就以体验生活的名义接受了虚度时光这个事实。在所有的事实中，这个是最没劲的。人为了避免痛苦，总是可以创造出无穷的道理。

缺乏弹性的人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非常缺乏弹性的人。

比如，虽然我出国这么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当恩华举着一块臭了吧唧的blue cheese说“好吃”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还是该为自己的偏执口味而羞愧。

对于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

注意，竖条的地板！方块状的地板不行！

哦，对了，楼下步行5分钟之内一定要有卖酱油的地方。当然最好那个卖酱油的地方是一个大超市，最好超市里还卖冬瓜和卤猪耳朵。

我要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客厅来说服我的，甚至你拿比尔盖茨的豪宅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我对其他食物的胃口。

我怀疑自己心理上始终没有超越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侄子3岁的时候，睡觉一定要反复捏着他的小毯子的边，否则就睡不着。现在他5岁了，不再需要捏他的小毯子。而我，被卡在了3岁那个心理年龄段。

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电脑必须是重量3磅以下的。运动必须在黄昏的时候。水果必须不能带任何酸味。如果我买车，必须买甲壳虫。如果我养狗，必须是poodle。

听听，必须！必须！必须！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65公分以上，但是基因没听我的。

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差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但是际遇没听我的。

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但是水果贩子没听我的。

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但是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

总而言之，全都不配合，他们，她们，它们。

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孤家寡人的我，既没有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地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老爸开的银行。

很快，我就要被发配到英国的一个大学教书。人们碰到我总是问：得到这个教职，你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特别想语重心长地对这些人说：我说同学，到我家楼下那又没有卖冬瓜和卤猪耳朵的超市，这事有什么可激动的？！

七年之后

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五六十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五六十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您终于来抢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baby，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他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始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像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名词的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差异”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2000年8月23日，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看来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像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嚷“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我说：What？他重复：Nice shoes，我又说。What？他又重复：Cute shoes。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20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购物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从哪天开始我失去了将自己的生活排演成一部肥皂剧的热情呢？又是从哪天开始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我假装不在家里呢？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

其实仔细一想，我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也挺没劲的。在清华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独来独往。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像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

那我为什么老嚷嚷着想回国呢？国内有什么呢？

如果从噪音退出之后进入的只是荒凉，或者反之，这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吗。

4

本来我还一直为离开纽约这个大城市前往剑桥这个小镇而伤感的，后来我想通了：在美国这些年，虽然我名义上住在大城市，但过得其实也只是小镇生活。除了在波士顿那大半年，来美7年，我活动的范围一直是一个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区；96街为南界、125街为北界、Riverside为西界、Amsterdam为东界，还不如剑桥大呢。

这么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

来美7年，我没有去过西岸，没有去过“南方”，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没有强烈的旅游的愿望，我从来不理解坐飞机N个小时排队N个小时走到一个王公贵族假大空的房子里，凝视墙上一个戴假发的白人胖子有什么乐趣可言，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

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们还说时光飞逝如电，那说的大约是中国的时间，而不是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是宽阔平静的河流，一点一点往前挪，还动不动断流的那种。

7年来我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当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边的Café Taci也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虽然重新开张，但是冷气大得我都不敢进门。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 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5

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吗干吗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羊群心态。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19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比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自由主义不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他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成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很可能是个新保守主义者。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羊群心态。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失望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只是出于路径依赖，又一直从事着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论文答辩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几个朋友打Texas Holden，发现了一个道理：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这个备受王小波老师赞赏的回答在我看来却非常地可笑。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2000年的冬天，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西岸某同学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仍会畅想：What if？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与延安整风相关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跑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曾经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呢？生活多么美好啊！

另一个人则对我说过：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你会越老越快乐的。我很想知道后面这位朋友的说法是否是对的，我想我还有大约40年的时间去发现答案。在寻找自己的旅途中，那个曾经总是揣着五六十美元的、听不懂别人赞美的、想考电影学院却最终放弃的女孩，翻越千山万水之后，又去了英国。

Slow like Honey

英国的夏天竟然是这样的。热一天，冷两天，伸个小爪子，挠一下，缩回去。再挠一下，又缩回去。

今天又重新穿上了风衣外套和毛袜子，想：夏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心里咯噔一声：不会是已经过去了吧？不会是在我在网上搜索朱刚强事迹陈慧琳婚事李树芬惨案的时候已经嗖地过去了吧。

这也太不够哥们了。

以前在国内时有人说，外国人隐私观念强，这不能谈，那不能谈，谈什么呢？天气。心想，天气有什么可谈的？一分钟不就说完了。到了英国来，发现在这里天气还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千娇百媚。Tom Waits有首歌叫Emotional Weather Report。嗯，真emotional。

“It's like a bride on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唯一的好处就是夏天白天特别长。4点天亮，10点天黑，因为长，所以薄，白是惨白的白。但白天很长的感觉真好，好像因此自己拥有的时间也被撑长了似的，好像阔了。

时间走得更慢了。本来就慢，放假了就更慢。但原先只是粥那样的慢，现在却是蜜那样的慢。

昨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右脚给鞋打了一个小泡。今天发生的最大事情，是没有任何一只脚给鞋打出任何一个泡。

也就是说，一件事也不发生。上午穿过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去办公室，下午穿过同一条长长的sidgwick avenue回家。去办公室，回家。回家，去办公室。生活变成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的犯罪现场。

进步在于，已经不再为生活的稀薄而鬼哭狼嚎了。甚至觉得自己跟自己呆着其实也挺甜蜜的，甚至给自己做了一份白切鸡。

两个礼拜前买的植物，放在白色的瓷碗里，每天只浇些水，它就乖乖地长着，今天竟然轻手轻脚地开出了花来。

这么安静的成长，仿佛只是在那里打着盹，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哈欠而已。哪像我们人类，每一天都活得虚张声势，每一天早上醒来，都要把活不活下去，重新变成一个问题。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1

学校终于放暑假了，为庆祝圆满完成第一个学年的教育工作，我和蚊米决定出门旅行。

我们计划去一个有阳光海滩的地方，当然首先想到了夏威夷。一查票价，最便宜的都快2000美元了。而且从伦敦到夏威夷，相当于从世界地图的西北角飞向东南角，直飞也要18个小时。加上倒机，几乎要两天两夜。跋涉两天，花2000美元，就为了个阳光沙滩。算了吧，不如自己挑几筐沙堆自家门口，找个晴天，搬个藤椅，躺着。

然后又想到了virgin islands，美国西南角的一群岛屿，据说风景比较名胜。结果统计起来，钱也少不了多少，距离也短不了多少，再说，我4月份刚去过美国，又去没意思。

当然不是没有想到近在咫尺的欧洲。但，虽然巴黎离伦敦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持中国护照的人办个签证，却恨不得两个月时间。打电话预约签证，都排到了8月。

地球是平的，而对一些人来说，比对另一些人更平一些。

举目四望，我想到了非洲。

我想，有钱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边境线把得死死的，生怕我们穷国人民进去抢鸡蛋，去穷国总可以吧，反正也没鸡蛋可抢。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激动起来。对，为什么要去富国呢？不就是个风景如画吗？俺们剑桥村到处也风景如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隔壁村看我家窗口也能看到的东西呢？相比之下，非洲！我可以去南非考察种族主义新动向，去津巴布韦参观比纸还便宜的纸币，去苏丹参观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去索马里参观无政府状态，去肯尼亚参观动物们的和谐社会，去卢旺达参观种族分裂社会的民主雏形……总之，可以参观学习的新鲜事物大多了！

于是赶紧开始Google非洲旅行攻略，很快，一行字落入了眼帘：毛里求斯实在太美了。毛里求斯？哇，还有比这更非洲的国名吗？连埃塞俄比亚听上去都没有它非洲，连毛里塔尼亚都没有它非洲，就是它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在美国的蚊米：“我们去毛里求斯吧！”

“毛里求斯在哪？”

“不知道。”

2

对啊，毛里求斯在哪？赶紧拿了放大镜在地图上找，终于在非洲的右下角的马达加斯加的右下角，找到了毛里求斯。一个小岛，竟然也是一个旅游胜地，以阳光海滩著称！虽然阳光沙滩的形象不大合乎我对非洲的想象，但，本来不就是想去阳光沙滩吗。相比毛里求斯这四个那么超现实的字眼，夏威夷，多么老土！

赶紧查签证事项。非洲国家不愧是非洲国家，毛里求斯驻英国使馆的网站上，竟然找不到签证信息。Google到的其他一些网页里，显然中国不在免签国家之列。

连毛里求斯人民都信不过中国人民。

但是峰回路转，突然搜到一个中文文章，说中国人去毛里求斯停留15天不用签证。可能吗？又Google，终于链到某个毛里求斯官方网页，上面说：

As from 01 October 2004. 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rdan and Lebanon visiting Mauritius for a period of stay up to fifteen (15) days do not require a visa to enter Mauritius.

简直难以置信，免签15天，对于持中国护照并深受其害的人来说，这种惊喜就如同是在马路上捡到一打新鲜鸡蛋。我抱着这盒鸡蛋，心中高呼：中毛友谊万岁！

顺便说一下，提供免签信息的那篇文章，已经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旅行计划，本来我只想去意大利、希腊、法国、荷兰等等风景如画的国家，现在，我的旅行计划包括：安道尔、阿鲁巴、库克群岛、贝宁、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塞舌尔……什么？都不知道在哪？对，不幸的是，在所有中国人可以免签或者限期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其中似乎一半很可能是您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另一半则很可能有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随时将你绑架。

其实，既然旅行的目的是了解世界的奇妙，还有什么比去密克罗尼西亚这样一个不知道在大洋洲还是欧洲，也可能在银河系之外，也可能是该文作者编造出来恶搞读者的国家更奇妙的吗？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画报上都看腻了，密克罗尼西亚的美女，您见过吗？

我们很快定了去毛里求斯的机票和旅馆。事实证明，其实也不比去夏威夷便宜多少。6月1 5日，我将飞往那个三天前我还不知道地理位置的国家享受阳光沙滩了。下面将进入我最喜爱的旅行准备阶段了：购物。我要买新的游泳衣、太阳帽、沙滩鞋、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就在我憧憬着自己穿着适合海边穿的裙子，在夏日的海浪声中徜徉时，突然想到：位处南半球的、亲爱的、名字最最非洲的毛里求斯，现在是冬天。

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

3

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破。

去之前查了维基，说毛里求斯人均GDP 1万多美元，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我想毛里求斯看上去应该比中国“富三倍”的样子，结果却是“穷三倍”的样子。首都路易港，看上去也勉强就中国一个穷省地级市的模样。

结论就是：人均GDP这个数字所含信息量真少。

不过，毛里求斯有一个特点：凡是旅游区域，比如酒店，港口的购物中心，都非常宽敞明亮，但凡非旅游景点，普通城镇和村庄，都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这一点让人有点别扭，好的地盘和设施都给外国人了，让人想起两个字：租界。

但是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大。

我想象中一个弹丸之岛，用脚都可以丈量完。结果从机场去酒店就坐了一个多小时，比JFK杌场离纽约市中心还远。远处都是苍苍莽莽的山脉，甚至给人一种延绵不绝的感觉。

毕竟还是小地方。开车路经一个城市，司机自豪地说。这是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市，他话音刚落，我们就已经开出那个城市了。

还有一个司机带我们环岛周游，说是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很大的庙”，到那一看，就一个小庙，所有的菩萨加起来还不到十个。该司机还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大瀑布”，其实就两条小水流，瘦瘦地挂那，营养不良的样子。该司机真应该去中国转转，这样他就会明白what it means by“大”了。

毛里求斯是个非洲岛国，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南亚岛国，人种基本都是印度裔。维基上说那里以印裔为主，但也有不少华人、白人和黑人。本以为会看到五颜六色的人种，结果基本只看到印裔。即使路易港的中国城，华人也不多。

顺便说一句，路易港的中国城是我见过的最诡异的中国城。与世界各地中国城充满了中餐馆、菜肉铺子不同，路易港的中国城充满了五金店。五金硬件摆得脏乱无序、密密麻麻，店主人一般都坐在其间发呆。这么坐在一个非洲岛国的五金店里打发一生，这事想想真“百年孤独”。

当地人讲“creoles”，似乎是法语的一个分支。此岛被英法都殖民过，官方语言是英语，口语使用最多的则是法语，加上各自的“母语”（印度语，中文，乌尔都语等）。就是说，在毛里求斯，就算是个文盲，一般也会讲三四国语言。所以，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子女免受学外语之苦，请到毛里求斯来。

毛里求斯人当然也为此颇自豪，“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找工作”。但他们似乎也无意去世界各地。我问司机，“你们的年轻人很多去欧洲留学吗？”他说：“欧洲太贵了……而且，我们毛里求斯的教育质量和欧洲也差不多”。

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4

虽然比较破，比较小，但这一趟还是值得的，因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大海”。

大海，我当然见过，但都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传说中的大海”应该是寂静的蓝，热带的蓝，海明威式的蓝，令老人回忆起童年、令孩童回忆起前世的蓝。

之所以提到海明威是因为他曾说过一句令毛里求斯各任旅游局长欣喜若狂的话。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创造了天堂，天堂是毛里求斯的复制品。我想海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看到的，和我在沙滩上看到的，肯定是同一片蓝。当然海老师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小岛还没有那么多酒店、城镇、汽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它更原生态更粗犷也就是更天堂。

因为是当地的冬天，所以海景还没有饱满到它的极致，不过好在这里毕竟纬度低，冬天也有20度出头，与北半球温带春末夏初的时节相当。而冬天自有它的好处：人少，安静，气候温和，不宜下水嬉戏，适合坐在沙滩上晒太阳，而这正是我期待的。

所谓度假，不就是让大脑暂时停电吗？而毛里求斯是一个适合让大脑停电的地方。所以这一周除了外出的两天和偶尔划船游泳、打球打牌，我们就是坐在沙滩椅上看书，发呆，睡觉，听海浪，晒太阳。

啊，我一年358天忧国忧民，另外7天在世界尽头发呆。

当然如果你不想发呆，还是有很多娱乐项目的：滑水、汽艇、海底漫步……还看到“风筝滑水”，空中一个大风筝，下面拖着个人滑水。晚上酒店一般也会安排各种演出，跳非洲舞什么的。

说到娱乐项目，在毛里求斯选一个比较好的酒店还是很重要的，它们一般都有自己的私人海滩。私人海滩有比较好的海景、人相对少，而且酒店一般配备成套的海边消闲设施：躺椅和防晒亭，各种大船小船，各种球类及运动设施等，可以两手空空地去，不用操任何心。

话又说回来，把风景都给私有化了，这事从伦理上来说令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风景只是资源之一，而任何资源的享用都跟消费能力也就是社会阶层有关，所以从道理上来说似乎没什么不对，但把这么美的风景圈起来以供一小撮人欣赏，总觉得有点罪过。当然好在毛里求斯天生丽质，一些公共海滩也不错。

住酒店也不是没有坏处。酒店都地处偏远海边，周围方圆几十里，除了大海和农田什么都没有。每一个酒店都像一个鸟笼，对于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不大方便。当然也可以打车离开酒店，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带你去另一些旅游景点，对于我这样喜欢在大街小巷任意漫步、打听猪肉价格和观赏电线杆文学的人来说，不免遗憾。

有一点比较奇怪，这是一个岛国，但似乎没有多少海鲜。我们住的酒店三餐都没有海鲜供应，外出吃的话比一般的非岛国还要贵，味道也很一般。于是我们天天缩在酒店里吃烤得很难吃的鱼肉牛肉和面包意粉。偶尔有煮的白菜木耳，那就是我俩的福音了。有一回蚊米午休赖床不肯起来吃饭，我大喊一句：“白菜都给人吃完了！”只见他立刻噌地爬起来，朝着餐厅飞奔而去了。

5

给我远在中国的爸妈电话。

“我在毛里求斯玩！”

老妈：“毛里求斯？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老爸：“毛里求斯？是不是一种布料啊？给我买几尺带回来啊！”

开学了

1

这段时间太忙了。每天都在以抗洪抢险的精神对付备课、写稿、做学生辅导、读书……不过，为了备课而囫囵吞枣地读书，哪叫读书啊，就是个食物直接通过管道送到胃里，一点都不触动味觉的。

但我每天还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各种买房、卖房、装修网站遨游。

对了，我买房的事，一波三折，目前正处于第2.8折处，请大家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上网裸奔……这段经历的。

2

我现在简直希望奥巴马得胜了，这样世界至少清静一点。这么多人成天哭爹喊娘地追捧他，吵死了。不但美国人民，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衷心爱戴这位政治超男了。爱吧爱吧，你们都去爱吧，正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只能指望政治家当选，成为他和选民热恋的坟墓了。

3

百忙之中，我仍然要赞美一下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大街上的梧桐树。这些树，入秋以来，一天一个表情，从绿到黄，到金黄，到轰轰烈烈的黄，到缠绵悱恻的黄，太壮观了。每天穿过这条大街，都像是穿过一场帕瓦罗蒂的歌剧。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干瘪的、把知识从管道输到胃里的、做房奴而不得的、奥大师快要当选美国总统的、国际金融跌宕起伏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树叶，还是金黄的，还在缓缓坠落，还赠给我“惆怅”这样奢侈的东西，还让我注意到季节，并且通过季节注意到自己，真的令人感谢。

论人生意义之不可知

人生缩影

今天计划完成任务：

1．写一篇稿

2．再读一章The Bottom Billion

3．回完所有欠学生的E-mail

4．看那张已经摆了一个月的DVD，然后可以寄走

5．写完制宪(3)

6．整理一半星期一talk的内容

7．跑步

8．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今天实际完成任务；去草地上picnic一次。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

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被搁置的生活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三年，终于快要答辩了。三年来，我慢悠悠地在图书馆、家、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左晃晃，右晃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给公社干活挣工分似的。

虽然晃晃悠悠，可是几年来，我不辞辛苦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职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

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像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

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好好读一遍世界史；尽情地看恐怖小说；自制CD送给好朋友；打Mario最新版打通关为止，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大洋洲去旅行；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一部恐怖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个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拴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万一我这三年里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我今天，心脏病突发了呢？难道，我其实有可能，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真叫我害怕。

那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这些年要拼命干活，拼命挣钱，争取4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

我看着他没作声，心里偷偷想：万一你40岁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还有报纸上的那些父母，非常感人、非常自我感动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有出息了……

我又偷偷想，万一，你在孩子长大之前不小心出车祸死了呢？万一你今天，心脏病突发呢？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解决

在网上下载了《立春》看。一个想去巴黎歌剧院唱歌剧的女人王彩玲被憋在山西小县城的故事，特别压抑。边看就边好奇导演会怎么让这个女人和“现实生活”的对峙收场。看到那个男芭蕾舞演员出场两人疑似冒出火花的时候，就想：不能吧，这也太好莱坞了。看到那个“绝症少女”在王彩玲的帮助下夺得大奖王彩玲热泪盈眶时，又想：不能吧，这也太陈凯歌了。看到她重新邂逅那个四宝同学而四宝疑似发财致富了时，还是想：不能吧，这也太冯小刚了。

还好，顾长卫老师既没有好莱坞也没有陈凯歌也没有冯小刚，他，毅然决然地，让蒋雯丽领养孩子去了。

崔健老师曾经在《时代的晚上》里唱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顾长卫老师代表全世界回答道：让小孩出场。

这好像也的确是最诚实的答案。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允许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彩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礼服从宝塔上跳下去的情景，与“孔雀”里那个姐姐挂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骑车在大街上飞奔颇神似。我想顾长卫很可能有“小地方”情节，对“小地方”和“梦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耿耿于怀。

但很有可能，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现在，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常下雨、气候温和、建筑低矮老旧的小镇。有时候恍惚之间会问自己这是何苦，大半个地球的。

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前者的“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于后者“痛苦”却是很傻叉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悲观主义者们摆脱傻叉感的唯一出路。

在火车上，王彩玲说：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颇似我写的《烟花》里的吴香呢。

前一阵我一个同事家里的猫生了5个小猫，我特别想领养其中1-2只，结果被我的学院告知（我住学院的房子）：Sorry we have a no-pet policy。在与寂寞对峙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让小孩出场”的条件，连“让小猫出场”的条件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沮丧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

无用功

因为过两个星期就要搬家了，这些天开始收拾东西。其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还我从图书馆借的那几百本书。

这几天，哥大附近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一道风景：一个中国女孩，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的109街和115街之间来回穿梭。

她太汗淋漓，举步维艰，背影刚刚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正面又从前方的视线里出现。

当然这也难怪。我六年时间陆陆续续从图书馆借的书，现在要在一两个星期之内还清，难度可想而知。好比六年陆陆续续增的肥，现在要一两个星期之内减下去，只好在跑步机上狂奔。

这些书一度像一种生长速度惊人的藤类植物一样，将我的房间全面占领。尤其是写论文的这两年，它繁殖得比蟑螂还快。床上、书桌上、窗台上、沙发上、饭桌上、茶几上，到处是书、书、书。我要在房间穿梭，得像在海藻之间游泳一样，左右拨拉，才能开道。我经常睡着睡着，就被背底下的一本书顶醒。或者走着走着，被一堆书绊倒。要是我坐那看电视，听见身后哗得一声巨响，我都懒得回头，接着看电视——无非是又一堆书倒了呗。

以前我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后来我家的书将房间全面霸占以后，就不请了。要让我的朋友们在我的书堆里找到立足之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两年，我的房间基本就变成了“建筑工地，闲人免进”了。

如果我真的把这些书都读了一遍，哪怕是前言后记给读了一遍，我拉着它们在街上艰难行进的时候，恐怕心情也不会那么沮丧。哪怕仅仅是读过书名和作者名呢，没准也能转化为将来的吹牛资源呢。问题是，这些书，至少有一半，我压根就没有读过。剩下的一半中的一半，估计也就读了个前言后序。

像个纤夫那样在大街上前进的时候，我悄悄地算了一笔账：我大约借了400本书，其中200本压根就没有看。读过的200本中，大约有100本证明对我的论文是有用的。这100本有用的书中，其中直接在论文中被引用的，可能有50本。这50本中，可能有25本纯粹是为了引用而引用的（为了向导师们证明自己确实读了这本书），只有剩下的25本才是真正必要的引用。这25本中，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五年后还能如数家珍地谈起的，可能只有12本。

12除以400，等于3%。

3%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无用功！

站在红绿灯的前面，我一边气喘吁吁，一边几乎要哭出声来。

那些查书借书的时间。那些运书的力气。那些逾期不还的罚款。

读那些写得奇烂无比但你又不得不读的书所耗费的时间。那些花了个星期几个月去读，读完了发现毫无用处的书。读那些也许有些精彩的书所迸发的、但转瞬即逝的灵感。那些洋洋洒洒、却永远不会再去重读的读书笔记。那些夹在书中间的五颜六色的小笔记……几乎全都是无用功。

更可怕的是，我隐隐地觉得，这里面还藏着人生的道理。

小学学的语文，中学学的几何，大学背的马哲，那场花了四年去谈最后发现完全是误会的恋爱，那无数场看的时候毫无感觉、看过之后毫无印象的电影，那堆兴致勃勃买回家、其实买回家之后几乎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所有那些无法凝结为意义或者乐趣的事件。那些九转回肠的弯路。我站在马路上，后面拖着个行李箱，前面却看见自己的整个世界像个豆腐渣工程一样稀里哗啦地倒塌。有没有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人生呢？还是垂下眼帘像躲开大街上的暴露癖那样躲开“意义”这个字眼呢？

这段时间读农民起义史，读到农民起义军们如何可歌可泣地推翻暴政然后又如何重新建立不那么可歌可泣的新暴政，两千年里不断如此循环往复，不禁感慨千秋其实只有一秋，万代似乎只有一代。无论我对书中的陈胜吴广张角朱元璋张献忠如何同情，他们的身影，还是不可避免地和我拖着行李箱在百老汇大街行进的身影重叠了起来。我脑子里，还是无休无止地播放着那三个字：无用功。无用功。无用功。

逃避自由

弗洛姆写了一本心理学名著，叫《逃避自由》。这本书我没看过，也不想看，为什么呢？我觉得不用看了，光看这个书名，我就知道它讲了什么，就知道我跟作者是知音，甚至，我简直能根据这个书名也写出一本书。

我马上要拿到一种叫做博士的学位，甚至还要去做一种叫做博士后的东西。所以我可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性别”成员。作为一个“女知识分子”，我当然要经常看非常高深的书，参加高深的会议，跷着高深的二郎腿，皱高深的眉头。但是，现在，我想坦白一个秘密，虽然我每天在高深与更高深之间奔波，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收银员，或者清洁工，或者餐厅服务生，或者大公司的前台接待员。

总而言之，做一个机械的人，过一种机械的生活，不被理想剥削，不被思想压榨，不用去绞尽脑汁地想，在已经被过度开发的学术山头上，还有哪片空地可以插上一面我的小红旗。

每当我的导师告诫我，我的某某观点已经被某某说过了，我不应该“再发明一次轮子”，我恨不得坐在地上号啕大哭——马克思都没有想出来的东西，我能想出来吗？我又不是天才，神经病才是天才！

所以，每当我路过家门口那家超市时，透过玻璃窗，看见收银员机械地往塑料袋里装橘子香蕉大白菜，我承认，我妒火中烧。

如果毛主席转世，再发动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我第一个报名，到山西挖煤，到江西种大米，到黑龙江修地球，到祖国任何需要或者不需要我的地方去。我真心地认为当年中学生们热烈参加红卫兵革命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学习和考试，虽然他们愿意把自己对数理化的仇恨说成是对无产阶级的感情。

我还盼着突然发地震。

或者再来一场飓风，这回直接袭击纽约。

要不然彗星撞地球也行。

这都是逃避自由的途径。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惊恐。我向来大言不惭地号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却悄悄希望，被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就此摆脱那个贪得无厌的自己。

自由这个东西，总是和竞争联系在一起。不让你跑步，你脚痒。让你跑，你想把一百米跑成15秒，然后是12秒，然后是10秒，甚至是8秒。最快的人想跑更快，跑后面的人想跑前面，自由就是这么没完没了的吸血鬼。

人对自由的恐惧，大约就是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

和朋友打电话，两个老大难，自然说到婚姻，我们都感慨。其实还是包办婚姻好啊，一般来说，能保证门当户对，八九不离十，而且，过日子，跟谁其实都是过，开始再色彩斑斓，后来都大同小异。我们越说越起劲，越说越投机，恨不得滚回解放前，三座大山底下去。

请别让我消失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

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道：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只是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热爱的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吞下那颗红药丸

为了紧跟形势，我去看了新出的大片《黑客帝国续集》。坐在电影院里，虽然我的手在忙不迭地往嘴里塞爆米花，虽然那个形而下的我在惊叹基努里维斯无法无天的英俊，那个形而上的我还是郑重其事地想起了一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对，《共产党宣言》。Matrix简直是机械地照搬了《共产党宣言》——当然，它把“资本主义”换成了“Matrix”，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换成了Morpheus的飞船，把“人民群众”换成了“Zion地下王国”，把“暴力革命”换成了里维斯那半生不熟的蹩脚功夫。

这是一个动作片，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动作片。在地球已经被各路英雄从外星人，异形、小行星、火山、龙卷风、恐怖分子手中拯救了百八十遍之后，在武打场景已经穷尽了血腥、搞笑、惊险、恶心、唯美之后，在成龙已经老得一塌糊涂之后，在李安让周润发操着广东口音用普通话念了几句朦胧诗之后，动作片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怎么办？好莱坞的导演们在动作片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这样问自己。

他们找到了“哲学”。Matrix不仅仅是一个好人打倒坏蛋的故事，而是一个在“残酷的真实”和“美好的幻象”中作出选择的哲学命题。一天早上，里维斯同学突然发现自己所生活的真实世界其实只是一个幻象，这个幻象所包裹的是一个恐怖的事实：人类几乎被一个机器部队赶尽杀绝，残余的人类已经转移到一个地下国中生存。他可以选择吞下一颗蓝药丸，继续生活在这个温馨的幻象里，或者选择吞下一颗红药丸，解救地下国的人民。Neo选择了红药丸。

Matrix之所以成了一个文化景观，当然不是因为里维斯比成龙先生拳脚更过硬，也不是因为Trinity比章子怡小姐飞起来更轻盈，而是它在众多主人公打累了的时候，打发给他们一些充满哲理的神秘对话，让他们飘飘洒洒的黑风衣，在思想的吹拂下显得更酷了。导演的策略大约是，先用眼花缭乱的特技来击破观众的视觉，再用云山雾罩的对话来摧垮观众的神经。经受双重打击而神思恍惚的观众，当然就乖乖地捧着现金来看续集，还有续集的续集。

“一切都已经注定，但你永远无法看到你还无力理解的选择。”Oracle说。

“我们永远无法挣脱因果链条，不过是其中的奴隶。”Merovingian说。

“我们对这些机器的依赖，这不禁让我思考什么叫控制。”Hamann说。

世上本没有深邃，“话只说一半”说得多了，也便有了深邃。动作片导演走投无路之中对“思想”的投靠，与“思想家”们百无聊赖之中对“动作片”的投靠一拍即合。一时间，Matrix带动了一个“诠释工业”的兴起。在这个工业体系里，Matrix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而是一个“能指”的汪洋大海。文化基督徒们纷纷指出：Neo和Zion地下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基督与人类关系的隐喻。佛教徒不甘示弱——那个孩子明明手里拿着一个勺子，却说“并不存在勺子”，多么富有禅意。哲学教授们指出，作为幻象的Matrix其实正是柏拉图所说的那个“洞穴墙上的投影”，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则不失时机地声称，这个Matrix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无所不在的商业社会。总而言之，在里维斯同学那深不可测的墨镜光芒中，晦涩的哲学思想和大众的好莱坞大片前嫌尽释，握手言欢。

在观众正为自己被照亮的精神世界而心潮澎湃时，有两个人在窃笑，那就是导演Wachowski兄弟了。电影又叫好又叫座，还成为文化精英们智力炫耀的竞技场，皇帝不但穿上了新衣，简直是穿上了金缕玉衣，他们似乎也只能将错就错地高深莫测。

不过，Oracle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她会说：说到伪哲学，难道还存在一种“真哲学”么？如果现实可能是一种幻象，自由可能是一种幻象，那为什么思考不是另外一个幻象？我只能说，至少有一点不是幻象，就是这套电影耗资1亿5千万美元，而Matrix Reloaded上演半个月票房就达到2亿7千万美元。如果这些也是幻象，那我很想看看Wachowski兄弟有没有勇气吞下那颗破解幻象的红药丸。

回到巴黎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

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他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艾普若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艾菲尔铁塔卢浮官还是香榭里大街？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壳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予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for what。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for what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买了一堆意义

过十天就回家了，这两天又开始转悠，想着给亲戚朋友买什么礼物。

昨天去了Loehman's，那里是名品折扣店，一些过了季没卖出去的名牌，也就是名牌中的半老徐娘，在那里荟萃一堂。其实我平时买东西，是最不讲究牌子的，觉得牌子这种东西，一是欺负人穷，二是欺负人傻，而我平生最痛恨被欺负，所以每次路过名牌店都侧目而过，很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气概。

但是给亲戚朋友买东西，总还觉得应该讲究点品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无聊，无聊到把什么都看透。把什么都看透之后，就觉得人的很多追求，比如巨大的房子，比如巨大的戒指，除了心虚，什么都不是。但再仔细想想，把什么都看透，追求的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虚荣，而且还伤害了自己活下去的兴致。所以附着在物质之上的很多“意义”，就像新娘头上的红头盖，还是不掀开来才好。

以前在国内读研时，和一个朋友合译过一本书，叫《礼物之流》，是一本人类学的书，大意是说：礼物这个东西，本质不是东西，而是意义，礼物的流动也就是意义的流动，秩序的流动，或者说得更严重一些，就是人类关系的流动；没有礼物，人类的生老病死这些事件，和动物的生老病死，也就没有了什么区别。

我一向觉得人类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其实我也不很理解人类学是门什么学问。我的看法是，它就是一门从猴子的角度观察人类的学问。比如，作为一个人，对面有个人打着领带朝你走过来，你不会有什么奇怪。但是，作为一个猴子，你看见好好一个人，脖子上绑一根绳子，绳子垂在胸前，神情肃穆地朝你走来，你肯定会觉得人类真是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动物。你会想，人类为了装正经，连脖子上绑一根绳子这种事情都想得出来，还染成各种颜色和花纹，真是有两把刷子。

但问题是你不是猴子，所以你得理解那根绳子上所飘荡的意义。想到这一点，我就更觉得买一些“品牌”送人，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因为我送给人家的，不仅仅是东西，而且是“意义”。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讲，一条地摊上买的围巾，和一条Calvin Klein的围巾，没啥大区别，但是从“意义”的角度讲，给Calvin Klein付钱那一刹那感到的心痛，象征着我对你的重视，也就是你对我的意义。

于是我就在Loehman转来转去，寻找价格适中的意义，这个意义不能重到砸坏我的心脏，但也不能轻到让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意义们前呼后拥，五颜六色，朝我挤眉弄眼，在它们的勾引下，最后，我买下了一大堆意义，其中包括五个钱包，两条围巾，一件衣服，两个挎包，三个装饰品，一双鞋。

后来我气喘吁吁，买不动了，坐在商场旁边的窗台上，拿出纸和笔，统计我买了几样东西，还差几样。我算得很专心，勾勾叉叉打了一纸，脚边堆了一座小山似的礼物。

最后结账的时候，售货小姐笑嘻嘻地说：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today. 我真想纠正她，不是一大堆东西，是一大堆意义。我要把这堆意义装进箱子，坐上飞机，带回家，然后打开，一件一件拿出来，一件一件送到人家的手心，听人家的赞叹，那个时候，我会想，所有这些无聊的牌子，无聊得多么有意义。

一天长一点

在我开始显示出一切剩女经典病症时，有人问，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说：我想找一个跟我一起长大的人。

这话当然没错，只是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30了。

我想找一个对新鲜的知识、品格的改进、情感的扩张有胃口的人。

我有这样的胃口，所以还想找到一个在疆域方面野心勃勃的人。

每当我一天什么也没干的时候，我就开始焦虑。每当我两天什么都没干的时候，我就开始烦躁。每当我三天什么也没干的时候，我就开始抓狂。不行啊，不行了，我三天什么都没干啊，我寝食难安，仿佛自己亲手杀了三个无辜的小孩。

当然吃饭睡觉买日用品不能算“干了点什么”，纯粹出于“完成任务”心态，而做的工作也不能算“干了点什么”。干了点什么，应当真的是干了点什么。

马克思说了，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那么生活，是不是也可以分为“简单再生活”和“扩大再生活”呢。吃饭睡觉买日用品，那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简单再生活”，我向往的是“扩大再生活”。看一本好书，发掘一个好CD，看一个好电影，写一篇饱满的文章，进行一场会心的对话，跟好朋友们吃一场欢声笑语的饭，这才是“扩大再生活”。

所以我不羡慕那些特别有钱的人，吃饭吃到燕窝鱼翅，睡觉睡在五星宾馆，也就是个花哨版的“简单再生活”而已。我不羡慕，我忙着自己那点光合作用呢。

但是，可悲的是，“简单再生活”总是挤掉你“扩大再生活”的时间精力。

这个月，我得“组织一个会议”。下个月，我得“完成一篇论文”。下下个月，我得提交某个基金申请报告……啊，那些我们“不得不”做的事，多么像一个包办婚姻中的又丑又坏的老头子，挡住一个少女向往私奔的心。

还有些时候，我连“不得不”做的事情都不做了。我被它命令的姿态给气坏了。明明是一件最终仅仅是通向简单再生活的事情，却如此嚣张，如此恶狠狠，如此与快乐为敌，于是我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撂挑子了。一连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就真的，什么都没干了。作为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憋着，看着自己的疆域被蚕食。

最近好像就是这样。没怎么看书看电影，没怎么写东西，没怎么和朋友们谈心。我觉得自己，在一点一点枯萎下去。然后忍无可忍了，终于去看了一个话剧。故意选了一个主题沉重的剧，一战，苏联，英国，艺术，虚无，精神病院。

热泪盈眶地出了剧院，走在纽约盛夏闷热的大街上，我终于精神抖擞起来。脑子里拎了那多么沉甸甸的情绪、问题，好像去了一趟银行取款机。蔫不拉叽的菠菜浸到冷水里，咕咚咕咚喝了一顿，重新神气活现地挺起来。

娜拉出国之后

前些年有本挺热闹的书，叫《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的大致意思是说，冷战之后，苏联阵营败下阵来，西方的文明大获全胜，以后咱们跟历史就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了，顺着西方文明这条道一直走到黑就行了。虽然他这个说法看上去让人觉得很宿命，因而很省心，广大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对这个提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怎么能说西方文明就是历史的尽头呢？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呢？从此以后，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想象的旗帜下振臂高呼呢？知识分子们爱冒险的心啊，很不甘心。

“历史的终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所以也无法赞成或者批评。我能够理解某条公路的终结，或者某个聚会的终结，或者某个婚姻的终结，但是，“历史的终结”？它实在缺乏一个时间或者空间上的刻度。

不过，前几天，站在康州的一个郊区，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眼前呈现的，就是历史的终结。

我看到的景象其实很简单：延绵不绝的草坪，随着大地的弧度起伏，路边有一些槐树，树干挺拔，树冠茂密，站在春天的阳光下，绿意盎然，标致得简直就是树中的西施。在草坪和绿树的掩映下，露出一栋栋独立的小楼，如果仔细看，楼门口一般都有一块草坪，草坪周围，是一道道低矮的栅栏，白色的，或者原木色的，精致，平和，一点不像防范外人的样子，似乎建造它，只是为了让院子里的樱花桃花梨花有探出墙的效果。这样的祥和美好，多么令人感动。但是，站在那里，我想到了福山那本《历史的终结》。我想到“历史的终结”这个“圆的方”，在视觉上，就是这个样子。想到历史这个“老人”风尘仆仆地赶了成千上万年的路，就是为了赶到这里，打开铺盖卷，定居下来，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劈柴喂马。

这历史终点处的风景，似乎就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留在美国的充分理由。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离开美国的充分理由。

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几乎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祥林嫂。他们喋喋不休反反复复披星戴月地不断追问你追问自己：以后想不想回国去？以后想不想回国？以后想不想回国？……一直问到自己已经老到问不动了为止，问到自己住进了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的房子之后，突然发现生活这个秤砣已经把自己压在了美国梦的海底为止。

曾经，出国留学读学位，毕业留美找工作，娶妻生子买房子，是一个水到渠成毋庸置疑的选择。但是，突然有一天，“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一直在美国的实验室、图书馆、公司小隔间里默默耕耘着的中国人猛地抬头，发现太平洋彼岸，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千树万树梨花开了。紧接着，“坏消息”接踵而来。他听说以前住他隔壁的张三已经是国内某某大公司的经理了，还有那个人不怎么地的李四，听说他小蜜已经换了半打了。然后，在一次回国的旅途中，他发现自己在美国吃的、穿的、玩的、乐的，甚至不能望国内朋友们的项背，只能望到脚脖子；还发现自己在为一个小数据的打印错误而向自己的部门经理频频道歉点头哈腰的同时，他的老同学，那个以前远远不如他的王二，此刻正坐在KTV包间里打着手机，说“那个项目贷款，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协商……”；他也免不了察觉，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如果他年少时候的“愤青”气息还没有被美国的阳光彻底晒化的话，就是窝在某个中文论坛，发两句明天就要被斑竹当作垃圾清理掉的牢骚而已……固然，他也不是没有听说他的某些老同学，甚至大部分老同学，其实混得也不怎么地。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前明月光里，他还是感到了那些个“如果……”的诱惑。

不错，他的确，或最终会，住上美丽的房子。在经过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胆战心惊地找工作之后，他住上了美丽的房子。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可是，说到底，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浇花的时候，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过是那曾经被他耻笑的农民理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版本而已。

那么，他到底还要些什么呢？生活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更伟大更性感更值得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呢？

更大的房子？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大得可以闹鬼了。更正宗的夫妻肺片？说实话，出国这么多年，他已经对辣的不那么情有独钟了。更多的工资？那是当然，不过他下次涨工资的日子其实也不远了……说到底，他内心的隐隐作痛，与这一切物质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绿。

窗外的草坪，绿得那么持之以恒，那么兢兢业业，那么恪尽职守，那么几十年如一日，简直就像是……死亡。

而国内的生活呢？虽然据说有很多腐败，有很多贫富差距，小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弱势群体有跑不完的上访，甚至据说还曾经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给逮进去打死了。可是，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愤青有那么多东西可战斗，资青有那么多钞票可以赚，文青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抒发——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

有一次回国，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其中一个说“刘瑜，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复杂，嗯，就是这个词。对于一个有胃口的灵魂来说，“复杂”的世界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需要，而康州阳光下的郊区，美得那么安静，对于习惯惹是生非的灵魂来说，简直是一种灾荒。

“我肯定会回国的”，我经常跟人这样说。这跟国内的灯红酒绿花好月圆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想从完成时回到进行时。我想我肯定是因为天地孤绝而对“国内”形成了种种幻觉，其实它没有那么热闹；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它没有那么沸腾……以我这样不给人打电话不给人发邮件不给人发短信的个性，到哪都会把生活过成一口暗井，但，请允许我想象一下吧，请允许我坐在这个已经曲终人散的历史的终点，想象一下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吧。

老鼠与上帝

昨天晚上，到厨房去切瓜。家明走进来，边跟我聊天边吃瓜，突然她说：你听你听，听见老鼠叫吗？

我仔细听，听见了。唧唧唧，微弱，尖细，简直像鸟叫。是那个清洁工在炉子下面放了粘板，估计是一只小老鼠给粘住了，挣扎着呢！家明说。

啊？那它得挣扎多久？

两天吧，上次我听见一只老鼠叫，叫了两天才死……哎，我真希望有个什么办法，让它快点死掉。

是啊，生为老鼠，并不是老鼠的过错。

在哪儿呢？我想看看。我说。

就在那个灶台底下，在灶台里面也不一定，不过我不敢看。

好吧，其实我也不敢看。

于是我和家明接着吃瓜。我们站在宇宙的某星球某城市某厨房里吃瓜，一只老鼠粘在同一个宇宙的某星球某城市某厨房里的粘板上叫，我们和这只老鼠的距离是两米。

如果有上帝，它为什么要创造老鼠呢？一个丑陋的无用的有害的传播疾病的泛滥成灾的让人恐惧的……老鼠。圣经、考据、基督复活、千古文明、教堂、圣歌，都无法辩驳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实，上帝创造了老鼠。上帝创造了老鼠这件事，就像一场完美谋杀案里留下的指纹。

他发明的那亿万只老鼠里面，有一只就缩在我家的灶台下面，尖叫、哀嚎，为上帝的愚蠢付出代价。

如果有上帝，就不应该有老鼠。如果有老鼠，就不应该有上帝。

想起小时候我邻居，一个老爷爷灭老鼠。他家的老鼠夹里面夹了一只老鼠，问题是，怎么消灭它呢？总不能把它放生了吧。

于是，他用开水把它给烫死了。

就在楼道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它被给烫死了。

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绝望，也会挣扎，也会痛。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我当时就想，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呢？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呢？！这个想法真叫我发疯。

今天早上，在一个梦里醒来。梦见一条金鱼，掉在地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给拣起来，想放回鱼缸去。结果发现鱼缸里没水了，里面有一只瘦骨嶙峋的乌龟。我问旁边一个人，多久没给这个乌龟喂水喂吃的了？

他说，半年吧。我赶紧加了水。把金鱼也放进去。突然发现，金鱼的头上蒙了一个纱帽子，我想把帽子给摘下来，结果把它的一只眼睛也给摘了下来。然后，我听见一阵奇异的声音，就在脚边，微弱，尖细，仔细一看，是一只老鼠，就粘在我的脚上。

吓醒了。

刚才去厨房烧水，仔细听，已经没有了老鼠叫。它死了，它终于死了。上帝捋着胡须，重新安详地浮现。透过厨房的防火门，我看见外面，多么美好的，灿烂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25个箱子

包都打好了，一共25个箱子。

整整齐齐地码在客厅里，等着星期六搬运公司来办托运。他们说要给我一个5.6立方米的集装箱，收我×多钱，被我严厉驳斥了。我说，我那点东西，占地还不到2立方米。

不到2立方米的25个箱子，装着来不及读的书、舍不得扔掉的鞋子、听过一半的CD、还没吃完的干辣椒…整整齐齐蹲在客厅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展示着一个人死皮赖脸地活了下来并将继续活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英雄儿女多奇志，战天斗地慨而慷。

可是，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啊。好多不怎么穿的，我以为我以后会穿，但是其实根本不会穿的衣服；好多不怎么读的，我以为我以后会读，但是其实根本不会读的书……如果你正视自己拥有多少“不必要”的废物，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政治总是会变得官僚主义。

那些你从来不读的书——“真理部”，那些你从来不穿的鞋子——“和平部”，那个从路边摊买来的“非洲式的汤勺”——“统战部”，那辆骑了一个月就歇菜了的自行车——“电信局”。80%都可以被称为“劳什子”。占地还不说，从箱子里放出来之后，就会十面埋伏，摆阵形，设圈套，把你的时间一口一口吃掉，然后，“啐”地一口吐掉。

但是也许不必自责，也许“不怎么____我以为我以后会____ 但是其实根本不会____ ”本来就是生活的公式。

下定决心学习小昭，书看完一本，才再买一本新的，衣服扔掉一件，再买一件新的，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格的数字化管理。黄仁宇不是说明朝完蛋就是因为缺乏数字化管理吗，我可不能像明朝那样稀里糊涂地玩完。

精兵简政倒在其次，关键是东西一多，好的就淹没在坏的里面，不能出头，就像三宫六院把美女全给淹没了一样。每次搬家收东西，总会感慨：呀，我还有这件衣服，怎么好久没穿了呢？出于对物质、对生产这些物质的工人农民的尊重，我要改造自己的占有欲。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电影March of Penguins，就说企鹅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从头到尾就是为了一个“繁殖”。你可以说它表现了生命的伟大和顽强，但是一个无意义“伟大而顽强”地繁殖出更多的无意义，这事还真不能让我肃然起敬。看着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企鹅一圈一圈地换位子保护肚皮底下那个蛋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它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

这样居高临下地看待企鹅，令我深感不安，可是这骄傲不是全无道理。我们人类，离“无意义”毕竟有一段距离。至少，坐在客厅里慈爱地打量着家当的我，和“无意义”之间，隔着整整25个箱子。

世相

1 韩剧

奶奶知道我学历高，但是对哥大剑桥之类一概不知。她对高学历表达敬意的方式是这样的：“世上是不是就没有你不认识的字了？”

奶奶还爱看韩剧《可爱的你》。每天晚上10点，中央八台，奶奶和姑姑，两个老太太，一个80多，一个60多，端端正正坐那等《可爱的你》。

虽然她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2 水晶珠链

每次回家，我妈总是能发掘出一些新的爱好。去年是给所有的衣服贴上小亮片，今年是穿珠子，就是把批发市场上买来的水晶珠子一个一个串成项链或者手镯。目前我家奶奶、姑姑、我、舅母、姨、表妹、朋友……都带着她制作的首饰，但还是戴不完她穿的那些珠子。为了解决水晶首饰供大于求的问题，我妈决定戴两串项链，两个手镯。目前我妈妈经常带着两根闪闪发亮的项链、两个闪闪发亮的手镯，走在街上像个UFO。

当然，与此同时她也就发展出了另一个爱好，就是每次逛商场，都要跑到首饰柜台，观察那些水晶首饰的价钱，然后像捞了一笔一样惊呼：看，他们一串卖这么多钱，我穿一串，才花那么那么点钱，看见吗？看见了吧！

我妈还是我认识的最理直气壮地将逛街当作劳动的劳动妇女。

3 体重计

回国前，我一直致力于减肥活动。每天大量暴走、跳芙蓉式舞蹈，吃以毫克计的食物，曾经取得过两周减掉7斤的个人最好成绩。每天看到体重计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下降，我欢欣鼓舞喜极而泣，迅速将体重计提拔为“我最喜爱的家居用品”，回国的时候甚至把它像一个宠物一样装进了包里。

回国之后，第一天我只吃5成饱。第二天吃6成饱。第三天吃7成饱。第四天吃8成饱……今天是我回国第30天。

我再也没有把我亲爱的体重计拿出来过。

4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一

去某电脑城某店铺修电脑。店里四个员工，年轻女孩在看韩剧，年轻男孩在打游戏，中年男子在看乒乓球赛（某倒霉的韩国球员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输给我国球员），另一男同学在接待我。该男同学见我盯着乒乓球赛屏幕，问：“你有票吗？奥运？”

“我看过一场网球赛。”

该男同学眼睛锃亮，估计在等我也问他有没有票，但我迟迟没有发问，于是他大声说：“我也有票！”

不等我回话，突然消失在店铺后面的仓库里。过一会儿重新出现，我以为他把我要的电脑电池拿过来，结果他“哗”抽出一张纸片，“看，这是我的奥运票，24号，排球赛，决赛！”。我如他所愿地赞叹道，“真的？！”

男同学得意地摇头晃脑，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是！22、23、24……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奥运这个已经伤痕累累的词汇还能激起如此单纯的快乐，我想它也还是有意义的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太监的春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仍然能带来小时候巷口做爆米花的老头儿在孩子们当中激起的快乐，我想它也还是有意义吧。

5 谁说跟你没关系之二

摘自某同学的谈话：“我们那儿，农村里的，结婚的时候没打结婚证，因为女方家里不同意，拿不出家里的户口，所以打不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没有准生证。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事，又得罪了村里的领导，结果那个女的怀第二胎的时候，8个月，生生给拉去打掉了孩子。女的精神受刺激，跑了。那个男的，不服啊，告，上访了好几年，没办法解决。气啊，给中央写信，说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要去炸奥运会！这下不得了，公安局来抓他了，劳教，一年。审他的时候他说了，我那是吓吓人的，哪敢真炸啊？我们一把手说了，谁知道他真的假的，万一是真的呢？抓，劳教，一年。”

6 脑白金

“送礼就送脑白金”的广告竟然还在。“黄金搭档送爷爷，黄金搭档送奶奶……每年回国，这个广告都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而且像上了保险一样，一定会在出现在你最喜爱的电视剧播出空当里。它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无处不在，坚韧不拔地挑战着全国人民的神经。这事让我对脑白金的勇气的佩服几乎达到了对它的内容的厌恶一样的高度，这事就像20年后我们发现芙蓉姐姐依然活跃在网络舞台上一样令人称奇。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是：当脑白金的销售量不能再支撑它轰炸无辜的电视观众时。

7 电视剧

果然，像去年以及去年的去年一样，电视上有一个台在放金庸剧，两个台在放帝王剧，三个台在放古装经典剧，四个台在放现代言情剧。我很怀疑我们家电视坏了，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年打开它都是同一套电视节目。

由于奥运转播，我最爱看的杀人放火偷情的社会新闻今年难得看到，看来我只能投奔各地晚报的中缝版了。

8 大街之一

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一条标语：“改造城市就是毁灭共和国！另一行字被覆盖了，看不大清楚，后面几个字是誓……防止91 1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9 大街之二

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怒吼：“你拉不拉？！拉不拉？！

一个小女孩在一边哇哇哭，大约4岁，戴个大眼镜，扎两个小辫，地上一张报纸。估计是小女孩突然想拉屎，爸爸让她在报纸上拉，她见街上人多不肯拉。

中年男子继续吼道：“拉不拉？！拉不拉？！脱了！把裤子脱了！”

小女孩继续大哭，手把在裤腰上，想脱，又想往上拽，看着爸爸，往后退，又不知道该退到哪里。

男子猛地一脚朝女孩踢过去。

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了，头发眼泪鼻涕糊做一团黏在脸上，把裤子脱到屁股的一半，满大街的人看着她的半个屁股。

我对中国民主化时机的理解之二是：当一个成年男子在街上踢自己的孩子不再这么肆无忌惮时。

10 大街之三

在北京，在石家庄，在宁波，总能看到街头巷尾一群一群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睡衣，摇着蒲扇，坐在小椅子上。

也许国外有一百条比中国幸福的理由，但中国至少有一条比外国幸福的理由，就是每到夏天的黄昏，人们就经常莫名其妙地聚在街头。如果等不及黄昏，烈日高照的下午也行。他们坐在街头谈论奥运金牌早市白菜价格，以及邻居的女儿小红在深圳是不是做了妓女，在桥头下棋，在马路边上跳秧歌，在公园里唱戏，喝啤酒买羊肉串，他们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一起而已。

关键词是莫名其妙。

不需要打电话预约，甚至不需要任何真情实意。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社区感”。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给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这话虽然听起来那么知音但它的确很肺腑。也可能只是我其实没什么出息并且坚持把自己的没出息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已。

11 婚纱照

“脖子向前伸一点，脸侧一点，眼睛看着自己的肩膀，深情一点，羞涩一点，寻找那种初恋的感觉……对对对，很好！”

公园里，一个浓妆艳抹、大汗淋漓的高龄女青年在众散步游人的围观下深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被蚊子咬出若干包的肩膀，并狠狠地再次提醒自己回家一定要google一下蚊子追咬和血型的关系。

我对婚纱照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么恶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她就真的没有做人底线了，那她就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抢银行买脑白金无恶不作了。

2008年的夏天，我赠予了自己这种自由。

小芳

昨天一天狂风大作。下午6点我正在屋里上网，小芳打了一个电话来，问我有没有消炎药，我这边还找着呢，小芳自行宣布道：我过来了啊，一会儿就到。

到了之后，才知道她冒着风雨，坐半个多小时的车，就是为了让我帮她戴耳环——说是新扎的耳孔，一个耳朵有点发炎了，自己不敢戴耳环，让我给她戴。多大的事儿啊，跟地震了似的。

然后我和她煮饺子吃，又煮了一个汤。昏暗的灯光下，小芳开始盘点她的家事。爸爸妈妈啊，弟弟妹妹啊，姑姑婶婶啊。她不停地说，中心思想是，农村里的人，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完全不同。

这个不同的原理似乎是这样的：在农村的世界里，每天都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以至于人们不再把那些事当事，所以变得冷漠；而我们的世界里，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每天都没有什么事发生，以至于人们把每一点事都当成事，所以变得神经质。冷漠的世界和神经质的世界，就是两台波段不同的收音机，各自咿咿呀呀地唱戏。

说到恋爱，说起某人和我之间的纠葛，突然小芳轻声说一句：就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好过。

然后有点不敢看她。她，小芳，29岁，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希望的那样对她好过。如果“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那么，没有被爱过的人生呢？值不值得度过呢？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这样不被爱地活着呢？也许他们热爱工作吧，也许他们热爱旅游吧，也许他们热爱侦探小说吧，也许他们热爱滑雪吧。

总得热爱一点什么吧，据说，人活着，是要有精神支柱的。

如果他们不热爱工作不热爱旅游不热爱侦探小说不热爱滑雪呢？

或者，如果有一天他们意识到其实工作旅游侦探小说滑雪都不值得热爱呢？真的，工作旅游侦探小说滑雪有什么值得热爱的呢。我去洗碗，小芳站在我旁边，说。别人问我想不想家，我就说，我不想家，就算我是冷血吧，我就是不想家，没什么可想的。

吃完饭，她就走了。我也没有留，因为我有晚睡的习惯，而她第二天要上班，估计她在这里睡也睡不好。她一走，我就躺在沙发上，又开始上网。有那么一个片刻，外面风又刮大了起来，我听着大风，想象小芳此刻坐在去Queens的火车里，打着盹，看窗外稀稀拉拉的灯灭，眼里有落寞的光。

飞越流水线

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这不是请君入瓮吗？

总有一种冲动，去做自由撰稿人算了。那天某电视台重放Jack Nichol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今天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我常常怀疑学术圈子，觉得它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

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退休工厂闹示威，官员很腐败，农民闹上访，乡镇企业不行了……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譬如“此在”、“现代性”、“逻格斯中心主义”之类，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知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知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论文，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研究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该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几万，弄出一本书几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信息封锁的年代还有其特殊意义，但在信息逐渐放开之后，其功能几乎可以被新闻报道替代。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几次采访吃五年饭。而学者，简直可以说是将“无趣”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他们致力于寻求全世界最无趣的方式去表述一个观点，在这方面也的确越来越炉火纯青。也许他们不能讲出比新闻报道更新鲜的东西，但他们显然找到了证明自己智力的最有效方式：给简单的东西带上术语的墨镜使其显得扑朔迷离。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平庸。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当然，精致的平庸总好过粗糙的平庸，which，是当下很多中式社科作品的特点。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知道），对于说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垮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加1等于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我只是懒，懒得为自己漫天飞舞的灵感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不惜把他人在流水线上的精雕细琢工作说成是自欺欺人。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又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会、讨好各种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申请书、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当然也可能我对学术生活所寄予的期望太高了，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搞学术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程序员的饭碗，分析数据是分析师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作为一个饭碗，它有什么义务来陶冶你的情操净化你的灵魂呢？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力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我是不是也被体制化到这个程度了呢？偶尔畅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高任鸟摔”呢。

雪花点

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昏天黑地地批改考卷。说是100来份，但是一份考卷三篇文章，从阅读文章总数来说，有300多篇。

我自己的课当然没有这么多学生，但是剑桥（也可能是我们系）有个奇怪的制度，每份作业和考卷都要由两个人来批改，为公平起见，取平均分。而且这里批改考卷和中国或者美国不同，即各个老师负责自己那门课就行了。这里是“集体作业”，每个人被随机分配去批改不同课的考卷，所以虽然我只教过2门课，却要批改4门课的考卷，另加别人辅导的一堆毕业论文。

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您路过我办公室的窗口，就会看到那个小学生课本中被写到的动人情景。夜深了，老师的身影依然浮现在深夜的办公室窗口，“呕心沥血”地伏案改作业……开始还行，毕竟，批改考卷本质上是体力活，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一度还有“逃避自由”的畅快。

后来慢慢就不行了，像爬大山，越爬越吃力。

开始还是在读文章，后来大脑和眼睛都给程序化了，像GPS找路一样搜索、定位，大脑不断用GPS那种机器声说：此处没有关键字，减3分……此处论点论据不对应，减2分……此处和前面不一致，减2分……此处举例不当，减1分……基本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那种节奏感。

然后就是头晕眼花想吐。大脑塞满了，一个词都塞不进去了，再塞一个词就会掉出来十个词来。

再后来就觉得打一个喷嚏就会喷出一篇学生的文章来。

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长时间干体力活的一个经典症状：不会思考了，成天大脑一片空白，也不完全是空白，布满了黑白电视上的那种雪花点。以往看到天气变化、树呀光呀影呀总要触景生情一下，或者读到新闻时事总要思考一下，这一段就完全没有了感受力，就剩雪花点了。

其中一个症状当然就是：一点不想写博客了。

脑子就跟浮肿病人一样，按一下，陷进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记得以前有人讨论为什么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反抗，有人解答说，那些犹太人天天被派去干体力活，这些活从经济上未必有多少意义，却是摧垮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

体力劳动中的那种机械感，那种简单重复中的混沌感，的确令人越来越麻木。难怪马克思说工人阶级需要“先锋队”的领导才能获得解放，工人阶级都忙着在体力劳动的沼泽里跋涉，只有马老师这样的“先锋队员”才有闲情逸致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写小说——嗯。《资本论》堪称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作品。

昨天晚上伦敦时间9点03分，终于改完了。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摊淤泥，过了很久，咕咚，冒了一个泡。

泡里写着：“我想喝可乐……要冰冻的。”

形而下生活

逃避自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结婚，比如生孩子，我最近发明的方式是看房子。

虽然我的学院给我很便宜的房子住，虽然一旦买房我将立刻破产，但修改论文迫在眉睫之际，我急中生智，想到了看房子。

四处看，打电话，查询mortgage、remodeling信息，给看的房子制作表格。我那表做的，横线特别横，竖线特别竖。第一栏地址、第二栏价格、第三栏优点、第四栏缺点、第五栏联系方式。蚊米同学对我事务主义登峰造极的程度表达了由衷的赞叹。

形而下的乐趣怎么就比形而上的乐趣乐那么多呢？越形而下就越有乐趣：读历史比读哲学有趣，读八卦比读历史有趣，看电影比读书有趣，站在大街上看打群架最有趣。

我想检验一个人对一件事是否真有兴趣的标准，就是这件事是否能把他或者她从网络灌水／八卦／游荡中拽开。当你面对一条关于郭晶晶和霍启刚要分手的新闻，能够像大禹过家门而不入那样泰然自若，做到不点击而直接跳入另一件事时，那么，你就应该恭喜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标啦。

我，为了看房子，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上著名八卦网站文学城了！

在视察若干新房旧房大房小房之后，我开始坚信：我本来应该去做一个室内设计师的，因为我发现最令我心动的都不是那种“精装修”的房子，而是需要被改造的房子。站在破破烂烂的地毯窗户墙壁卫生间地板面前，我有一种整形医生见到一张难看的脸时产生的使命感。如果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厨房，那我简直就热血沸腾了。

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适合强迫症病人的职业那么多，我怎么就做学问了呢？

学问多么形而上，它缺乏物质的光泽、反瞬间、咯牙齿。

两周下来，我的看房活动某天到达了高潮：一天看了8套房子！

我一会儿出现在城东，一会儿出现在城西，一会儿出现在火车站旁，一会儿出现在公园旁边，对剑桥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因为看房，我多年的健忘症也好了，无论哪个售房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我都能对每一个房产的细节问题娓娓道来；腿脚也灵便了。一天东奔西走也毫无倦意；晚睡晚起的毛病也改了，每天早上一想到要看房就噌地爬了起来。我想以后我要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医生也别给我打什么强心针了，直接给我撒一堆钞票，大喊一声“找房子去吧”。我就会直接从急救室里蹦起来，重新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那天下午三点在看完第七个房子之后，我终于累了。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待下一个看房预约，就在这时，一阵秋风袭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小孩子拿玩具手枪玩突然射出真子弹的惶恐。我都结婚了，我还要买房子了，生活它还真是一件弄假成真的事。我真的不需要一个房子啊，我需要的只是改出一篇论文，改出另一篇论文，新写一篇论文，写出更多的专栏，改出的我的书稿……而已。这些事太沉重太密集太劈头盖脸，所以我要看房子。可是如果有一天没房子可看了呢？尤其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表格可做了呢？。我想我真是形而上太久了，所以跑到形而下的席梦思上来假寐了。人家都来摇我了，我就不醒，使劲闭着眼睛打假呼噜。

一串呼噜是看房，另一串呼噜是减肥，还有一串是文学城。逃避并不少见，但是跑得这么赤身裸体，真让人害臊。羞愤之余，我决定逃跑。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迎着阳光向我的自行车走去，越想越觉得忧伤。我忧伤地骑着车，忧伤地停了下来，又忧伤地敲门，继而忧伤地问：请问，你这儿有房子要卖是吧？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

她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快乐这件事，有很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基因，经历、你恰好碰上的人。但是充实，是可以自力更生的。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的怜悯。你看，这三项里面，除了第二项，其他两项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都具有耕耘收获的对称性。

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就说昨天一天我都干了什么吧：10点，起床，收拾收拾，把看了一大半的关于明史的书看完。下午1点，出门，找个coffee shop，从里面随便买点东西当午饭，然后坐那改一篇论文。期间凝视窗外的纷飞大雪，花半小时创作梨花体诗歌一首。晚上7点，回家，动手做了点饭吃，看了一个来小时的电视，回E-mail若干。10点，看了一张DVD，韩国电影“春夏秋冬春”。12点，读关于冷战的书两章。凌晨2点，跟某同学通电话，上网溜达，准备睡觉。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工作日平均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

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孤独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更糟的是孤独具有一种累加效应。同样重的东西，你第一分钟举着它和第五个小时举着它，感受当然不同。孤独也是这样，偶尔偷得半日闲自己去看一场电影，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只能自己和自己喝啤酒，后果当然完全不同。我以前跟一位曾经因为某政治事件而坐过牢的朋友聊天，他描述那几年被单独关押的生活，这样形容：度日如年，度年如日。说得可真确切。

我曾在日记里大言不惭的写道：出于责任感，我承担了全世界的孤独。我的意思是，我不但孤独，而且我的孤独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男人堆太女人；在学者里面太老粗，在老粗里面太学者，在文青里面太愤青，在愤青里面太文青，在中国人里面太西化，在外国人里面太中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派到人间，很可能是为了做一个认同紊乱的心理实验。

我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但大多时候我很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维度，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兴趣一望无际的人。这句话的谦虚版说法是：很难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神经错乱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我有幸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是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具有破坏力。这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需要通过碰撞来保持。长期的孤单中，就像一个圆点脱离了坐标系，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真的成其为问题，你时常看不到自己的想法中那个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巨大漏洞，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小，你不知道什么是白，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黑。总之你会担心，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又惊诧于人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也坚持了思考，保持了表达欲，还能写小说政论论文博客，可见要把一个人意志的皮筋给撑断，也没有那么容易。

“忍受的极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让我告诉你，忍受是没有极限的。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至少，努力不让它成为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悲伤没有什么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让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它让你谦卑，因为所有别人能带给你的，都成了惊喜。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自我，他们彼此可以对话。你还可以学习观察微小事物的变化，天气、季节、超市里的蔬菜价格、街上漂亮的小孩，你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它值得探究的秘密，只要你真正——我是说真正——打量它。

当然还有书、报纸、电影电视、网络、DVD、CD，那里面有他人的生活、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音乐的美、知识的魔术、爱的可能性、令人愤怒的政治家……我们九九八十一生都不可能穷尽这些道理、美、爱、魔术的一个小指甲盖，怎么还能抱怨生活给予我们的太少。

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是说，它是自由。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叫《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

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我还挺结实的。总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总还能在上帝他老人家数到“九”之前重新站起来，再看到眼前那个大海时，还是一样兴奋，欢天喜地地跳进去。在辽阔的世界面前，一个人有多谦卑，他就会有多快乐。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简直可以和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称兄道弟。

因为这种幸运，我原谅自己经受的挫折、孤单，原谅自己的敏感、焦虑和神经质，原谅上帝他老人家让X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或者比我智慧，原谅他让我变老变胖，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如果你还在为自己孤单寂寞怀才不遇举世皆浊我独醒而深深叹息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你买不到那个彩票的，别再把你时间的积蓄两块、两块的花出去，回到你的内心，寻找你自己，与心灵深处的他、他们一起出发去旅行。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可以足不出户而周游世界，身无分文而腰缠万贯。人生若有知己相伴固然妙不可言，但那可遇而不可求，真的，也许既不可遇又不可求，可求的只有你自己，你要俯下身去，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伸出手去。

记一次邪教活动

昨天，我又去参加了一次剑桥的邪教活动。吃一种叫做“Formal Hall”的东西。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的特色。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曾经是BBC的董事。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面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学院体系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学院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他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正式晚餐）。之所以说formal hal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得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坦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像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这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一顿饭吃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二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她的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土豆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激凌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各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却是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第三世界国家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还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非常有道理，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how many grand 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种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白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长达五分钟的爱意

1 Strawberry Wine

Strawberry wine这首歌真好听。如果是午夜坐在窗台外面的防火梯上，面对着樟树掩映下的大街听，就更好听了。

Last night the street collapsed on itself

In fact, it broke right in two

And I fell in

The strawberry vines

Into a pool of strawberry wine

“昨天晚上大街突然塌陷了，事实上，它断裂成两半”……好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头儿，坐在一个乡间小酒吧里，给你讲一个故事。语气悠远，故事简单，可听可不听，似乎只是给你们一个坐在这里看深夜大街的理由。

105街的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去处，就是这个窗外的防火梯。几乎就是一个阳台，前面对着一条种满了樟树的小街，右边是百老汇大街，对面是一个餐馆兼酒吧。酒吧里时不时有个人出来，站在大红门前面抽烟。偶尔还有硕大的老鼠，噌，从街对面窜到街的这一头。我非常热爱这深夜的街道。路灯油渍溃的，将纽约浸泡成一个小镇，将21世纪浸泡成18世纪。

如果每次听到动听的音乐时，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丑恶都可以原谅。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骨子里的愤青，归根结底不是骨子里那个文青的对手呢？是不是还可以说艺术比政治更有力量呢？

这首歌里，最喜欢的是这段：

This fella downtown, he jumped off a bridge

He was angry about a letter he received from his friend

He fell into the arms of the most beautiful girls

That have ever liv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ith nothing left to lose he got screwed

He sold his apartment before they made him move

Then he jumped straight in

To the san Francisco bay

Now he lives on Molly's farm

Picking berries all day

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other side

Let the daylight in

尤其是“Now he lives on Molly's farm / Picking berries all day”这句。每次听到这里，都稀里哗啦地心碎。令人心碎的不是这个爱而不得其所的悲剧，而是讲述悲剧时，可以是这样若无其事的语气。

2 Cold Water

就像某一刻突然想吃某种东西一样，某一刻会突然想听某人的歌。

那一刻突然就想起了张三。不能是王二，不能是李四，只能是张三的声音。

就像刚才，感觉自己被命运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捂着脸上那个红手印，火辣辣的感觉慢慢烧到全身，又慢慢地冷却下去。不想思考，不想拿起手机拨任何人的号码，体温降到零下。这时候想听Damien Rice的那首Cold Water，那个近乎清唱的声音是一个贝壳，可以缩进去，抵挡所有的光线。

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肩膀上这个永远聒噪的大脑突然停电呢？那需要很大一只手，很暴躁的一只手，一把把那个插头拔下来吧。

Cold, cold water surrounds me now

And all I've got is your hand

Lord, can you hear me now?

Lord, can you hear me now?

Lord, can you hear me now?

Or am I lost?

从来就不能理解那些善于“倾诉”的人。我怎么一心烦就失语呢？

除了贝壳，哪都不想去。

放一段清凉的音乐，算是一次假日停火。Cold, cold water surrounds me now / And all I've got is your hand脑子每一个血肉模糊、衣衫褴褛的士兵都放下武器，回到自己的战壕，默默地包扎伤口，注视自己，每一个对面的敌人都成了兄弟。

3 Roads

邂逅一首歌，Portishead的Roads，毛骨悚然地好听。主唱是一个女人，叫Beth Something。声音极纤细，唱腔如同一只蝴蝶慢动作拍打翅膀。听这首歌时，你感到空气的振动，所有的家具，包括一只杯子，一个蜡烛，一根鞋带，都开始心跳加速。她唱道：How can it be so wrong? 而我感到：How can it be so right?

我喜欢那些听上去鬼里鬼气的音乐，Tom Waits和Portishead的声音里都有鬼气，有种破门而入大步流星走进你心里放下一颗炸弹就走的蛮横。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化学反应”。当你可以长驱直入地理解一个事物，一个碰巧与你以同样方式腐烂的事物，那就是化学反应了。曾经有一个人，此人的其他一切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听一场演出。那个萨克风的演奏者独奏时，该同学坐在我身边，竟然感动得泪流满面。而我那一刻则迅雷不及掩耳地爱上了他，爱了整整五分钟呢。

我想说的是，只有足够强大的人才会勇于脆弱。在该同学热泪盈眶的那五分钟里，我觉得他无比脆弱因此无比强大，眼里有通向神的道路。

4 Rain And Tears

在网上翻出Beatles这首歌，听了一晚上。甜蜜而惆怅，真好听啊，厕所都顾不得去上。

最早注意到这首歌，是看《最好的时光》时。说实话，整个电影，我就记得那个镜头：舒淇和张震在小饭馆里吃完饭出来，雨中过马路，等车流过去，两人并肩站着，张震轻轻地握住舒淇的手，背景音乐放的就是这首歌。当时觉得这爱真柔软干净，质地如小时候穿的棉绸。

侯孝贤电影里的爱情，都是淡淡的，仿佛两个老头儿午后下一盘棋。那种安静，自里而外，整个世界模糊下去，撤退下去，听棋子轻轻起落的声音。

Give me an answer of love

I need an answer of love

Rain and tear

Both are shown

For in my heart there'll

Never be a Sun

真甜蜜，真惆怅，真1970年代的台湾，真想回到20岁，真希望手里有个谁的手。

5 Ruby's Arms

上个星期在网上买的一堆CD寄到了。第一个去翻找的，就是Heart Attack and Vine，因为其中有一首自己一直在找的Ruby's Arms。N年以前，有朋友跟我推荐高达的电影，于是我去Kim's video随便租了一个他的电影。First Name:Carmen。说实话，那个电影的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反正是一个典型的“欧洲艺术片”。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刚来美国不久，冬天，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一间小黑屋子，我趴在自己的小床上，为一个假惺惺的电影而昏昏欲睡。突然，一个低沉的男低音从电视屏幕里冒了出来，如同一条蛇慢慢爬上脊柱，我的血液顿时凝固了。

那就是“Ruby's Arms”。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Tom Waits的歌，完完全全的一听钟情。那个声音，宽厚，低沉，沙哑，拍打你的听觉，如同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温柔地抚摸一个婴儿。

于是去google“First name: Carmen”的credits，第一次看到Tom Waits的名字，胡乱买了一堆他的CD。

然后Tom Waits就成了我的故乡了。

但由于不知道歌名，很长时间没有找到第一次听见的那首歌。直到那天，在某同学的家里，茶几上，看到一个条子，上面写着Ruby's Arms。

我问：什么是Ruby's Arms？该同学说，就是你说到的那首歌的歌名。

于是，五年之后，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再次听到这首歌曲。世界再次停止，血液再次凝固，听到“Jesus Christ this goddamn rain / Would someone please / Put me on a train”时，再次热泪盈眶。灵魂惊慌失措时，总有一个方圆6.5分钟的故乡可以投奔，多么好。有我的世界里同时还有Tom Waits，人生几乎变得有意义。

在死亡的强光中

可以绝望，但不要唠叨。这是我看完Synecdoche New York之后的感想和自我告诫。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Synecdoche New York是查理霍夫曼的导演处女作，由于霍夫曼之前写过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剧本，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期望值很高——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有些影评人发现该片其实挺烂之后，也都一致认为它的烂，是一种伟大的烂，而不是平庸的烂。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个3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7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然后，他终于死了。

好吧，它的真实情节是这样的：纽约的戏剧导演Caden试图导一部复制现实的宏大戏剧，在制作这部戏剧的几十年中，他的第一个太太，一个画只有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画的艺术家，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他不断读到关于她的消息，看到她的作品，甚至潜入她的公寓，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他的情人，一个住在一栋永远着火的房子里的女人，也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又回来了。他的第二个太太，一个对他的一言一行无限景仰的女演员，因为无法忍受他对前妻和女儿的念念不忘，一脚踹了他，也跑了。Caden一边过着这种不断被抛弃的绝望生活，一边通过他的话剧哀叹这种生活。最后当话剧已经庞杂到失控时，他决定放弃导演身份，转而饰演剧中的一个女清洁工，让这个女清洁工来做导演。

在女清洁工的导演下，话剧曲终人散，他自己也在女清洁工梦中的妈妈怀里死去了。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于具有侦探癖或者被教育癖的观众来说，他也许能从“着火的房子”、“无限小的画”、“文身上凋零的花瓣”、“彩色的屎”等密码中破译人生进而对霍夫曼大师的才华叹为观止，如果他还能联想到卡夫卡尤利西斯拉康，其侦探癖和被教育癖就境界更高了，我却，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除了一锅烧糊的粥。

如果一定要说这部电影有一个主题的话，我猜想就是人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该片从头到尾，一直在不停地死人：Caden爸爸、妈妈、女儿、话剧男主角、情人，前妻、满大街的尸体，最后是他自己。Caden最爱看的报纸版面也是讣告版。表现死亡的阴影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当然无可厚非，但霍夫曼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则可谓拖沓、粘滞、陈腐，只见男主角从一个女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哭了几十年最后一命呜呼。可悲的不是绝望，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以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绝望。有的人面对死亡的通缉，会身手矫捷地逃之夭夭，像“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老鼠那样演绎人生直到落网，而Caden在死亡面前，却仿佛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照射，完全不能动弹，彻底凝固在自己的惊恐里。

当然粥是逐步烧糊的。一开始电影还比较正常，貌似一部中年家庭危机片，颇有伍迪艾伦式的荒诞。后来前妻出走后，Caden的时空感开始错乱粥就煮得太稠了。再后来Caden找到饰演他的Sammy与其平行生活时，情节就开始彻底焦糊。到最后Caden和女清洁工互换角色，显然霍夫曼开始自暴自弃了。他像一个画家从写实派走向印象派，又从印象派走向超现实派，最后由于创作上的走投无路而干脆变成了泼墨派。

在墨泼干之后，他让女清洁工对Caden说：Die。

Caden让我想起情景喜剧Seinfeld里的George。有一次George突然良心发现参加了一个帮助老人的志愿者项目。在得知老人已经86岁之后，他就一直困惑，一个人这么老了怎么还能这么快乐。他不断追问老人：你害怕吗？你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吗？你离死亡这么近，怎么能不害怕呢？怎么可能呢？你一定心里很痛苦吧？最后老人忍无可忍，说：Get out!

论爱情之不可能

园丁与花园

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花园。这个话是谁说的，忘了，但是我一直记得这话本身。怎么能忘呢？身边的恋爱，一对一对的，进行时，过去时，将来时，时时刻刻提醒着呢。闺密A，跟她的男友在一起，她给他做饭、洗衣、买各种小礼物讨他欢心、一次一次原谅他的各种错误和罪行，而他还是要对她挑三拣四。说她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不够有魅力。闺密B，则刚好相反。她不会填税表，他帮她填。她电脑坏了，他帮她修。她两手空空，他两手拎四个包。她生病，他左手拿药、右手端水，递到她的眼前。

说园丁和花园，当然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是，在一个婚姻或者恋爱关系中，总有一个是虐待狂，而另一个是受虐狂。

完全平等、相敬如宾的，大约也有。但是据我观察，很少。当然极端的SM也不多。大多的情况，就是连续谱中间那段里面温和的受虐与施虐。很多时候，甚至不是两个人由于历史的惯性形成了这种“权力格局”，所以不得不默默承受。而是，受虐与施虐的痛感——或者说快感——本身，成了爱情的防腐剂。说白了，不是因为爱而去忍受痛，而是通过痛才能感到爱。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流行歌曲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关于得不到爱情或者失恋的痛苦的。越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等到花儿也谢了”，“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唱片就卖得越好。就算那个歌手像黎明那样身处热恋，像吴宗宪那样嬉皮笑脸，像陈小春那样小市民，像成龙那样老大哥，像齐秦那样热情已经被耗尽，拿起话筒来，也要表情陡然一变，形容憔悴、声泪俱下地唱道：“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商家精明着呢，知道全世界都等着被触痛呢，整个港台流行音乐界，一大半都是基于对伪痛苦的消费。

这事让我觉得，痛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它把模糊的东西，转化为清晰。把迟钝的东西，转化为尖锐。就是通过被伤害，爱的感觉变得清晰而尖锐，正如就是通过生病，我们突然感受到我们的身体的存在。

别说爱情了，就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多多少少也有点施虐受虐的意思。革命年代，人人都要写思想汇报，动不动就要无情地鞭挞自己，这个精神上的自虐仪式，就成了表达革命忠诚的方式。古今中外，上帝也好，佛祖也好，哪一个不要求你禁欲？不准吃这个，不准喝那个，不准干这个，不准做那个，你不是爱我吗？爱我就要学会为了我承受痛苦。

每个人都有一部爱情的血泪史，上面记载着我们无情地踹掉别人以及无情地被踹的历史，也就是施虐与受虐的历史。据我的观察，人们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一般都是被踹的经历，或者干脆是“得不到”的经历。换句话说，如果在感情的强度和受伤害的程度之间做一个统计回归分析的话，二者很可能是正相关的。

这能说明什么呢？人之初，性本贱呗。真要把一大块蛋糕推到你的面前，让你没完没了地吃下去，估计很快就倒了胃口。还是放在橱窗里，眼巴巴地看着，才有咽不完的口水。

所以一对情侣在一起，尤其是关系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会有“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等等小把戏。其实也不怪谁爱耍那点小聪明。地球人都知道，你不让对方时不时地痛那么一下子，人家哪会把你当回事。

痛就是爱的那么一个小容器。

当然有时候，这种小把戏玩得过火了，最后会弄假成真。为了逃避痛，也就逃避了爱。因为害怕当了冤大头园丁，所以看见花园就绕道走。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这种安全靠麻木太近。所以那些为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成功避开爱的“礁石”而洋洋得意的人，还真说不清人家是赚了还是赔了。从完好无损的角度来说，是赚了，但从极端体验的角度说，又是赔了。

同样道理，相比受虐的那一方来说，施虐的那一方表面上看是“占了上风”，但是要我看，还真难说谁比谁幸福。“占上风”无非就是“权力”的优势，而权力给人带来的快感，要我看，总还是有限。而且，权力就像是毒品，让人上瘾。今天抽10毫克就行了，明天得20毫克，后天得50毫克。所以施虐的快感，总是很快就溶解在你不断上升的胃口里。相比之下，受虐的那个，因为粉身碎骨的勇气，反而可以陶醉在自己的英雄主义气概里。当年那个爱啊，一不怕死二不怕累的，以后追溯起来的时候，还可以像个出生入死的抗美援朝老兵似的，来个英雄无悔。

存在感总是与痛感联系在一起，而安全又总是紧挨着麻木，这事再次证明，上帝就是个小气鬼，他交一分货，你就得交一分钱。当然你可以不掏那个钱，不要那分货，不过这个时候，你就得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热火朝天地“爱情麻辣烫”。就算第二天吃着会拉肚子吧，人家好歹也有过荡气回肠的那一刻。

约会文化

“来美国之前，我其实都不知道约会文化这种东西。”有一天，恩华突然说。

“什么约会文化？！不就是个到处睡觉不用负责的文化！”我不屑地答。

是啊，我们这些从第三世界国家千里迢迢赶到美国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女青年，哪里想得到，在这个号称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里，还有约会文化这样的大毒草。

Dating，用中文怎么说呢？“约会”是最合适的字眼，然而“约会”在中文语境中的重要性、使用频率、含义清晰度远远不及Dating在英语境遇中的地位。比如，在中国，我们可能会问别人：“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一般不会问别人“你最近在约会什么人吗？”事实上，这句话在中文里听上去如此别扭，简直就像是病句。但在美国，这么问太正常了。这种区别绝不仅仅是用词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别。在中国，两个人谈恋爱就是谈恋爱了，没有谈就是没有谈，基本不存在什么模棱两可的状态，而约会这个词在英语世界里，恰恰就是用来形容两个人之间模棱两可的状态。当一个人宣布自己在约会某个人，基本上就是在宣布：我已经跟这个人上过床了（或者很快会和这个人上床），但是她（他）还不是我女（男）朋友。

关键词是那个“但是”。

看过Sex and City的人也许有印象，其中有一集，Mr. Big跟别人介绍Carrie说：“这是我女朋友”，把Carrie感动坏了——那时候，他们已经约会很久了，也就是在一起上床很久了，但是Big始终没有用过“女朋友”这个词来形容Carrie，而一旦一个男人不再用“约的人”而用“女朋友”来指称一个女人，这时候她的地位才算升级了，交椅才算坐稳了。约会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承认。两个人肉体关系的发展，可以像电饭煲做饭那么快，而两个人感情的发展，往往像砂锅煲汤那样慢，怎么办？约会呗。

迅速亲密，迅速上床，迅速分手，是约会文化里的主要景观。

这件事情，仔细想来，其实挺叫人沮丧。约会文化的风靡，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人类承认了自己的双重无能：在抵制欲望面前的无能；在培养感情方面的无能。承认了这双重无能的人们，转过身去投入到走马观花的约会生活中去。ABCDEFG——一个一个地出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毕竟，上一次床，只需要一点荷尔蒙，而要爱一个人，要有激情，恒心，意志，力气这些罗里巴嗦的东西，而人类永远是避重就轻的那么一种动物。

Sex and City里，Miranda承认自己跟42个男人上过床，《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里，Carrie也承认自己和30多个男人上过床。而Miranda和Carrie，好像也不符合我们传说中的“破鞋”形象，相反，她们和蔼可亲、积极向上、聪明伶俐，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可爱“邻家女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不过就是她们成长在这种约会文化里。我们文化中的破鞋，可以是别人文化中的公主。基本上在中国，至少近些年以前，没有约会文化，有的是“找对象文化”：两个人从第一次手拉手开始，婚姻这个主题就扑面而来。从小到大，我们看过多少电影电视小说，里面有多少怨妇，因为和某个男人睡过了，就哭着嚷着揪着对方衣领要人家对她“负责”，甚至时不时还要派自己的哥哥、干哥哥什么的去扁人家，打到人家鼻子出血，满地找牙。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在抵制欲望和培养感情方面比西方人更能干，所以才能越过约会，大步流星地步入爱情的圣殿。事实上，“找对象文化”，只不过是对人的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发展不成比例这个客观现实的不承认而已。明明肉体欲望和精神依恋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非要做“同步发展”状，结果就是，既然上床了，那就结婚吧，既然结婚了，那就凑合吧，既然家里凑合了，那就在外面嫖妓或者找外遇吧。

如果说约会导致的是走马观花之后的麻木，“找对象”文化导致的则往往是深陷泥潭之后的麻木。死法不同而已，大家彼此彼此，谁也犯不着同情谁。

当然，我的悲观也许纯属自己的反社会、反人类倾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约会文化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昙花一现的快乐，而找对象文化中的人们非常享受那种细水长流的快乐。轻盈的或者沉重的，都是快乐。

我有一个毫无根据的理论，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一个人感情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把它给零敲碎打地用完了，等到需要大额支出的时候，你的账号就已经空了。所以约会文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它的挥霍性。现代人冲向dating市场，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冲向一次自助餐，他东一勺子，西一筷子，每一个菜都是浅尝辄止，但每一个菜都没有留下回味的余地。

虽说爱的深度和爱的广度之间，很可能有一个互换性，但我总觉得，真爱是一个对深度而不是对数量的体验。

Hello, Stranger

电影Closer里面，美丽的波特曼小姐出车祸，在马路中间摔倒在地，似乎晕了过去。英俊的裘德洛先生跑过去救她，波特曼小姐躺在地上，突然一回头，非常妖艳地笑着说：Hello, stranger。

就那么一瞬间，这个电影性感了起来。爱情里面，最艰巨的部分，莫过于相遇吧。古人说：百年修得blah blah blah，千年修得blah blah blah。茫茫人海，说起来有几十亿，但是真正你生活中接触的，也就是百把来人。百把来人里面，身高体重长相工作学历性情人品才华年龄婚姻状况又令人中意的，很可能一个也没有。

剩下的，那在大街小巷里起伏的，不过是stranger而已。

于是人们寄希望于邂逅，像波特曼小姐和裘德洛先生那样的邂逅。汹涌人海中，他从宇宙的深处走来，她从宇宙的另一个深处走来，上帝得有多么宠爱他们，才能让他们穿越六度空间，在那一个时刻，那一个地点，砰，撞上了，并且说：Hello, stranger。

当然，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电影的好处就是导演可以假扮上帝，把命运像面团那样揉捏，包子，饺子，馄饨，面条，想吃什么就捏什么。

比如情景喜剧Will And Grace，Grace怎么遇上前夫的？在中央公园里狂奔摔倒。再比如《西雅图夜未眠》来说，瑞安小姐恰好听到广播里汉克斯先生的倾诉……然而现实是怎样呢？生活中你在街上摔倒了，也就是摔倒了而已。最好的情形是有一两个人走过来，问你“没事吧”？你尴尬地笑笑，爬起来继续走路。最坏的情形就是你摔成了骨折，接下来要为一大堆医院的账单而痛苦半年。如果你想赖在地上等到一个帅哥来扶你，估计得等个一时半会儿。就算等到了，如果你猛一回头，非常挑逗地说Hello，stranger，估计帅哥也会吓得呼啸而去。邂逅是一个奇迹，让邂逅演绎出一个美丽的故事，是奇迹的平方。对奇迹的平方心存侥幸，可以被称做“hopelessly romantic”，也可以叫做“花痴”。

那天走在时代广场的地铁过道里，一个stranger冲我走过来。

你好。

你好，不好意思，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

那么——

我叫××，可以认识你吗？

这个，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能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吗？

啊，不好意思，我不把电话给陌生人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不是我的习惯。

那好吧，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愿意，请给我打电话吧。

哦，谢谢。

我揣着这个人的名片往前走，心里充满对该先生的敬意。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个偶然性的监狱，但是他竟然企图越狱。

但我可不想越狱。偶然性是残忍的，但偶然性之美在于它的独一无二性。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是不美的，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东西是不珍贵的，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东西是工业流水线而已。

偶然的美女偶然地年轻并偶然地单身着，她偶然。地摔倒，偶然的帅哥偶然地经过，Hello，stranger，上帝对邂逅如此精妙的配方，和大街上举目四望、四下探照的缘分，怎能相比？虽然，不幸的是，现在的选择题是，守株待兔or花痴追兔。也就是，被上帝囚禁，还是被伪上帝羞辱。

已经太晚

电视里，女主角终于要嫁给自己爱的人，她一个人半夜爬起来，穿上婚纱，对着镜子，没完没了地笑。

吃着红薯粥、蓬头垢面地坐在沙发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可能都穿不上婚纱了，就是穿上，也未必有这样甜蜜的笑，就是有这样的笑，也已经太晚了。15岁的时候再得到那个5岁时热爱的布娃娃，65岁的时候终于有钱买25岁时热爱的那条裙子，又有什么意义。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只有青春不能。那么多事情，跟青春绑在一起就是美好，离开青春，就是傻帽。骑车在大街上大声唱走调的歌，冬天的雪夜里“嘎吱嘎吱”踩着雪地去突袭一个人，紧皱着眉头读萨特的书并在上面划满严肃的道道，走在商场里悄悄拆一包东西吃然后再悄悄地放回去。

看一个朋友拍的一个“搞笑片”，但看来看去，我就是笑不出来，原因是这个片子里都是些35岁左右的“中青年人”。这样的片子，若是15岁的小孩子拍，会“很搞笑”。若是25岁左右的人拍，会“挺搞笑”。但是35岁的人拍，便觉得很不好笑。

连愚蠢，也只是青年人的专利。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这句话，照我不堪的理解，就是早点出名，好男人就早点发现你，然后浪漫故事就早早地发生了。你若是35岁、45岁出名，还不幸是个女人，这名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女人，任何东西，若不能兑换成爱情，有什么用呢？

有一年，一个男人指着另一个男人跟我说，他以后会回国的，他以后会当总理的。然后我就看着那个会当总理的男人，一天一天在我身边老去。直到有一天，他已经变得大腹便便了，头发稀疏了，唠唠叨叨了，我慢慢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26岁的时候才来到美国，才开始学习英语，可是他学啊学，跟着电视学，请家教学，捧着书学，就是学不会。每次见到我，他总是特别兴奋地说，你听，我的英语有没有进步？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一句火星英语，我看着他，心想，已经太晚了。

我外婆，直到70岁的时候才住上楼房，之前一直挤在大杂院里。可是等她好不容易住上了楼房，她又不习惯上楼下楼爬楼梯，不习惯那种邻里之间不吵架的生活，于是她变得失魂落魄，没事就往老房子那边跑。你知道，当好事来得太晚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坏事。

我想我就是现在遇上一个心爱的男人又怎样呢？一个没有和我一同愚蠢过的男人，有什么意思呢，而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愚蠢，也已经太晚了。

爱情饥渴症

饥饿会影响人的判断力，这毋庸置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饱的时候和饿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消费数额往往大相径庭。饿的时候逛超市，看见任何食物都两眼放光，有如与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一旦抓住，就不肯松手。而饱的时候，则推着小车，从容不迫在货架间穿行，看见吃的，一般得风度翩翩地左右端详一番，多数时候还把它给扔回货架上去。

后来，我知道有一种病，叫“爱情饥渴症”。我琢磨着，饥渴症都是一样的，不管前面的定语是不是爱情。

爱情饥渴症最大的临床表现，就是迫不及待地将随便什么落人手中的“食物”都飞速地塞到自己的车筐里去，并且不管那个食物多难吃都坚信它就是自己最想吃的东西，并且不管它的价格如何，都一定要把它买回家去。

总而言之，被饥饿冲昏了头脑。一般来说，一个人要饿到老眼昏花的程度，总得饿了一阵。所以多年没有正儿八经谈恋爱的大龄男女青年，是爱情饥渴症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大龄女青年，因为对爱情的胃口特别好，因为眼看着兜里的粮票就要过期，所以看见一个吃的在眼前，哪怕是发了霉的包子，哪怕是烂了心的苹果，都要一个箭步冲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往肚子里吞。

问题是，看都没看清的东西，直接往肚子里塞，能有什么好结果。霉包子也好，烂苹果也好，看见你跑得这么快，吞得这么急，肯定要沾沾自喜。自然而然地，他会把你的饥饿感误解为他的内在价值。我是不是很牛啊？是不是很酷啊？是不是有种我自己都没有发掘的神秘魅力啊？霉包子、烂苹果照着镜子，抹着自己的大背头，越看越得意。不行，既然我这么牛，有这么神秘的魅力，哪能这么轻易就出手？所以，便是霉包子、烂苹果，看你跑得这么快，也要在你伸手的一刹那，把自己的价格上调个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们才看到无数的兄弟姐妹痛心疾首地抱怨：他什么东西啊？要才没才，要貌没貌，要钱没钱，架子倒是大得很！

那可不，你给人家那么多颜色，人家能不开染坊？

霉包子因为你给的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新鲜包子。新鲜包子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红烧肉。红烧肉因为那点颜色，把自己看成是鲍鱼鱼翅。反正你的爱情饥渴症，造就了对方的自大狂。

对对方其实也不公平。因为患有爱情饥渴症，所以你寻找爱情的时候，寻找的是一剂膏药，牢牢地贴在你的伤口上。既然你找的是膏药，它最重要的性能就应该是安全、是杀菌、是保护。它要治疗你历史上所有的炎症，还要抵御将来所有可能的细菌。可是，爱情它不仅仅是狗皮膏药啊。人们说了，爱情要像鲜花一样美丽。鲜花无用，只负责美丽。

记得崔健以前在某次采访中说，他一般只和27岁以下的女孩恋爱，因为27岁以上的女孩总是太缺乏安全感，而且总是让这种危机感败坏了恋爱的其他乐趣。虽然这话里面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但是我承认，他有他的道理。他不愿做一片膏药，被按在一个爱情饥渴症的伤口上，一按不起。

英语世界有一句被说得有点滥的话，叫做：“I love you not because I need you，but because I want you”。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我需要你，而是因为我想要你。”这个“需要”和“要”之间的区别，就是把对方当作一个狗皮膏药还是一朵鲜花的区别。如果一个女人因为钱而嫁给某人，那她就是把他当作了钱包，狗皮膏药的一种。同理，如果一个女人因为感情的饥渴而嫁给某人，那她还是把他当作了膏药，工具的另一种而已。

据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因为对方能带给你什么，而是因为你就是欣赏他的美好。

对于爱情饥渴症患者自己来说，找到她的膏药，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饥饿是一种蒙蔽，所谓饥不择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你把自己随手捞来的包子苹果塞进肚子，大半饱之后，也许会突然发现，其实你并不爱吃这些包子苹果，其实这些包子苹果并不美味。怎么办？把剩下的扔到垃圾桶里去？可是，浪费粮食缺乏基本的公德心。

所以说，当你推着购物车在爱情的超市里穿行的时候，再饥肠辘辘，也要有耐心。耐心是一种美德，其基本的道理就是，你的饥饿，不应该是让一个霉包子糟蹋你胃口的理由，也不能是浪费一个好包子的理由。很多时候，冲动里面有一种快感，而另一些时候，远离则是一种操守。

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

大学的时候，一个朋友和男友分手，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她问为什么，他说：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都是对的。全部理由，听上去多么残酷。他不爱她了。他觉得她不够好。她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他有另外一个她，而且更爱那个她。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虽然我不是当事人，听见这话时，还是跟着心碎。整个世界，目力所及之处，全是理由。桌子不是桌子，是理由。书包不是书包，是理由。天空不是天空，是理由。整个世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来对付这一个人。

我申请出国留学的时候最想去的那个学校没有录取我，我很困惑：我学习多好啊！我研究计划书写得多规范啊！我求学的心情多么热切啊！你们凭什么不要我。后来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面试过的机构最后决定录用了别人，我很生气，我们不是聊得很开心吗？你们的问题我不都对答如流了吗？为了那场面试我还专门买了个150美元的职业女装呢！你们为什么不要我。还有一年春天，我曾经千里迢迢地跑到另一个城市，因为我很想问一位同学一个问题。但最后在3个小时的飞机，2个小时的巴士，1个小时的步行和一个小时的晚餐之后，我决定放弃那个问题。

好吧，我知道，我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都是对的。

啊，当一个女人怀孕，甜蜜地抚摸着自己的腹部，她在抚摸一个多么令人心痛的事实：这个肚子里的生命，他会长大，等他长大，会有一天，有人对他说：不为什么，因为……你能想到的全部理由。

我想象心碎这件事，有点像一个大陆的塌陷。缓慢，沉重，不知不觉，然而慢慢地，现出越来越大的裂痕。

我想象那种惊恐：一个人曾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然后有一天，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他必须开始学习接受自己的失败，必须开始接受某些，很多，那么多，太多，几乎所有美好事物与自己的无关性。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块棒棒糖举到眼前，然后又晃了过去，他嘴里聚满了口水，然后他低下了头去。

我还想起小时候养的那只猫。它多么想吃桌上的饭菜啊，它每天都在桌子底下逡巡。它跳上桌，被打了下去。又跳上桌，又被打了下去。再跳上桌，还是被打了下去。后来，它不跳了。它路过那个桌子，看着桌上那些诱人的饭菜，眼神茫然地走了过去。

那天和另一个好友聊天，说起她和前男友的对话，前男友历数对她的不满之处：

还在读书；打扮土气；不够酷；太多怨气…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都是对的。

不就是个心碎吗？有人在跳楼，有人在挨饿，有人得癌症，有人被砍死，还有人不幸生在了伊拉克，那么多心碎的声音，那么多蚂蚁的哈欠。就当上帝是一个小男孩，喜欢没事就切蚯蚓。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下了一场雨，屋檐下冒出无数的蚯蚓，而他手里正好有一把小刀而已。

独身主义

任何主张，加上的“主义”这个后缀，就变得恐怖。因为恐怖，人们就避而远之。比如“女权主义”，谁敢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呢？那简直等于宣布自己长相恐怖性情变态脾气乖戾。又比如“环保主义”，保护环境，自然是好的，可是要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这个这个，有专家出来说了，还是要“以人为本”嘛。

大多数人不喜欢强烈的主张，何况是强烈成主义的主张。我也是最近才突破了“主义”这个词的反动外壳，开始打量独身状态里的种种诱惑。那次和西影坐在商场门口的长椅上八卦。她结婚几年了，所以我们自然谈到了她的造baby计划。

唉，我现在很自私，她说，想到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不甘心，所以暂时不想要孩子。

其实我比你更自私，我就势承认，也是因为不想把时间、精力分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连婚都不愿结。

一直觉得自己对于婚姻这件事，抱着叶公好龙的态度。一个女人，30了，整个世界都在忧心忡忡地虎视眈眈地幸灾乐祸地看着你，等你把自己用跳楼价大甩卖了。别等了，跳吧，我们脖子都仰酸了，你就跳吧，我们还赶着去吃午饭呢。

于是出于善良，这些年来也配合他们的目光，做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相亲，上网交友，到各种party抛头露面。最严重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一切标准、原则、理想，在那些毫无感觉的人面前搔首弄姿，努力用老爸老妈的口气说服自己，其实婚姻就是找个伴而已，其实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其实一切标准、原则、理想都只是自恋的表现形式而已。

可是，凭什么呀！

不就是个婚姻嘛？婚姻有什么了不起的。马克思说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婚姻本质上不过是爱情的私有制而已。

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说得多好啊。比如你有一个房子，得，下半辈子就忙着还贷款吧。婚姻其实也是一样，为了占有一个人，你被占有了多少啊！他本来习惯于三天洗一次澡的，可是实在无法忍受她的唠唠叨叨，只好一天洗一次。她本来习惯于饱一顿饿一顿的，可是他一日三餐一餐都不能少，只好睡眼惺忪地起来给他做早饭。他本来喜欢周末哪也不去，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结果她非得拉他去丈母娘家。她今晚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呆着，看看小说喝喝茶，可是他在那个房间里看足球赛吵得她头疼欲裂。他其实喜欢挣多少花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是她非得强迫他每个月存工资的一半。她其实喜欢上网聊天，可是结了婚的女人，还上网聊天，他说，真是老不正经。

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人即地狱啊，萨特说。

没有那么严重了，我的亲友ABCDEFG说，也有很多乐趣啊。一起旅行，一起做饭，接着看电视，挎着逛商场，其乐融融啊。

可我总是疑心，有多少人的婚姻是乐趣在维系，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惯性。他之所以结着婚，是因为他已经结了婚。他之所以结了婚，是因为别人都结婚。别人都结婚，是因为——你问“别人”去吧，我怎么知道。我恶毒地以为，大多数人结婚，其实仅仅是因为无所事事，于是决定用一种无聊取代另一种无聊。

小昭在清华时，同学申请出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问：哎？你说我为什么要出国啊？她答：因为出国是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

唯一不需要解释的选择。听上去简直凄凉，仿佛人的所有主观能动性，在传统、趋势、潮流等等集体性的事物面前，都不堪一击。仿佛人只是一只陀螺，在外力的抽打下，机械地旋转。其实我希望自己的怀疑是错的。我希望这样的胡思乱想仅仅是因为没有对谁爱到“那个份上”。我希望有一天，像在大街上拣到钱包一样拣到“那个份上的爱情”，而“那个份上的爱情”，正如他们说的那样，魔法无边，让我五迷三倒，七窍生烟。我可以为了它，一天洗四个澡，存80%的工资，一辈子不打游戏，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一打开电视就找足球赛，像一个八爪鱼一样缠着他不放，成天跟在他后头，唱SHE的那首歌：你往哪里走，把我灵魂也带走。当然，到了30岁这一年，我知道，北极并没有住着一个圣诞老人，生活中的老鼠并不像动画片里的那样可爱，有志者事竟成只是个笑话，希望它也就是个希望而已。

求婚

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求婚。两个人看顺眼了，然后在某天晚上，一家吃三鲜面的铺子里，男的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嗍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小不点们。

外国人不这样。外国人为了求婚这个事处心积虑。“Propose”这个瞬间的重要性，相当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六上天”。万众瞩目当中，神六冉冉地上天，观众掌声雷动，宇航员热泪盈眶。各家媒体，不，在求婚这个事情中，是三亲六戚，奔走相告。党中央，我是说，双方父母，欢欣鼓舞。

在洋人的求婚仪式当中，最重要的道具，当然就是钻戒了。这个钻戒，要求是真的钻石戒指，最好是tiffany牌的。据说它的价格，得是这个男人月工资的三倍。其实几个月的工资事小，重要的得让那个男人心疼。基本的原理大约是，让这个男人花钱花得心疼了，他才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要是一个钻戒像一盒巧克力那么便宜，难保他不见个人就求个婚、哪天嘴馋了顺便求个婚什么的。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钻戒代表我的心……”

光有钻戒还是不够的，还得浪漫。吃三鲜面时候，从左边的裤兜里掏出一个钻戒，说。“老板，胡椒在哪儿？！……对了，小玉，嫁给我吧，这块金刚石，你拿着，三个月的工资呢！”这可不行。别听那流行歌曲瞎唱，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纯粹瞎扯淡。

结婚过五年，看彼此都跟看家具没区别了，还浪漫呢。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花好月圆时的那一分诗意。趁着男人还没有完全变成混账的时候，把该浪漫的都给浪漫了，以后就是两个人为了苹果该不该削皮吃而打得头破血流时，还可以“回首”当年他递给你钻戒时眼里的柔情。记忆这个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靠这点回忆，再往记忆里添点油加点醋，没准能多撑个20年呢。

为了满足广大女孩的浪漫需求，男人为了求婚的时机和场合绞尽脑汁。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在金门大桥上，男的给女的单膝跪下求婚。这样的“公开场合求婚法”，好处当然是举世瞩目，盛况空前。就我的那对朋友来说，据说当时桥底下人们一看见有人单膝跪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了，立刻都停下来起哄鼓掌。坏处，当然就是这样的求婚，看上去有点像绑架。善良的女生们，多半不忍心当着众人的面，让男人下不了台。于是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说好吧好吧，你起来再说吧。结果这一再说，等了几十年，就没下文了。这一点，Johnny Cash的电影Wall'e the Line里面，有生动的演示，更别说我那位在金门大桥上的朋友了。

更多的人，在求婚场合问题上，选择温馨地“私了”。比如，吃甜点吃着吃着，突然吃出了一颗钻戒。又比如两人爬山爬到山顶，极目四望，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男人掏腰包。于是男人突然掏出一颗钻戒，深情地说“小玉，嫁给我吧……”。这种“温馨私了”的求婚方式，好处当然是给女生压力较小，她可以选择拒绝，也可以选择拿起钻戒就飞速逃离现场，反正不一定非要说“yes”了。坏处就是不够耸人听闻，效果不够震撼，有可能若干年后，自己都想不起来自己怎么就走火入魔、嫁给孩子他爸的。

我已年过30，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枚钻戒说“嫁给我吧”。我等啊等啊等啊等，等得三鲜面铺子都关门了。不过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年少时对求婚场景的幻想里面，从来就没有钻戒这种东西。就一个帅哥，和我。我们都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武功盖世，所以我们彼此爱之入骨，又由于我们都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惟我独尊，所以我们又对彼此恨之入骨。由于这种爱之入骨又恨之入骨的悖论，我们今天爱得脑肝涂地，明天又恨得鸡飞蛋打。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争吵当中，他，突然，一把抱住我，说，嫁给我吧。

我对这个MTV式的幻想是如此钟情，以至于都忘了在其中插入一个他掏出一颗三克拉大戒指的情节，可见女人一激动，就变得愚蠢。后来，我想，愚蠢也好，聪明也好，反正不过是幻想。如今我30了，不再充满幻想。什么金门大桥，什么温馨山顶，什么风雨交加，甚至什么三个月工资的钻戒，所需要发生的全部，不过是一个男人，我，和一家三鲜面馆子。他抬起油乎乎的嘴，说：要不去领个证吧。

然后一口把面嗍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番分不清谁是谁也无所谓谁是谁的觥筹交错。

然后就有了挂着鼻涕到处晃的，我的，我们的，小不点们。

这个，那个以及其他的

我在美国最爱看的情景喜剧叫Seinfeld。其中有一集，Seinfeld和Elaine，两个前男女友，早已分手，多年来一直保持哥们关系。可是有一天，他们突发奇想，决定两人可以“偶尔”发生性关系，但并不恢复男女朋友关系。说白了，就是达成一种“友谊加性”的关系。当时他俩坐在客厅，指着客厅说，“我们要保持这个”，然后又指着卧室说，“时不时再来点那个”，最后指着空气说，“但是不要其他的”。总之，可以上床，但是不能掉入恋爱的陷阱。

尽管他们共同的好友George警告Seinfeld说，人类有史以来，男女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如此美好的关系模式，Seinfeld还是一意孤行地奔赴了这个实验。结果可想而知，最后他们既不能“那个”了，也不能“这个”了，因为Elaine想要“其他的”。

这一集结尾的地方，Seinfeld困惑地问George：性这个东西到底神奇在哪里？它怎么就那么有破坏力？

对呀，不就是一个物理运动吗？怎么就那么有破坏力？它怎么就可以将两个其实不怎么相爱的人死死捆绑在一起，也可以将一份本来挺美好的友谊糟蹋得支离破碎，它还可以将两个本来相爱的人扭曲成两个相互戒备、相互折磨的占有狂呢？它简直就是一场地震，所到之处，天崩地裂，生灵涂炭。

有一次和一个闺密聊天，她说：“我跟一个男人上床以后，就会死心塌地地爱上他。”我问为什么，她说：“跟一个人那么亲密地在一起缠绵过，我就会产生那种把自己全部身心交给他的冲动。”我说这事有这么严重吗？因为一场物理运动而爱上一个人，听起来怎么这么不靠谱，简直像是说某个气功大师摸一下某个人的头，他的病就会得到痊愈一样不靠谱。该闺密困惑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像个女人？

因为能够把性和爱分清楚，所以男人能够做到“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能够做到前脚刚点清给三陪小姐的现金，后脚回来夸老婆全世界最好。因为不能够把性和爱分清楚，所以女人会因为发现老公的外遇而歇斯底里，会因为跟一个男人上了床而要求他对自己“负责”，会因为一夜情而为一个男人失魂落魄、望断秋水。

女人总是混淆肉体的亲密与精神的亲密。她总以为肉体的亲密，只是一个序曲，更盛大的演出是在后面。两个人的耳鬓厮磨、朝朝暮暮。昨天我跟你上了床，今天我就等着你给我打电话，关心我今天吃了什么，跟谁闹了别扭。明天我家电脑坏了你就责无旁贷地要来修理。后天，我在公司听的笑话就一定会跟你分享。大后天你感冒了，我肯定会带着感冒药及时出现在你家门口……总之，两个人上了床，那就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第一张牌是那个物理运动，最后一张牌是他威武不能淫、富贵不能屈地在汹涌澎湃的美女海洋里表示“我的眼中只有你”。

但对很多男人来说，上床不是序曲，而恰恰是尾声，是他漫长的征服旅程的终点。在这个终点，他的游戏“打通关”了，开始寻找新的游戏。

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女人还总是混淆爱情与占有欲。当《手机》里的两个妻子带着专业侦探的狂热，搜集丈夫出轨的证据时，我丝毫感觉不到她们对丈夫的爱情，我感到的就是四个字：阶级仇恨。对于很多女人来说，性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就是从发生性关系的那一刹那开始，她开始确立了对他的“人民民主专政”。从此以后，要像“反帝防修”一样防止他感情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此以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从此以后，要忆苦思甜，要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要牢记“大海航行靠舵手”。

性让女人的幽怨变得理直气壮。一个女人要求男人爱她的依据，不再是自己是不是可爱，而仅仅是他还跟她睡在一张床上。一个女人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一个男人的标准，也不再是自己是不是还关心他的感受，他的需要，而是自己还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当初因为性而复杂化的那些渴求，如今也因为性而变得机械，好像某个独裁政权，得不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却禁止人民群众逃到邻国去避难。

说男人完全没心没肺，把爱和性分得丁是丁、卯是卯，也不对。除了性交，他也愿意帮你修电脑，也愿意祝你生日快乐，也愿意时不时给你打个电话，问题是，他愿意呵护的，不仅仅是你而已。他们走马观花，但不能画地为牢，而且有本事把关系平衡在那里。而这个平衡，这个既要“这个”、又要“那个”、但不要“其他的”的平衡，对女人来说，就像一只下坠的杯子停在半空中一样不可思议。

爱是

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斯威辛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

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是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与美之爱的一个分支。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引向毁灭、疯狂、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

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

“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

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有一次小昭对我说了一句很肉麻的话，她说她觉得我就是另一个她。

这么肉麻的话她怎么说得出来，这可是写社论写得铿锵，写随笔写得飘忽的刘天昭啊！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很多我觉得知己的人，了解得足够多，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在“有些地方”很不一样。比如，我觉得跟人挺知己的，但我们为西藏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我觉得我跟B挺知己的，结果我们为“一人一票制”辩论过两个小时。我觉得C挺知己的，结果他竟然觉得Friends比Seinfeld好看多了。我觉得跟D挺知己的，结果我们在全民医疗制度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跟蚊米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分别为以下问题发生过斗殴：美国会不会打伊朗；石油为什么涨价，某朝太祖是不是个混蛋……多少次，吵得我恨不得把他给崩了，然后顺便崩了他周围的人。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重大问题上跟小昭发生过歧见，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虽然她爱看韩剧我不爱看，但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我偷偷觉得她其实也不是真爱看，就是喜欢看韩剧时智力休息的状态而已。

她太累了。做另一个我，多累啊。

如果可能，我真想把她体内那个“我”给拽出来，让小昭从此成为李红王丽或者张东梅。

我跟小昭聊天，那才叫累呢。在一个自我分析的漩涡，不停地往下坠。见过晕车晕船的，见过晕对话的吗？那就是我和亲爱的小昭在一起。

但那是不是仅仅因为我们还不够了解呢？

2000年的冬天，某同学到纽约来看我，我们去参观自由女神像。那天冷得要命，我穿着一个肥嘟嘟的粉色棉袄，他穿着一个肥嘟嘟的黑色棉袄。我们排漫长的队，冻得直抽抽。可是，不知道谁发起的话题，我们突然为邓小平吵了起来，越吵越大声，越吵越愤怒。吵得都忘了冷，都忘了我们半年没见了，都忘了其实邓小平跟我们真的没有多大关系。

多认真的俩小孩啊。说吧，你选邓小平，还是选我。后来他跟我说那天他特别伤心。他远隔万里来看我，而我对他这样无情。他说他当时恨不得一转身就走了。

而我也特别委屈，因为发现我们不是知己。

那么冷的天，那么长的队，站在自由女神像下，他那么远地跑来，24岁的粉棉袄和25岁的黑棉袄，而我们不是知己。

我喜欢《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那首歌，尤其喜欢里面那句“没有人比我更懂你”。年少的时候，我总幻想着有人能够对我说，“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想象我们生活在文革，整个世界来揪斗我们，我们，彼此看上一眼，然后对着黑压压的血淋淋的整个世界说：我呸。

她们在乎礼物、在乎电话、在乎每一个纪念日，这些我都不在乎。我的要求多么卑微啊，我的要求多么贪婪啊，我要的是一个知己。

电视里的爱情

出于强烈的求知欲，看美国肥皂剧20分钟，其中一段精彩对话：

美男：“I'm sorry! I have been lying to you. I'm not a struggling artist! I'm just a rich, lazy ass. My last name is Darling and my family has 35 billion asset.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and love me as who I'm? Please!”

美女：“What?! You lied? How can you lie to me! Is this the way you treat people?!”

然后美女愤然摔门离去，美男陷入痛苦的沉思。

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得具有多么伟大的情操，才会觉得该美男的那段话中关键词不是“35 billion”，而是“lie”呢？

疑心电视肥皂剧是各国政府统一组织的慈善活动，目的在于令所有智力上缺乏信心的人认识到自己还不是垫底的，并因此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马景涛和刘雪华。

Crush

英文里有个词，叫crush。如果查字典，它会告诉你，这是“压碎、碾碎、压垮”的意思。后来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它作为名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短暂地、热烈地但又是羞涩地爱恋”，比如，“I had a crush on him”。就是“我曾经短暂地、热烈地、但又羞涩地喜欢过他”。Crush的意思，这么长，这么微妙，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心动”似乎是一个很接近的译法，但是“心动”与“crush”相比，在感情强度上更微弱、在时间上更持久，而且有点朝恋爱、婚姻那个方面够的雄心。Crush则不同，它昙花一现，但是让你神魂颠倒。

我觉得crush是一个特别实用的词汇。它之所以特别实用，是因为我意识到，其实人生体验中的大多数“爱情”，都是以“crush”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让我掰着指头数，我这30年来到底真正“爱”过多少个人，那恐怕绝对不超过三个。但是如果让我想想，自己曾经对多少人有过crush，那就多了，这个这个，反正我都不好意思数了。

爱情是一场肺结核，crush则是一场感冒。肺结核让人元气大伤，死里逃生，感冒则只是让你咳点嗽、打点喷嚏，但是它时不时就发作一次。

Crush一般来势迅猛。初来乍到的时候，会让你误以为那就是爱情。

它的爆发，一般是受了某个因素的突然蛊惑，导致你开始鬼迷心窍。比如，你就是喜欢某个人长得好看，帅得天理难容。比如某个人说话的方式让你特别舒服。比如你在网上看了某个人的一篇文章，你觉得，写得真好啊，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允许他和我没关系。有的时候，crush的原因小到莫名其妙。可能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手长得特别好看，而那天他亲自用那双手给你夹菜来着，你就会喜欢他三天。还可能因为一个人笑起来的神态特别孩子气，你整整一个星期都无法忘记那个表情。但是开始时，你不知道那只是三天、一个星期的crush，你捧着自己“怦怦”跳动的心，想，他真好，真是无与伦比，真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人啊。

然后你开始幻想。有那么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你活得腾云驾雾。你幻想他来看你。你幻想你们走在大街上，过马路的时候，他拉住你的手，然后不肯放开。你幻想你们呆在房间里，换了三百八十种拥抱的姿势，却还是没有把要跟对方讲的话说完。

等你把该幻想的幻想完毕之后，这个crush也就燃油耗尽了。

Crush和爱的区别就在于，那份幻想还来不及变成行动，它就已经烟消云散。它之所以没有转化成行动，也许是因为你很羞涩，不好意思表达，然后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你们没有“发展”的机会，时间或者空间的距离，让那份心动慢慢因为缺氧而窒息。也许是因为等到对方走得更近，你看清他的全部，他身上那个亮点慢慢被他的其他缺点稀释，以至于那份感情还来不及升华，就已经腐朽了下去。

爱情它是个小动物，要抚养它长大，需要每天给它好吃好喝，没有点点滴滴行动的喂养，crush就那么昙花一现，然后凋零了下去。

对方可能甚至不知道你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你自己事后可能都不承认或者不相信自己曾经“短暂、热烈而羞涩地爱恋”过他。但是，的确有过那么一小段时间，因为这个人，你心花怒放七窍生烟六亲不认，你摆脱了地球吸引力而在火星上腾云驾雾。

Crush是速朽的。它的残酷和优美，都在于此。当crush试图从一个火花变成一个种子，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时，种种“计较”开始出现：哎呀，其实他好像挺尖刻的……“事业”不怎么样……他还挺花心的……长得也不是那么好……然后“责任”啊、“道德”啊，“家庭”啊，世俗的一切噪音开始打着“爱情”的名义，潜入Crush，把它从一声口哨腐蚀成一个拖沓的肥皂剧。

糟糕的是，人们总是把crush误以为是爱情，败坏那份幻想的轻盈。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从那瞬间的光亮中，拉扯出一大段拖沓的故事，最后被这拖沓淹没，深陷泥沼、积重难返。

然而闪电怎么可能被固定住呢？某同学说，面对有些可能性，转过身去，是个美丽的错误，但是迎上前去，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所以当crush来临的时候，放任它，但无需试图抓住它，把它的头强行按到爱情的粮草当中去。你可以托着下巴，设计那些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与自己辩论下一次见到他时该穿的衣服、该说的话，与此同时，你深深地知道其实下个月，你就会将他忘记。你看着手中的那根火柴，那么短，慢慢地烧到了指尖，然后熄灭。熄灭之后，你心存感激，感谢它的光，也感谢它的稍纵即逝。

欲望都市

虽然我生活在纽约，虽然我也有几个死活嫁不出去的女朋友，但是我特别讨厌看《欲望都市》。讨厌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女人得到男人们怎么就那么容易？！

这事我想想就妒火中烧。瞧那四个女人，除了Charlotte，也没觉得谁长得咋的。Carrie，大马脸。Maranda，干巴巴的。Samantha，五大三粗不说，还恨不得看到一头公鸡都要发情。怎么男人们在她们跟前就那么前仆后继呢？怎么她们搞定一个男人，就跟超市里买棵大白菜似的，而我们要搞定一个男人，就跟抢银行似的？

何况此男人非彼男人。她们络绎不绝的男朋友们，一个比一个有型，一个比一个成功，全都帅死人不偿命。而我们周围的男人……哎，不说也罢。反正就是这样，人家还都是“你呀，把简历留这吧，我考虑好了再通知你”的架势。

这世界，贫富分化的，岂止是财富，岂止是色相，岂止是智力，还有爱情。

好朋友X，在电话里问她的他：“我算不算你女朋友？”。

“你说算就算，你说不算就不算呗！”

靠。

好朋友Y，和她的他暧昧半年之后，觉得终于可以更上一层楼了，于是非常深情地给他写了长长一封情书，其中提到了“风景”、“月光”、“诗意”、“浪漫”、“未来”等一系列美好的词汇。对方两天后回信，只有一句话，“文笔还挺好的，看不出来呀。”好朋友Z，干脆两年来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生活。没有就没有吧，她每天勤奋工作，老实做人。有一天打电话，她说：“人家都说，爱情总是在你已经放弃希望的情况下不期而至，我都绝望两年了，它怎么还没有不期而至啊！”

我们卑微渺小的欲望，闪烁在她们灯红酒绿的都市。

当然你可以说，电视是电视，而生活是生活。

那就更可气了，他们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电视，我们已经鼻青脸肿了，还嫌我们不够惨，还要拿这样美轮美奂的童话来给我们落井下石。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那天看一个reality show，叫《如何找到他》，两个“爱情教练”教导几个大龄女青年如何找到真爱。有一集，他们让一个女青年练习在公共场所吸引男人，还教了诀窍一二三。女青年在书店逡巡了半天，发现根本没有一个男人直视他。她跟人家搭讪，人家冷冷地回答。最后，这个女青年问了十几个人“请问几点了”，还是没有成功地吸引到一个男人。这个电视节目，我看得津津有昧。我觉得，它比《欲望都市》好看多了。

兔子跑什么跑

哈利先生26岁，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他曾是全国篮球明星，但目前在超市里卖果皮刀。哈利开车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这是一个普通的郊外黄昏，他本来应该去爸妈家接儿子的，但是他突然希望明天早晨能够醒在一片白色沙滩上，于是他拐了一个弯，拐上了高速公路。哈利此刻很累，因为他在公路上迷路了，因为他开了很久还是在美国东北无穷无尽的小镇上。时间是1959年，哈利先生的外号叫兔子。

《兔子快跑》是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该书的封背上这样介绍它的内容：“26岁的哈利被困在二流的生活当中。一个酗酒的妻子，一个到处是脏碗盘的房子，一个幼儿和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他从自己宾州的家里逃跑了。”

当然兔子没能跑远。一个不甘平庸的男人试图从二流的生活中私奔，但是作为一场私奔，他缺少一个女主角，一个地图，一个敌人，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种悲壮感……总之他缺少传说中的私奔所需要的一切构件。于是，在公路上狂奔了一夜之后，他回到了小镇。

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和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总之整个小说中兔子先生一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跑来跑去。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胃药和心脏病药之间换来换去一样。情人或妻子当然不可能拯救他，因为胃药是用来治胃病的，心脏病药是用来治心脏病的，而他得的是肺病。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这本书让我想起电影《好女孩》。女主角嘉斯丁和兔子一样，是个小镇上的售货员，她也和兔子一样风流，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但她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风流之间进行选择，甚至不是如何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其实她并不爱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她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用他人的爱来遮蔽自己的平庸。她的风流不是风流，是恐惧。也许任何人的风流都从来不是风流，是恐惧。在终于和年轻的男同事勾搭上之后，嘉斯丁叹息道：I'm finally a woman with a secret. 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法喜欢上兔子先生。我不知道他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跑来跑去有什么可亲或者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什么值得被书写的地方。也许厄普代克先生看中的正是兔子先生的这种无力感。他在为26岁的兔子写完《兔子快跑》之后，还为36、46、56岁的兔子写下了《兔子回家》、《兔子发了》、《兔子安息》。据说很多人从兔子系列中看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灵魂变迁史，但人在爱情中逃避自我的习性，似乎和20世纪、美国或中产阶级没什么必然关系。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色

其实女人也很色，虽然这事大家不大承认。一听到他们说“男人嘛，长相无所谓的”，我就来气。一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男人嘛，有事业就行了”，我就更来气。一想到这个“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指钱，我就气得浑身上下都胃疼。说男人长相无所谓，那是纵容。说男人有“事业”就行了，那是势利。这种观点又纵容又势利，用一种虚伪来掩盖另一种虚伪，我不同意。

男人怎么就长相无所谓呢？这简直跟说“美国人嘛，国际法无所谓的”一样没道理。你想想，人家说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同意吗？你要是同意男人长相无所谓，就相当于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要是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就是支持美国士兵虐待战俘。你要是同意美国士兵虐待战俘，就没人性。简而言之，你要是认为男人长相无所谓，你就是没人性。

我很有人性，所以我很色。

我的色，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的初恋。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最英俊的男生，坐在我后面。他有全班最酷的平头，最长的腿，最白的皮肤，最小的眼睛，最羞涩的笑容，而且还在长跑队里跑得最快。当他在校运会中，从操场那头迈着他长长的腿，迎着晚霞飞快地跑过来时，我的瞳孔里，只有一个不断放大的“帅”字，当这个帅字放大成72号狂草黑体字时，我的眼里就只有他了。可惜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小了。只在晚霞中站了一小会儿，我们就初中毕业了。然后我去了一中，他去了二中，两个人之间有了长达15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无情的距离，生生是把我们对彼此的仰慕给粉碎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帅哥。多年以来，从江南到北国，从北京到纽约，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却不停地碰壁。在寻觅帅哥的道路上，我风餐露宿，饥寒交迫，有上顿没下顿。出国以后，更是目睹了中国留学生中帅哥严重脱销的局面。每次开一个party，但凡有一个五官还比较对称、形状还比较科学的雄性，众多女色狼们就会蜂拥而上，将其包围得水泄不通，我只能不断吞咽着口水站在数层包围圈之外望梅止渴。

长太息之掩涕兮，哀女生之多艰。

这一点，我的小说《那么，爱呢》里的女主人公唐小瑛也可以证明。

在一次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她恶毒她想：“瞧瞧那帮男留学生，一个个长得丧权辱国的……”固然，她这话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华人世界里帅哥供不应求的严峻形势。后来，我一个网友干脆根据这句话，整理出了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丧权辱国，闭关自守，韬光养晦，为国争光，精忠报国。

随着对形势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也随着自身条件的恶化。我的审美标准开始了全面溃退，从精忠报国退到了为国争光，从为国争光退到了韬光养晦，举目四望，不能再退了。我毕生的理想，就是找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他就那么随便一帅，我就那么随便一赖，然后岁月流逝，我们磨磨蹭蹭地变老。现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已经退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再退，就成了卖国主义者了。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看来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无论是男是女都得面对现实。男人尽可以每天捧着美女杂志，点击着美女图片，观赏着层出不穷的选美比赛，开着恐龙的玩笑，但女人也开始看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肚腩，憧憬风平浪静的肚子。别说什么帅哥都是花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帅哥。

把帅哥说成都是花瓶，就像把才女说成都是丑女一样，是男权文化的两大神话之一，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制造出来的文化霸权。那种“男人有钱就会应有尽有”的说法，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男人在外形上不思进取的借口，但“人家爱的是你的钱，而不是你的人”这事总归不大美好，何况大多数男人永远也挣不到“应有尽有”的地步。与其挥金如土地争取拜金女的不可靠爱情，不如买张健身卡到体育馆去挥汗如雨。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原因是，拿我认识的男人和女人比，男人总是更能用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态恋爱，而女人，总是在用一种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同归于尽、爱得伟大死得光荣等一切能让你联想到“血雨腥风”的态度恋爱。悠然自得比之于血雨腥风，更健康，更美好。

真的，爱情这事，有这么严重吗，犯得着这样咬牙切齿吗。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过我。对我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只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密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很不厚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

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与自己那点小伤痛战斗得血雨腥风。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像出麻疹，出个把次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职场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镣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没有彻底摆脱性别的劣根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支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姿势，摆久了累不累？何况忧伤它有什么美丽的呀，何况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在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责任与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吗干吗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嚷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虽然我不能肯定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语法不通顺，但是，莫名地，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最好的时光

她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几十年前的细枝末节，金色阔条纹束发带，淡粉红薄呢旗袍，白帆布喇叭管长褂……她记得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布料，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争。那有什么奇怪呢，她是张爱玲。《小团圆》不好看，情节杂乱，语言急促。张爱玲写这个书，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待清楚，但是又缺乏交待的耐心。于是就像一个困极了的人，急着上床睡觉，把衣服匆匆褪在床边胡乱堆成一团。

缺乏耐心又实属自然。隔着大半生和千山万水，去回顾那个女人的小心动和更小的心碎，哪里是自己的前半生，简直是自己的前生，简直是别人的前生，简直是霸王别姬小乔初嫁孟姜女哭长城。大家看《小团圆》都是冲着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而去的，我当然也是。但是在很多人眼里的悲剧，在我眼里却是个喜剧。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爱情过渡到柴米油盐的生活所以可喜可贺，而是，看来看去，觉得基本可以确定：第一，她是真心爱过他的；第二，他也是真心爱过她的。就算是他在真心地爱着另外的她、她、她时，他也是同时真心地爱着她的；第三，他对她的爱以及她对他的爱，是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的；第四，他们都是有内容因而值得被“懂得”的人。有了这四条，一个人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大的宇宙，这样漫长的时光隧道，造物主让两个人这样相遇，他们真的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他能只爱她并且厮守终生，也许更好，但也未必。和“金色的永生”比，短短一生算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

相对于这本小说本身，我更好奇的是张爱玲写这本小说时的状态。张动手写这本书时已经55岁，后来搁置许久，再动手改时，已是73岁。对我来说，一个干瘪苍白、戴假发、穿一次性拖鞋、只吃罐头食品的老太太，坐在洛杉矶公寓的一堆纸箱子前，写40年代沦陷上海一个女孩细细密密的小心事，这个画面比这个女孩的小心事本身要有冲击力多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60年代末其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张爱玲就过上了完全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昼伏夜出，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有人来访不开门，访大陆访台湾机会一概拒绝。后未还染上了“恐虱症”，总觉得有虫子骚扰，隔三岔五搬家。有个狂热粉丝为了刺探她的生活，偷偷搬到她家对面作邻居，一个月只见她出门扔垃圾一次，而且在得知该邻居是个粉丝之后，张爱玲立刻搬家离开。

那么，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每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都在做什么呢？一个幽灵在四面白墙之间飘来飘去，瞪着时间一点一点蛀空自己。张爱玲的作品里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几乎毫无涉及，那么，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真的，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她是张爱玲。她曾经那么热衷于表达，她还那么骄傲，而无动于衷被死亡的纤绳一点一点拽上岸，又是多么不骄傲的一个状态。

好在她还有回忆。张爱玲10岁时在期盼爱，20岁时在书写爱，40岁时在放弃爱，60岁时在整理爱……短短三五年的爱情，这样细水长流地被思量、被咀嚼、被雕刻，好比写一本书，前言花去20年，后序花去50年，最厚重的却仍是青春那三五年。也许晚年张爱玲不需要生活，就是因为她曾经拥有的不可超越，与其用力不从心的文字去冲淡曾经的光芒，不如用沉默来守护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晚年的少产和她早期的多产一样是因为骄傲。

这个说法当然令人伤感。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据说张爱玲临死前知道自己不行了，她把自己收拾干净，还穿上了红旗袍，整整齐齐地躺在床上。也许因为她曾经拥有过“金色的永生”，才能死得如此安详。如此安详，合上书，真的觉得结局其实是个团圆。

论婚姻制度的演进趋势

有报道说，目前美国单身成年女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已婚女人。这条消息虽然反映了广大老中青妇女感情生活的悲惨状况，但对她们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我不如意，跟我一样不如意的很多呀。在一定意义上，共同贫穷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

鉴于目前离婚率越来越高，单身成人越来越多，婚姻中各类出墙行为的泛滥成灾，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不禁开始思考婚姻制度的走向问题。等到有一天单身成人女性不是51%（今天的美国数据），而是71%、81%、91%的时候，婚姻制度还会存在吗？如果存在，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现在有点理智的人都愿意承认，维持婚姻的动力绝不仅仅是“爱情”，那些哭喊着“我不够爱他／她，所以不能跟it结婚”或者“我不够爱他／她，所以要跟it离婚”的人，经常被耻笑为“幼稚”，“琼瑶小说看多了”以及“吃饱了撑的”。那些发出此类耻笑的，也自得于自己的“成熟”、“冷静”以及“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显然，除了“爱情”这样的美好情感，婚姻的动力还包括：第一，孩子的抚养；第二，“亲情”。据说爱情时间长了，就会发生某种化学变化转化为“亲情”。第三，经济上的相互扶持，第四，生活上的互助。就是说，即使没有“爱情”，一般来说，人们也往往会因为以上四个原因而维持婚姻。

但是，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第一，就孩子的抚养来说，随着法律在抚养费、监护权方面的发展健全，DNA亲子鉴定技术的发展；以及儿童保育工作的社会化，孩子的抚养越来越不依赖一个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结构。虽然据说一夫一妻家庭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成天鸡飞蛋打的一夫一妻，很可能还不如各自轻松快乐的单身父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就“亲情’，来说，众所周知，亲情固然美好，但亲情并不是“排他性”的。除非你爸教唆，你不能因为爱你爸就不爱你妈了。同理，如果一夫一妻婚姻充满了“亲情”，“二夫二妻”、“一夫二妻”、“一妻三夫”也可以是充满“亲情”的。

第三，就经济上的相互扶持而言，婚姻的必要性也在衰落。当经济发展使得单个人（尤其是女性）工资提高到了大多数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程度，当社会的保险福利养老制度完善到大多数人都能“老有所终”的程度，当法律上婚前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协议都成熟到“谁也不可能通过结婚离婚占谁便宜”的程度，当全世界女性变得不再像李湘那么好骗的时候，实在看不出婚姻在经济上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功能。

第四，就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来说，妻子需要丈夫抬煤球、丈夫需要妻子打毛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越来越多的家务被社会化，男人可以去餐馆吃饭，不结婚不至于饿死，女人可以找搬家公司搬家，不结婚不至于累死。

综上所述，那些深刻地看出“婚姻和爱情不是一码事”的人，其深刻性已经开始受到历史的挑战了。虽然纵观历史和现状，他们是大体正确的，但是在将来，他们将越来越不正确，因为人们将越来越难找到爱情之外的结婚或者维持婚姻的理由。虽然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本质越来越会是：你懒，你懦弱，所以你才好离不如赖婚着。

Like it Or not，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琼瑶化”了。

如果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接下来最显然的问题是：爱情这个东西，保质期很短啊！不可否认，总有一些相爱一生的伴侣。但是更多的人，一生N次地坠入爱河和坠出爱河，有些都摔成肉饼了。甚至有人说，一般来说那种热烈的、还没有转化为“亲情”的爱情，往往只能维持六个月左右。

因此，

事实一：爱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

事实二：爱情往往是短暂的。

结论。婚姻会越来越短暂。

推论：婚姻的平均长度将会短到人们觉得“得不偿失”、“结婚太麻烦”的地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问题是，虽然婚姻这个上层建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多数人对“亲密关系”又有不懈的渴望和追求。多么矛盾啊，既想得到，又不想为得到所束缚。鉴于多数人不想被一棵树吊死而希望五马分尸而死，我预计，将来的“婚姻”，会变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我说的不是“n妻n夫”，因为“夫”和“妻”这种概念还是“婚姻”的产物，我说的就是n个男男女女（可以是一男一女、也可以是两男两女，一女三男、二男三女、四女三男……）由于彼此欣赏而组成的、开放性的“和谐公社”。他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也不一定一起上床或者财产共享，更不一定要永远在一起，至于怎么在一起，权利义务如何，可以根据八荣八耻的原则自行签约。

有人可能会说，那“嫉妒”呢？人是不可能摆脱嫉妒心理的呀！

你嫉妒就不加入这个联合体、或者随时退出这个联合体呗，只要能找到你情我愿的伴侣，谁也不会拦着你跟他或者她单独白头偕老。如果找不到，那你只好追忆21世纪以前的黄金时代了。

其实，Friends里面那六个人、Seinfeld里面那四个人、Will and Grace里面那四个人，就有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意思，友谊、爱情、亲情非常有机地融为一体。试想，如果Friends里面只有Rachel和Ross两个主角，Seinfeld里面只有Jerry和Elaine，Will and Grace里面只有Will和Grace，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只有米兰和夏雨，那该是多么乏味的肥皂剧啊。

当然，“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代的出现。还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儿童抚养的进一步社会化，女性经济地位的迸一步提高，孕育哺乳期间对女性福利的增加（比如给每个孕哺期间的妇女配备一个男保姆），等等。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桎梏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吧，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港湾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吧。

论社会之既不可知又不可能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19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 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今天回头看西方的19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嚷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19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19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二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未来世界

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和一个科学工作者严肃地探讨未来世界。

他告诉我，由于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人类会生活在虚拟的现实里。人就躺那什么都不用干，想吃什么想象一下就行了，想跟谁好，也是想象一下就行了，想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那种人光躺那什么都不干的情形多么可怕啊，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那上厕所呢？我问。

上厕所你可以想象啊。

那你现实中躺在那里的那具肉体就不需要真的上厕所吗？

那到时候肯定早发明流水线自动解决了。

可是，如果你光躺那不动，没有生活，你想象力的来源是什么呢？比如，你总得吃过红烧肉，觉得好吃才会想吃红烧肉吧？比如你总觉得见过某一个女孩，喜欢上了她，才会想象跟她谈恋爱吧？

不用，数据库里都有呢，你通过数据库比较就行了。

我哑口无言。

什么都不干，脑子里装个芯片，浑身插满管子，整整齐齐地躺那儿傻乐。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世界么？

可是，我又想出一个新的辩驳方式：其实人类的科技发展走向，并不一定按照我们当前的发展趋势前进的，比如，30年前我们想象到2000年，人人家里都有一个机器人保姆什么的，结果呢，网络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才是21世纪的大势所趋。

“不过不管机器人还是信息技术，本质上都是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的替代，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该科学工作者回答道。

这个世界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进化了几百万年，就为了个浑身插满管子一动不动躺那里等死？这好像跟马克思许诺的终极解放有些差距呀，我以为免费鸡蛋才是我们开拓未来的动力呢。

虽然说科学是“中立”的，它起到什么作用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可是它的出现、它的发展，就像伊甸园里的苹果一样，人类怎么可能经得起它的诱惑。现在我们看的电视，上的网，用的iPod，坐的飞机……这一切，其实都是“一小撮”科学家发明设计的，他们越聪明，民众就越白痴。人类的智能，就像人类的财富一样，越来越向金字塔顶尖的一小撮人集中，这真叫我忧心如焚。

科学工作者同情地看着我。

那么，如果记忆是数据，想象是芯片，为什么还需要人类呢？为什么还需要那一具具肉体躺在那里呢？那和一排排的电脑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我想累了，只好放弃。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儿子的78次方到底还有没有人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明天早上起床我不还得该干吗干吗去。说到明天，我想起一篇要赶的稿子，一个要见的人，几封没有回复的E-mail，两本要看的书，于是我决定，洗洗睡去。

心型卡片

看了一个电影Secuestro Express，拉美的犯罪片，讲的是一伙罪犯绑架一对有钱情侣的故事。有点黑色喜剧的意思，但我却是越看心情越沉重，看到最后，有种找间小黑屋子，缩进去、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把头埋进膝盖里、再也不出来的愿望。

委内瑞拉。关于委内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个国家？总统是个反美斗士叫Chavez？前一段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一个石油出口国家？唯一不需要划问号的知识，就是无数委内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如其他亚非拉国家的无数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河边，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脑子里都浮现出四个大字：国泰民安。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Look at it! Look at it!

一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见死不救，这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这个池塘在更远的地方呢？仅仅因为那个池塘离得稍远，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难道一个人的无辜可以仅仅因为他近视——或者——选择性近视？觉得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的痛苦，与你相关，这到底是一种自作多情，还是一种真诚的责任心？

Secuestro Express其实是一个恐怖电影。虽然其中没有《午夜凶铃》里面的幽暗天井，没有《闪灵》里面的恐怖楼道，没有《沉默羔羊》里面的变态杀手，它却比所有这些恐怖片更恐怖。当恐怖是来自想象，观众不会真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把悬念的包装盒一层一层拆开之后，里面会有一张心型的卡片，上面写着坏人都被干掉了，请破涕为笑吧。你知道当你走出这个电影院，你所刚刚经历的所有恐怖情节，都已经烟消云散。

而Secuestro Express的结尾，没有埋藏着这样一张心型卡片。它所讲述的恐怖，并不烟消云散，相反，它粘着你跟踪你占有你。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绑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绑架我？我不是坏人，我在一个天主教小学里做志愿者，帮助小孩，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谁让你开这么时髦的车呢？”

“为什么？为什么有钱就是罪恶？我爸爸非常勤奋地工作！”

“当这个城市里那么多人挨饿你却开这么时髦的车。你还指望我们不恨你？！”

可惜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两个人争论了一会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电影残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谁是“坏人”。穷人说是贫困导致了所有问题，所以他们无辜。富人说他们努力工作不但努力工作还做志愿者还帮助小孩，他们不应该被这样对待。每个人都无辜，而无辜的人在罪恶中相遇。此时此刻我们多么希望好人坏人就像金庸爷爷的小说里一样清晰可见啊，哪怕是岳不群那样隐藏很深的坏人呢，哪怕是梅超风那样为情所困的坏人呢。坏人在哪呢？找到坏人，杀掉坏人，难道一个好的故事不应该这样简洁明了吗。杀人多么容易。杀人据说甚至成了暴力美学。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坏人，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像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开会，听见有个学者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穷人对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对的，好的。我当时站起来问：为什么精英就一定是贬义词？为什么贫穷就可以占据道德优势？

然后几年之后，我听见Carla，这个开好车但是帮助贫困儿童的委内瑞拉女孩，在一个绑匪片里，问一模一样的问题。

请让我们找到坏人吧。

请让我们在发疯之前找到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吧嗦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

在英特纳雄奈尔之歌消失以后，这个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也许不再是振臂高呼时的豪迈，而是一个外科大夫对待一颗跳动心脏时的纤细。我家墙上有个招贴画，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切·格瓦拉的头像。经常有到我家的客人问：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格瓦拉啊？我就指着那个招贴画的右下角说，你看这副照片的角落，还有一个要饭的老头儿乞丐，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喜欢这个招贴画，不是因为喜欢格瓦拉，而是喜欢这个对比。

因为这个对比在我眼里，也是一个心型卡片。虽然这个卡片上字迹难辨，信息模糊，却是一封更诚实的情书。格瓦拉也许是个“好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

自我一代

看了《时代》上那篇关于“自我一代”的报道，又看了各个方面的反应，写一下读后感。

那个报道对中国“80后”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公共事务。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自我一代”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文化热一代”，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政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公共问题？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这跟“代际”没有太大关系。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理解理性选择是一回事，但是将这种理性选择道义化，好像冷漠是一种美德，则是另一回事。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可能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权力和权利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的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另一些人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对了，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是指关心某领导人最近又亲切接见谁了，或者某美女到底与某领导什么关系。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同学们写的思想汇报中常常有这么一句；我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某台某报……拜托，那不是关心政治，那是关心宣传。还有人曾经跟我说：你连那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都不知道，你不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吗？嗯，我是不知道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我还不知道莫文蔚现在在跟谁谈恋爱呢。把政治关心成八卦，关心成宫廷秘录，而且明明天高皇帝远还说得绘声绘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事实上中国正史的写法，就有点八卦集锦的意思。但真正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位”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像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在一个网友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至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提到在苏丹达尔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他们被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那个社会，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

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年到××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吗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黑窑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很多社会问题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某些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当然，避重就轻是皆大欢喜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热爱皆大欢喜的社会，我们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出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戴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二战之后苏联的经济增长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DP增长率8.9%；1961-1965年4.8%；1971-1975年2.9%；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1-19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19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的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道德极限

晚上，就一个问题我和蚊米发生了重大争论。

事情是这样的，我问他：如果你几乎不会游泳，但是发现我掉到水库里了，你会跳下去救我吗？

蚊米说：那当然了。

可是你几乎必死无疑啊！没法救活我，自己还白白送上一条命，多不值啊！

可是生死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那么重……我不禁陷入了深思。确切地说，是陷入了焦虑。如果换了我，我会不会去救他呢？更糟的是，如果把那个“他”换成“我妈”、“我爸”、“我儿子”呢？

这样想着时，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奋不顾身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

我更加焦虑了。如此焦虑，似乎这事已经发生过了。

事实上，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除了“水库救人”命题，我还分别思考过以下命题：如果一个疯子拿着刀在街上追砍一个儿童，我会不会冲上去与歹徒搏斗？

如果我的小孩掉进养熊的围栏，一只熊正在向他靠近，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家突然发生大火，我被成功救出，但是我孩子还被围困在火海当中，我要不要冲回去？

这些道德极限场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危险面前我的努力几乎于事无补，但问题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想这些干嘛？蚊米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不能把自己侥幸没有遇上的事情当作假问题啊，我辩解道，就像你不能把自己没有机会犯的错误当作自己不会犯的错误。

对极端情况的想象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捷径，而太平年代只是模糊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

有一天晚上我甚至梦见了一个“道德极限”的场景：我梦见我的大学宿舍里有一只煤气罐，不知道为什么，煤气罐突然有一个接口松了，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我飞快地往外面跑去，边跑就边想：楼上楼下还有那么多人呢，我应该去通知她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我得起紧逃生。我多自私啊！我太自私了！

就这样，我被吓醒了，醒了之后为自己没有去救楼上楼下的姐妹们而深深自责，我已经暴露了，一个懦夫已经被自己的梦给暴露了。这事有没有真的发生有什么重要呢？运气并不是美德，这可是我自己说的。

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只有当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时，他才能真正学会谦卑与宽容。极度焦虑中，我想到了《追风筝的人》里面的一句话：没有良知的人从不承受痛苦。就是说，如果我为此感到痛苦，那一定是因为我良知未泯。如果我甚至为还没有犯下但可能犯下的罪行而感到痛苦，那我肯定非常有良知。走投无路之下，我就是这样，悄悄把对自己的蔑视，转化成了对自己的赞美。

超越那一天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

《苦涩的革命》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

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遍体鳞伤，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年后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不如说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像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强权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像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校。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奢侈生活

这已经是一个再也无法掩藏的事实了，就是出国的人对比留在国内的人士。为了表达对我这个“海龟”的同情和慰问，每次回国，国内的亲戚朋友都带我去吃喝玩乐，领略国内的奢侈生活，以此证明国内可以过得多么爽，而我们留学在外，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这次朋友莉莉，带我去做身体的“精油护理”，因为她有某个美容院的包月会员卡。

刚一进去，几个穿粉色制服、戴护士帽的小姐就笑眯眯地迎了过来，左一个“姐”、右一个“姐”地叫开了。她们引我和莉莉穿过一个走廊，换了拖鞋，走到一个粉嘟嘟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在换衣服之前，小姐给我们端来两个大木桶，说是洗脚。洗脚就洗脚吧，里面还放了几块石头，问那是什么，说是“火石”，有“祛寒”的效果。洗完脚，换上他们发的纸内衣，躺下。

我叫小慧，给我按摩的小姐温柔地说，今天我给您服务。又温柔地追问，音乐声音大小，您觉得合适吗？屋里的光线呢？我们说好好好，没问题。刚趴下，小姐又端来一个小木桶，里面漂着一朵莲花，放在我们的脸下边，说是“清凉解乏”。然后才开始按摩，小姐往我的身上涂上一种精油，然后揉开了。在舒缓的音乐，温柔的手指间，我很快睡着了。中间朦朦胧胧翻了几次身，再醒来时，已经过了半小时了。然后跟小慧小佳聊了几句。莉莉问小慧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多少钱。小慧说不一定，看每个月客户情况。莉莉追问到底多少，小慧说：好的时候有一千吧。

她怎么还能对我们这样和颜悦色呢？我心想，我们做一次按摩，据莉莉说，没有会员卡的话，一次就400块。一个月最多挣1000的人，怎么能对一次花400块来按摩一个小时的人这样和颜悦色呢？

也许心里是有怨恨的吧，如果是我，肯定是有的。

如果来一次文革，小慧也许会给我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小姐××”，然后让我“坐飞机”，剪阴阳头，住牛棚，挨批斗。但是文革已经过去，而且看起来也不可能很快再来。何况文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

阶级啊，这就是阶级，我心里叹息。所谓奢侈生活，前提就是阶级的差异。虽然阶级差异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但在此时此地，它是如此明目张胆，有恃无恐，甚至不需要遮羞布。

按摩完毕，穿上衣服。小慧又笑眯眯地端来“为客人特制的冰糖银耳羹”，边看着我们喝边介绍说：我们马上要搞一个活动，叫“植入金丝”展示会，29号晚上，有一个晚宴……询问一番，原来是一种美容产品，一套9万多人民币。

有人做吗？

有啊，已经有四五个了。

出去之后，莉莉问我：感觉怎么样？还是国内好吧？

嗯，还是国内好，我赞叹道，真奢侈！

当然，我真实的想法是：消费的乐趣，从来都是无力的乐趣，数量越大越无力。

坐在莉莉的车里，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课本里那句话，那句小时候完全读不懂、稍大很反感、现在却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话。它说：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政治的尽头

政治的尽头是同情心，马蒂奥和朱莉娅的尽头是尼古拉。

《灿烂人生》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防暴警察马蒂奥的同事鲁伊奇被左翼示威者打成了瘫痪，马蒂奥在哥哥尼古拉家悲愤地说起这事，尼古拉的妻子朱莉娅，一个激进左翼分子，当时就不干了。

“太糟了，你站在错误的一方。”

“你肯定？那什么是正确的？穷人的一方算是正确的吗？”

“对。”

“鲁伊奇比你更懂什么叫贫穷。他是个穷人，把他打成植物人的人却不是。我们在这里吃蛋糕，他却躺在医院。”

“我受够了你的垃圾言论！”

尼古拉只好出来调和：“请你们都别说了！”朱莉娅转身弹琴去了，马蒂奥调侃道：“你老婆不错。”尼古拉笑道：“你俩相处的也不错。“她是那种永远正确的类型吧。”“嗯，跟你类型一样。”于是两人会心地笑了。

《灿烂人生》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情形，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最后以温情脉脉的谈笑收场。尼古拉的父母争吵时是这样。妹妹的婚礼上，尼古拉被解雇的工人好友和银行家好友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尼古拉父女在争论一个腐败官员是否值得同情时也是这样。对此女儿是这样解释的：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

“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似乎道出了人世间喜剧和悲剧分叉的那个秘密。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其实还是不够爱。另一些时候，你忙着轰轰烈烈地爱人类，却忘记了爱身边一个一个的人。

马蒂奥和朱莉娅都未曾深入这个道理。他们都试图通过政治斗争的途径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结果发现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对真理的掌握，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确切地掌握了真理。朱莉娅在6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越来越激进，抛家弃子投奔了一个恐怖组织，从事暗杀工作，最后沦为阶下囚，世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一些。马蒂奥终其一生都在和丑恶的制度作斗争，从僵死的考官到野蛮的精神病院，从等级森严的军队到黑幕重重的警察局，但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新年之夜，他迎着窗外绽放的烟花从阳台上纵身跳下。

而朱莉娅的丈夫、马蒂奥的哥哥尼古拉则不同。他温和而不消极，明辨是非但不急于求成。改造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将一个制度连根拔起，而是以给予身边的人一点一滴的温暖开始。佐珍，片中那个被精神病院非法电击的女孩，最后不是被左翼朱莉娅或者警察马蒂奥拯救，而是在尼古拉几十年的照看下慢慢恢复。当佐珍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时，他对她说：你每天来给我的植物浇水吧，它们需要你。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一场龟兔赛跑的话，马蒂奥就是那个兔子，而尼古拉则是那个跑得慢却跑得远的乌龟。马蒂奥在不断的碰壁中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样的耐心啊，在与可爱的姑娘美瑞娜相识之时，他这样自我介绍：我叫尼古拉。

也许为我们的行为守卫底线的，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法律，而是尼古拉的考官所说的“同情心”。读书读到文革时某派怎样毒打某派或者纳粹集中营里的暴行时，我总是惊骇不已，因为这全都是假真理的名义。若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情心的底线呢？一个政治、法律、宗教都无法突破的底线呢？也许人世的希望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问一句，发现真理又如何。

该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片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美好，美好却不虚假。我想导演真是个善良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柔情似水。他让激进的朱莉娅弹得一手好钢琴，让暴躁的马蒂奥成为一个书迷，让美瑞娜在失去马蒂奥之后得到儿子，让尼古拉在女儿离开后重新得到爱情。他端详、雕刻、安抚每一个辗转反侧的灵魂，让你觉得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正在变得更好，还会变得更好一只要你像尼古拉的父亲所提醒的那样，不放弃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发掘他们的动人之处：“你要让朱莉娅弹琴，告诉她她有多美好，你要说，朱莉娅，为我演奏吧”。

They Just Give Up

每当你情绪低落寻死觅活时，总有一些喜剧发生让你破涕为笑，重新鼓起生活的风帆，比如胡紫微同学发表输出价值观的重要奥运演说，比如重庆人民对求精中学的热情捍卫，比如恒源祥广告商破罐子破摔的决心。

有一次和D走在一起，那天刮大风下大雨，大街上好多人的伞都被吹得东拉西扯。我们走着走着，看到路上被丢弃的一把伞，散了架，半边支着，半边瘫软在地。D说：They just give up. 我们大笑。

恒源祥的广告就让我想起这种“they just give up”的大无畏精神，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大无畏的“they just give up”精神这么具有喜剧效果，这么让人觉得人生如此有趣，死了多么可惜。基本上满足于用简单重复来表达一腔（此处可填人“义愤”、“热情”、“热血”等等具有高温感的一系列褒义词）的行为都可以被称做“they just give up”的精神，比如在一个句子后面打上无数感叹号，比如上千沈阳球迷花半个小时重复呐喊“小日本，操你妈”，比如把故宫造到999间，比如用一百万个小高炉来赶超英美，比如中学女教师用让男同学陆续到床上报道的方式来树立生活的信心。

这些行为表明，所谓自暴自弃，并不在于智力、想象力和勇气的枯竭，而在于当事人已经不打算对这种枯竭加以掩饰。

同理，当一个人放弃个体的具体性，比如关注自己是不是需要去生殖医院，转而融入集体的荣辱感中，关注重庆人民是不是需要去生殖医院，这也是一个“they just give up”的重大时刻。

They just give up me to become us, 但，自暴自弃的最高表现形式并不是枯竭或者对枯竭的不加掩饰，而是通过投入集体的怀抱来升华这种枯竭，赞美这种枯竭，顶礼膜拜这种枯竭。这种升华充分体现在重庆人民沈阳球迷以及恒源祥广告腔的声音里。摆脱了智力想像力和勇气的负担，你就摆脱了自我，也就是，光荣地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啦。

送你一颗子弹

Send You A Bullet是一个巴西纪录片。影片分两个线索：一个是讲述一个巴西腐败政客Jader的贪污、被起诉，被释放、重新当选议员的故事；一个是讲圣保罗市蔚然成风的“绑架富人”现象，在这条线索上，导演采访了被割掉耳朵的一个女孩、撕过票的蒙面绑匪、专门做再造耳朵手术的外科医生、每天在胆战心惊中研究防身术的商人。

有点像我几年前看的另一个绑匪电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很可能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

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最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抢劫犯一点也不害怕，被抢的人胆战心惊，这就是巴西。巴西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进，它可能会变得更糟。”

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孟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

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某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经济成本，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坏的绑匪和一个好的绑匪，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行为收益呢？好吧，绑匪哪有好坏之分，根据定义他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用康德的话来说，他的行为违反了“绝对律令”。

看不见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Jader的检察官在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是饮鸩止渴。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卡斯特罗这种“拉美英雄”。问题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也庇隆过了，也格瓦拉过了，也卡斯特罗过了，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以及均贫富等贵贱就是迟迟不肯来临。当然，你永远可以诅咒美国。

对于失败的格瓦拉们来说，幸亏还有美国。

我想象，假设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绑匪成风，中国的经济萧条估计为时不远了。哦，忘了，这事其实几十年前早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绑匪是穿着制服，而且是独家经营。

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有感于最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费，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

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如果阶级可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言论辩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影片结尾的时候，记者问绑匪：“你绑架那些人，割掉他们的耳朵，事后会想起这件事这个人吗？”

“不想。”他说。

也许，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

在祖国的怀抱里

1 房地产广告

早上吃早饭时，铺在餐桌上的报纸，上面有一则房地产的大型广告，建议国外的同学们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国内广告媒体日新月异的语言：

大标题：梦是唯一的真实，WE也包括在内（注：WE是房产名称）。

副标题：物质形态的WE，影响意识形态的WE。WE是空间的费里尼。

正文：事实1：绝大多数WE的参观者，都因空间意态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自由游走，而产生多层梦境世界的可能性。

事实2：试图藉着打破／拆解记忆碎片，再予以天马行空的混合重构，也许有益于探索WE；但挣脱当今的主流生活经验，或者更有利于研判WE的诗意蒙太奇。

事实3：擅长造梦的电影艺术家与深谙解梦的心理科学家，在意识形态也许阴差阳错，但是对WE却产生了跨界的相通感应。

说实话，有时候真想赖在国内不回美国了，如果说美国的情景喜剧只是在晚间几个小时内逗人一乐的话，在中国，全国人民都在向行为艺术家进化，前后左右都是情景喜剧。上至新闻联播的主播，下至广告词写手，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那种推陈出新的汉语“蒙太奇”，对于我这样又喜欢看电影又不愿掏钱买票的人来说，真是一场不散的宴席。

2 摇滚沙拉

在外面吃饭，有人点一道叫摇滚沙拉的菜，说是招待“国际友人”。

两个穿红旗袍的小姐，一个举着一个塑料圆柱体，里面装了一筒蔬菜。另一个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放了无数小碟子。拿蔬菜的小姐，把碟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蔬菜筒里倒：花椒、西红柿酱、蜂蜜……然后，她关上盒子，先在左边使劲摇，边摇边说：“摇一摇，欢迎宾客到。”然后换到右边摇，说：“摇二摇，幸福自然来。”又换到前面晃，说：“摇三摇，身体健康最重要。”最后放下蔬菜简，说；“摇四摇，财源滚滚来！”

大家热烈叫好。

我心里只是难过。真的有必要这样么？只是一个沙拉而已。我亲爱的祖国啊，真的有必要吗，只是一个沙拉而已。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G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Grubic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像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尽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匈牙利咖啡馆

我就坐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家咖啡馆叫匈牙利咖啡馆。匈牙利，这是一个多么神秘的国家啊，它地处东欧，1956年曾经有过一场不成功的革命，它还……好吧，其实关于匈牙利我一无所知。

匈牙利咖啡馆可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而且是一个政治阵营。宣称自己常去匈牙利咖啡馆，就等于宣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一个左派的进步知识分子，或至少也是一个文化嬉皮士。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人，或进而整个世界的人，完全可以被区分成“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和“不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一个小小咖啡馆，大大提高了划分敌友的效率。

咖啡馆看似一家乡间小学教室。昏暗的灯光，拥挤的桌椅，斑驳的墙壁，恶作剧地横亘在阳光明媚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好像唇红齿白的笑容之间，一颗虫牙突兀在那里。令人费解的是，这里永远是人满为患。

人们摒弃了门外的灿烂阳光和星巴克里的资产阶级光明，趴在匈牙利咖啡馆昏暗的灯光下，如同捉虱子一样费劲地辨认自己书上的文字。

我曾经猜想，这里有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社团。那些从1960年代的左派政治运动中败下阵来的人们在这里招兵买马，商讨颠覆资本主义大计，咖啡和草莓小甜饼只是幌子而已。我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人们，比如那个头上扎着一个蝴蝶结的老太太，那个夏天还穿着皮衣服的长发青年……这些人成天驻扎在这里，哪里是喝咖啡，简直是每天在这个生产愤世嫉俗的作坊里值班。证据之二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厕所。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左”的厕所。小小两平方米的厕所墙上，写满了各种政治宣言——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呼吁布什下台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其慷慨激烈程度，足以把一个右派吓成便秘。

我这个猜想虽然非常振奋人心，但并不能得到证明。能得到证明的，只是身边这些琐碎的聊天而已。比如那两个女孩，在讨论爱的暧昧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三天都没有回信呢，这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事关基本的人品！”

一次次的窃取情报都是空手而归。我只好承认，人们喜欢光顾这个“左派”咖啡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左”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左”的下意识。意识太多，无意识太少，下意识则刚刚好。正如那些左派的标语，占领大街太多，销声匿迹太少，而匿名地幽闭在一间咖啡馆的厕所里则刚刚好。在意识的层面上，左派已经溃散，等它在下意识里卷土重来时，一个体系完整的意识形态已经分解为支离破碎的意象，比如这些昏暗的灯，这些破旧的桌子，这些失魂落魄的人。人们在这破碎的意象中寻找一种美学上的刺激，却早已无法将它拼凑一个政治野心。当历史变得像一个宿命，政治也从现实主义走向了印象主义。

“左”的幽灵就在这家匈牙利咖啡馆里来回穿梭，招揽生意。这幽灵已失去语言，只剩下身体。它勾引我们，但并不企图征服。人们坐在这里，消费着这妖娆的眼神，而它也萦绕着人们。医治他们下意识里的那一点炎症。

想清楚了这一点，我在匈牙利咖啡馆坐得心安理得起来。这哪是什么左翼咖啡馆，它就是看上去有点“波西米亚”而已。我对波西米亚风格的理解是：当小资厌倦了自己，他就需要时不时地冒充无产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动了一场浩大的革命，西方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明了一个时尚流派。他们的救赎真是比我们的有效率。

Life after People

昨天看了BBC纪录片Life after People，真好看。它回答了一个已经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人类如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文明的遗迹还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多久？

答案跟我以前和蚊米讨论的结论差不多：两三万年。两三万年以后，我们人类“璀璨的文明”就会了无踪迹了。

电视片说，现代钢筋建筑肯定不如古代石头建筑结实，石头建筑可能挺个上千年，钢筋建筑300年左右就基本玩完了——水会把钢重新腐蚀回铁，再把铁腐蚀回铁矿石。但是，石头建筑也难逃厄运，因为它们怕盐的腐蚀。

如果您想对下一拨进化成人的猴子聊表寸心的话，千万不要试图在地下深埋饭岛爱光盘，没有保温去湿环境，DVD最多一两百年左右就歇菜了。跑到一个干燥无光的山洞里凿一幅芙蓉姐姐的壁画，倒是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如果猴子们进化得及时，会眉头紧锁地指着壁画上的芙蓉姐姐说。这幅壁画说明，史前文明里的那种智能生物身体是S型的。

电视片还说，人类一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了，“你可以踏着海龟的背从大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就是说，没有了我们，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再也没有李白给它写情诗了而已。

学术辩论

1 认同

开会时，大家说到全球化和本土认同的关系问题。照学术界的惯例，上来大家开始控诉“文化帝国主义”怎么样将全球化变成西化。然后，又有人跳出来反驳，说也不是所有的“本土意识”都值得保留，而且小国对大国也有文化输出，比如我们在美国四处可见的瑜珈、中国菜云云。

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突然想到闹同学以前说到的一个玩笑。一般美国女人嫁人之后都要随丈夫姓，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抗议说：我不跟你姓，我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姓原来的姓！但是丈夫回答道：可是你原来的姓，是你父亲的姓，跟他姓本身，不过是父权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这个笑话，用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论中，恰如其分。全球化还是本土化，说白了，不过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

2 历史

美国大学里革命小将非常多，昨天又碰上一个。

不知怎么就聊到中国的文革，他如所有的小将那样说：文革不能全盘否定啊，文革的时候经济还增长了呢。我说。文革的时候经济的增长，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因为有文革，所以经济增长”，另一种是“尽管有文革，但是经济还是增长”。如果没有文革，没准经济增长更快呢。

他说：你看，你这是在假设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我说怎么不能假设，有个叫邹至庄的普林斯顿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计算“假如没有政治运动，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如何”。

他：那都是想象，我坚持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当然是不欢而散。

后来越想越不对。像他这样的美国左派，肯定是反伊战、反种族歧视的，如果他说“没有伊战，世界更美好”，那我也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他说“没有种族歧视，美国更美好”，我还是可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依此类推，所谓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是混淆是非的一个说法。我假设一下历史怎么了，又不偷又不抢的。

我老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革命的经历也不好，许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眼巴巴的，老惦记。对于渴望M的人，不S一下他，他就不消停。

制度主义

今天我觉得我解决了人类的一个重大难题。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如果外星人来突袭地球人怎么办？今天边看着电视里关于发现新行星的报道边吃晚饭，打了两个苦闷的饱嗝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如果外星人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飞到地球来的地步，他们一定也有着高度的政治文明。根据制度主义的说法，技术的革新不可能脱离制度的发展而出现。没有文明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没有产权和专利的观念，技术就不大可能持续高速发展。总而言之，如果外星人非常野蛮，他们肯定没有技术能力飞到地球来，如果他们已经飞到了地球，肯定和和气气文质彬彬。

想到这里，我破涕为笑，放心地朝沙发后背上靠了过去。人类的未来又少了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么叫人欣慰啊。可是，然后，竟然，过了一小会儿，我又想到一个晴天霹雳的问题：如果外星人里面也有本·拉登，也有希特勒，也有斯大林呢？

悲哀啊。

我只好又从沙发靠背上坐了起来。

牛校牛在哪

我在哈佛做了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柔弱的女秘书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儿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f Instruction 2006 – 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慕容复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崩盘。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不堪一击，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外国文化，历史，文学、道德判断、数理判断、科学、社会分析。拿道德判断这个板块作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战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

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

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 connections

10、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 as a Planetary Phenomenon

其他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 seminar)。这个freshman seminar的宗旨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非常诱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1970年代

29、美国的信条：特殊主义与民族主义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19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天上下起了珠宝的倾盆大雨。不知道国内的名校，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想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这种追问的精神，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成熟的人”还告诉你：这个世界，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所以战胜坏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更坏的人。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一个朋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得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争辩得脸红脖子粗。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国内某些高校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似乎的确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这些著名高校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五个女博士

在美国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考察过资本主义最腐朽的一面：脱衣舞俱乐部。

今天和ABCD四个美女一块玩，说起怎么打发这个周末之夜，不知谁提议去看脱衣舞，大家立刻纷纷响应：去！去！去去去！

都是些平时胆小如鼠就想靠着人多势众壮壮胆的好孩子。

五个女博士。

虽然整个社会都笑话女博士，说“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别”，我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靠，偏要是美女。气死丫们去。

而且大家决定直接超越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它的高级阶段——直接去男脱衣舞俱乐部。

女的，裸体，见得多了，要看就看男的。

于是，走啊走，走了近一个小时。又等啊等，等了半个小时。入场券加最低消费，一人四十。

哇，进门就是一个猛男，穿着仔裤，光着上身，那胸肌，估计一头撞过去会被弹回来好远。

进门看一个大厅，音乐喧嚣，灯光迷离。椅子、沙发围成一圈一圈。然后是又一个猛男，更多的猛男，越来越多的猛男，穿梭于人群之间。观众全是女的，多半是准新娘带来开bachelorette party的。我们混在其间，好像也没个名分。话又说回来，我们是女博士，社会声誉已经这么低下了，我们怕谁。

节目一开始，A就被第一个挑中，上台，被按一张椅子上，一个猛男靠过来，直接就坐她大腿上口左挤挤，右压压。观众尖叫。

A心理素质真好啊，那个配合，真专业，一点不丢我们女博士的脸。

接着就是一群群的准新娘被请上台，猛男们一边跳舞，一边脱衣，一边挑逗这些女孩。可怜这些女孩，跟杂技演员手里的盘子似的，在舞台上被扔过来，甩过去。一会儿被倒吊着挂在猛男胸前，一会儿两手撑着桌子被悬在空中。一会儿猛男的嘴凑到了她们的“那儿”，一会儿猛男的“那儿”凑到了她们的嘴边。

主题就一个字：拱。

左拱右拱前拱后拱悬空拱倒吊拱。当然都是假动作。

与此同时，观众席上，猛男们开始穿梭服务。lap dance二十，massage十五。不一会儿，就见前后左右的沙发上，全是猛男在拱美女。我没敢要服务，老胳膊老腿，经不起人家当盘子甩。

我那小胆，也就够趁乱尖叫几声。

阿弥陀佛。15年前，我们坐在高中课堂上背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越性，15年后，我们往一个个几乎赤身裸体的猛男内裤里塞钱。

猛男们好像也没怎么表演，就是把全场几乎一半的女人给拱了一遍之后，就收场了。

哦，还有照相，合影一张，10块。

钱钱钱，反正进去了，每走一步都是钱。要不说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呢？一分钱一分裸，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把我们赔进去的钱赚回来一点，临走之前，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音乐，蹦了一会儿的。A再次展示了她的专业素质，蹦得那个专业，简直是“业内”水准。我和B主要是绿叶衬红花来着。C和D比较矜持，在一旁观望。尤其是D，整个晚上，一直如坐针毡。看我们几个在这种场合这么肆无忌惮、群魔乱舞，估计心里一直在嘀咕：这几个疯子，当年怎么考上博士的？

后来，就出来了。

深秋的深夜大街上，五双高跟鞋，咔咔咔，咔咔咔。

A觉得没玩够。D觉得玩得太疯了。B在想这个经历可以给她的研究课题提供什么新的灵感。C在算这一晚上下来，她欠了每个人多少钱。我在想，自由这个东西的神奇，不在于它会带来多少洪水猛兽，而在于，这些洪水猛兽出现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不过如此。

还有什么？其实再也没有什么。

这个结论，让我如释重负。从一堆猛男的优美肉体中，我找到了自由主义是一种安全的政治哲学的依据，非常地如释重负。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度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格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像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后记

我记忆力很坏，背不出几首完整的古诗，不记得sin、cos有什么用处或者根号5等于几，常常看电影看到快结束时突然想起来看过这个电影，号称某个人是自己的偶像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回忆对于我，完全是蹩脚的侦探遇上了狡猾的罪犯。

但好在我爱写。对于记录生活和世界，我有一种强迫症式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文字不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而是我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是书写的过程拉近了我和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使最微小的事物都呈现出五官和表情。多年的书写，使“回忆”对我来说变得可能：重读以前的文字，发现自己原来还读过这本书，还认识那个人，还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沉没的世界重新浮现，我像捡到满大街的钱包一样捡回无数个过去的自己。

这次整理书稿时，我就有这种“捡到钱包”的惊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写两类文章。一类是政论时评，这类文章一般比较冷硬，没有什么情绪和色彩，确切地说是反情绪和反色彩。另一类则是生活随笔，这类文字比较个人，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把这些花花绿绿的感受像萤火虫一样收集到一个玻璃瓶子里去。这本书里收集的后一类文字，记录的是我2005-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对于记忆力短路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这几年的生活很可能人去楼空，查无实据。但因为这些记录，我有了一个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

要说历史博物馆有什么用，好像也没什么用，就是供参观者指指点点，说，哦，原来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是那样生活的。当然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对我个人有纪念意义。过去这些年，我的生活非常稀薄，没有多少人物、事件或催人泪下的经历。这很可能跟我生活在国外这件事有关，也可能跟我沉闷的性格有关，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还可能跟我身处的时代或者阶层有关。如果说丰富的生活是红军在与敌人的激战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更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没有敌人、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尽头处光明的延安，只有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我积攒这种耐心的方式，是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不是度过有意义人生的一种方式。它是度过有意义人生的唯一方式。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样说似乎很唯心，但经济学家说，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而效用永远是主观判断。所以我想，至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带动读者和我一起响应苏格拉底先生的号召，去实践这样的人生态度：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这句话的山寨版说法是：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这给编排此书带来一定难度，因为简直是把摇滚、民歌、歌剧编进一张CD。我一度不知道如何给它们分类。最后按照主题大致分成了“论他人即地狱”、“论自己作为他人”、“论人生意义之不可知”、“论爱情之不可能”、“论社会之既不可知又不可能”。这些标题听上去简直像是恶搞，但是阅读这些年的文字，我惊奇地发现焦虑还真是自始至终的主题——好吧，我并不惊奇。作为“当事者”，我是这种焦虑的作曲、作词、演唱者以及早就腻味了却无处退票的倒霉听众。我想我实在过分热衷于“审视”人生了，习惯于把任何事物都倒吊起来，稀里哗啦抖落其中暗藏的秩序。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焦虑都是咎由自取。

但作为一个无限悲观的人，我常常以嬉皮笑脸的语气来描述这种悲观，以掩饰自己还死皮赖脸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尴尬。别人往往记住了说话的语气，却忘记了这语气之下的信息。事实是我觉得人生的确充满了不可知与不可能，对此我心意难平。一气之下唠叨出这么多文字。

“送你一颗子弹”，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读者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心灵随笔”，或者看作一部精神疾病大全也行。有一天我在别人的博客上看到一句话：人尚未丧失自知性的几种表现——忧郁，自闭、强迫症、交流障碍、妄想、躁狂、焦虑……听听，“尚未丧失自知性”，有精神疾患的入简直应该弹冠相庆了。那么这本书，也可算是寄给所有“尚未丧失自知性”的人的一封秘密贺信。

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选自我的博客“情书”，当然最后成书的时候也做了不少改动。博客里那些过于琐碎、过于私人的内容没有收入，时政内容也基本没有收入；此外这本书里加入了一些平媒上的文章。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这些年里我通过网络和纸媒积聚了一批读者，其中很多给过我鼓励、安慰或批评，更多的只是默默的关注。在此我想感谢一下我的读者们，是他们的关注，让我在表达感受的同时，虚荣心还能得到一点满足，让我知道自己的焦虑狂躁抑郁妄想悲观或更多时候仅仅是面对无边无际沙漠时的惊恐，也可以是生产力。

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

1．

1835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参观了一圈美国之后，写了一本书叫《美国的民主》，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考察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合理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我们自己能够从中受益的启示……我承认，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

近200年后，把这段话放在我这本书的开篇，仍然恰如其分。

我2000年去美国，2007年离开，期间在哥大、哈佛两所大学学习过。但是在此期间我从中受益最多的却不是这两所大学，而是第三所大学：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本身。

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语言背景，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很难彻底融入美国社会，但是，这个障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可能是好事：它有益于我保持观察美国社会时的新鲜感。就像如果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可能会对电视、汽车、电梯、男人打领带却不穿裙子、女人穿裙子却不打领带感到奇异一样，来自中国的我，会对发生在美国政治、社会中的诸多现象感到奇异。

我对美国的电视节目天天在骂总统感到奇异、对美国的前司法部长跑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感到奇异、对一些老百姓自发掏钱买偏贵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农感到奇异、对大学生为了一个万里之外叫做苏丹的国家给本州的政治家建立打分制度感到奇异、对美国人至今还在谴责30多年前的“窃听总统”尼克松感到奇异、对美国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税交得太少了感到奇异……总之，对一切以前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见过的现象感到奇异。

当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参观美国时也颇感奇异。令他最感奇异的，是美国政治中的平等观念。他写道：“在所有美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新鲜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平等给我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基本事实对整个社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它给公共舆论带来一定的方向，给法律带来一定的基调，给统治机构传输新的公理，给被统治者带去特殊的习惯……对美国社会了解越深入，我就越意识到平等是所有其他事物滋生的基本事实，也是我所有观察所抵达的核心要点。”

然而，读过《美国的民主》的人都知道，托克维尔写上述这段话时，与其说是抱着赞赏的心情，不如说是哀叹的心情。作为一个外公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爸爸被囚禁的法国贵族遗少，托克维尔对民主——这种在美洲大陆刚刚生长起来的“奇花异草”，抱有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意识到民主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而且他也相信民主可以消除专制制度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忧虑民主可能的危害：他忧虑民主会造成“多数暴政”，忧虑民主会使人们偏好“做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下的不平等”，尤其忧虑民主会导致整个社会智识的平庸化，“吸干诗意的源泉”。

这并不只是一个贵族遗少对失去特权而发出的哀鸣。托克维尔只是诸多前仆后继的“质疑民主派”思想家中的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家，上至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下至20世纪的哈耶克，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亲手搭建起美国民主制度框架的“美国国父们”，很多恰恰是质疑民主的“托克维尔主义者”。

罗伯特·达尔，一个美国政治学家，曾出版过一本书叫《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美国的宪法并不民主。他列举了美国宪法中不够民主的一些主要因素：总统并非直接选举（通过选举人团制度间接选举）；参议院也并非直接选举（1913年才变成直接选举）；国会两院制，其中参议院每州两名代表的规则违反了人口比例代表原则；“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小党派、非主流声音得不到有效代表；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也有悖于民主精神；选举权只局限于一部分白人男性；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制……达尔对美国宪法这些“民主破绽”的阐述当然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不够民主”一定是件坏事吗？一个社会一定是越民主越好吗？

对美国历史的进一步观察表明，也许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设计美国宪法时，主导思想本来就不是“民主最大化”，而仅仅是“制衡最大化”。

1787年5月，当来自12个州的55个代表来到费城开始为新生的美国制宪时，他们有一个共识：美国不需要一个世袭君主制，因为不受约束的君权是暴政的源泉。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共识是“美国需要一个民主制”。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在其中很多人看来，纯粹的民主制也可能是暴政的一种；区别暴政与否的标准不在于人数，而在于“不容分说的强制性”。就是说，虽然制宪者们很清楚美国“不应该是什么样的”，对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却众说纷纭。

这其实也不奇怪。这些制宪者是在探索一条在人类历史上从没实践过的道路。古希腊城邦曾经实践过直接民主，中世纪城市共和国曾经实践自治，美国的“前祖国”英国有初步的君主立宪雏形，但在如此大规模的疆土上实行代议民主制和三权分立，通过民众定期选举来产生政府元首和立法机构，却是从未有过的。对比一下当时的欧洲君主专制主义的如日中天，再对比一下当时的中国，乾隆皇帝还在为英国公使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龙颜大怒，就知道美国的制宪者们当时在进行怎样跨时代的制度探险。

制宪的分歧在大州小州、北方州和南方州之间形成，但最主要的，是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形成。前者的著名代表包括麦迪逊、汉密尔顿、华盛顿等，后者的著名代表包括杰弗逊、乔治·梅森、帕崔克·亨利等。两派对暴政都一样痛恨，但是对“暴政”的来源，却有颇不一样的估计：联邦党人对“多数人暴政”颇有疑虑，倾向于精英治国，所以在制宪时特别处处提防“州权”和民意的直接冲击，着力于通过复杂的制衡机制为“直接民主”设置障碍，并主张建立相对强大的联邦中央政府。正是因此，“联邦党人”都可以被称为“托克维尔主义”者。“反联邦党人”则认为暴政的主要来源是“联邦政府”和“政治精英”，主张一个社会越贴近自治越好，所以处处维护“州权”、人权，极力缩小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

最后出台的美国宪法可以说是二者之间的折中。对于联邦党人来说，他们成功地把13个殖民地拧成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通过三权分立、间接选举、限制选举权、司法审查等方式，将美国的民主设计成了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机器；另一方面，对于反联邦党人来说，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上，他们成功地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压缩到最小，并用“明确表达的权力范畴”（expressed power）这一法定原则（即，除非权力明确划分为联邦政府，否则都属于地方政府），限制了联邦政府“窃取”州权的空间。反联邦党人还在新宪法通过之后的第三年成功加入了“权利法案”（也就是美国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从而守住了美国宪法的权利底线。

联邦党人的“精英治国”和“充分制衡”精神，以及反联邦党人的“平民自治”和“权利底线”精神至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美国宪法之所以经受200多年的考验仍然不过时，就在于“平民自治”精神在为民主制度提供活力，而“精英治国”精神在政治互动的过程中提炼理性。“权利底线”精神为权利的不断扩张提供了基础，而“充分制衡”精神使任何权利的扩张不至于转变成专断的权力。

当1835年托克维尔为美国“无处不在的平等精神”而叹为观止时，奴隶制在美国还没有废除，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1830年印第安人迁徙法案正式拉开印第安人“血泪之路”的序幕。今天我们回头看当时的美国，会觉得托克维尔将“平等”视为美国政治最大的特点简直是个笑话。其实在这一点上不必过于苛求托克维尔，平等只是相对而言的，相比当时的欧洲和东方国家，美国的确是一个能在普通人面前呈现出最多可能性的社会。

更重要的是，令托克维尔惊叹的不完全是已经实现的平等，而是这个制度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即它所蕴含的“平等的可能性”。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政治权利仅仅被白人男性享有，但是权利就像是水滴，一旦下渗，就会开始沿着平面蔓延。美国的先驱之处，就在于它是第一个让权利的水滴从皇宫贵族渗向平民百姓的现代国家。第一步是权利的下渗，第二步才谈得上渗透的均匀。托克维尔站在1835年的美国，看到那些暂时被“白人男性”垄断的权利将四处蔓延的前景，意识到权利的“细菌”在翻出国王贵族的围墙之后将迅速传染给每一个人，并为此惊叹不已。

的确，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托克维尔看到的“权利细菌”开始慢慢扩散，直至从法律意义上覆盖整个社会。美国的民主制度史，就是民权不断平等化的历史。这个过程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化、平民化过程，对此最好的说明莫过于美国的修宪史。200多年来，虽然国会曾经有过一万多个修宪提议，但只有25个修正案通过并生效（除了另外两个相互抵消的法案）。前10条是著名的“权利法案”，全部内容都是限制政府权力，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比如著名的“第一修正案”旨在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宗教自由，比如颇有争议的“第二修正案”，旨在保护公民的武器拥有权。其他15个修正案里，有5个直接涉及选举权的扩大：1870年将选举权扩大到各个种族（第15修正案）；1920年女性选举权（第19修正案）；1961年哥伦比亚特区居民选举权（第23修正案）；1964年禁止以未交税为由剥夺公民选举权（第24修正案）；1971年将选举权从21岁降低到18岁（第26修正案）。另外有5个修正案涉及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1798年限制联邦法院干涉州级事务（第11修正案）；1865年林肯著名的废奴法案（第13修正案）；1868年“适当保护”和“平等保护”条款（影响深远的第14修正案）；1992年限制国会给自己涨工资的权力（第27修正案）。剩下的几个修正案则涉及选举制度：1803年副总统由选举产生（第12修正案）；1913年参议员由间接选举改成直接选举（第17修正案）；1933年涉及国会会期的一项技术改革（第20修正案）；1951年总统任期限制（第22修正案）；1967年总统残疾后的继任问题（第25修正案）。就是说，美国宪法200多年来经历了极少的改动，而所有经历的改动，除了少数涉及技术改动外，几乎全部都旨在限制政府权力、增进政治权利的扩大或者平等化。在所有的修正案中，只有一条，即1913年通过的第16修正案涉及政府权力的扩大：赋予联邦国会征收收入税。而这一条，本质上还是旨在扩大平等——正是从这一修正案开始，美国政府开始了收入再分配进程，从此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

而这正涉及到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平等化”进程的第二个层面：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化进程。从19世纪末到今天，美国的“福利社会化”历经了三个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象征的“进步主义时期”，主要的政策举措有反垄断法案的大量实践（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1911年被最高法院打碎成34家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打击腐败和裙带政治，工会权力的扩大和劳工保护的加强，公共健康法案，环保运动的发端。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一时期针对大萧条美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福利举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劳动法案确立了最低工资，住房法案开始给穷人提供住房补助，教育贷款法案给穷人提供教育贷款等等。第三个浪潮则是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时期的“伟大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在这个阶段，给穷人和残疾人提供医疗保险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出台，食品券项目出台以防穷人挨饿，给低收入者提供的税收返还制度建立，提高有色人种受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平权法案”出台……当然，美国的福利国家色彩比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要淡得多，但100多年来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不同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平等化的趋势，却是清晰可见的。

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进步都不是自动出现的，都经历了无数来自民间的抗争。从19世纪初为生存权而拿起武器抗争的西蒙内尔印第安人部落，到19世纪后期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保障运动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从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Harriet Stowe到拒绝给白人让座的Rosa Parks，从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的普通工人到与麦卡锡主义坚持斗争的美国自由联盟……可以说，美国政治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艰难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开国之父”们的恩赐。美国左翼历史学家Howard Zinn曾写过一本书叫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就是从人民斗争的角度“倒着”书写了一部美国政治史。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这种抗争之所以可能并且取得节节胜利，也还是仰赖于制度提供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是平等之母：正是斗争的“自由”使得“平等”的成果变得可能。比如，美国20世纪初反垄断、反腐败的进步主义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批被称为“耙粪者”（muckrakers）的调查类记者。这些记者四处挖政府、大公司、政党的黑幕，其中经典的“耙粪”作品有：Lincoln Steffen揭露各大城市市政府腐败的“城市之耻”系列，Ida Tarbell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1902），Upton Sinclair的《丛林》（1906），David Philips的《参议院的背叛》（1906），Thomas Lawson的《疯狂金融》（1904）等。这些作品和其他历史因素合力，直接导致了标准石油公司分解、参议员从间接选举变成直接选举、食品和药品管理法案出台、有色人种全国促进会成立等等进步性变化。试想如果这些“耙粪”的新闻记者当初没有言论自由，这些制度改良很可能无法实现或者要推迟很久才能实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很多左派和右派之争、生存权和人权之辩，往往是假问题：如果左派真的想治理腐败、推进平等、维护民生，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右派所倡导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权问题。自由之不存，平等将焉附？这是美国政治史所揭示的道理。

要想避免革命，就要及时响应改革呼声，是美国政治史揭示的另一个道理。事实上，观察几个进步浪潮中的美国政府就会发现，它们不仅仅是“被动应战”，迫于民众压力不得已地进行政治改良，而往往也主动出击，为防患阶级或种族矛盾的激化而寻求变革。我们的传统观念总是说“西方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所以永远是“站在资本家一边”，但是主动寻求打碎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这个“资产阶级象征”的，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事实上他在任上起诉了40多家垄断性大公司。“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在美国失败？”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经典问题。虽然人们给予了种种解释（移民社会、个人主义文化等等），但我更愿意相信另一个说法，就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彻底失败，它只是以一种缓慢变革、点滴改良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发生着，是一场漫长而安静的“革命”。

当然这场“安静的革命”也不是没有争议，当美国的平等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遭遇反弹。政治权利的平等化已经基本不存在争议，但是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限度却颇受争议：到底社会经济权利平等到什么程度，就有可能造成对自由的侵害？甚至某些人发问：社会经济利益的享有，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权利”？竞选筹款改革就是一个例子（见本书中“民主请客谁买单”），为了限制富人操控选举，促进各个阶层政治影响力上的平等，美国的法律严格限制了个人和集团的竞选捐款数额（比如个人对某一候选人一年捐款最多不超过2000美元），但有些自由派则不干了：我想多捐点钱还不让捐了，这是干涉我的言论自由！1975年就有人将“联邦竞选法案”告上了法庭，称其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反垄断法、最低工资法的争议，也从来就没有终结过——这不仅仅是因为“一小撮资本家”要坚持捍卫自己的丛林法则，也不仅仅因为一些“自由原教旨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对弱者的痛苦视而不见，而且因为很多严肃的思考者通过考据论证，这些初衷在于保护弱者的法令其实最后往往伤害了弱者（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一文）。平等和自由之间冲突的第三个典型例子，是对“平权行动”的辩论（见“谁有特权上大学”）：有人认为低分录取黑人是对他们的历史补偿，有利于促进种族平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构成了对其他种族的逆向歧视，违反了高等教育的自由竞争原则。1978年的巴克诉加州大学案，就是民权运动触及自由底线时遭受的一个反弹。

今天美国政治的很多辩论都是围绕着“自由至上”与“平等至上”之间的拉锯展开的，可以说，精英主义倾向的“联邦党人”和平民主义倾向的“反联邦党人”的幽灵从来没有消散，200多年来一直在明争暗斗。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却似乎掉了一个个：精英主义者这越来越主张小政府，而平民主义更倾向于大政府。这大约是因为，政府还可以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这个“20世纪现象”，可能是开国之父们当初所始料不及的。

平等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拉锯造成的妥协可能令双方都不满意，但自由和平等之间的这种张力，却是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应有的特征。它是“权利和权利”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权利和权力”或者“权力和权力”之间的斗争，因而可以说是政治斗争中比较人道的一种。与其说它反映了“邪恶的政客、资本家与善良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不如说它反映了社会内部、人性内部对不同价值的追求。本质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个体主义政治观和集体主义政治观之间的认识论差异，而人的个体性，和人的“阶级”、“种族”、“宗教团体”、“性别”等集体属性，都是政治必须正视的现实。

2．

关于民主，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它在一些国家能够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用”呢？虽然我从不认为民主的功能是发展经济，但是防止腐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却应该是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民主的巴西贫富差距大于绝大多数不民主国家；很多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2008年以来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都有因选举引发的骚乱。

现在民主的观察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民主要想运行良好，肯定不仅仅依赖于实现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在选举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是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条件。那么，什么是那些“其他因素”呢？而美国政治，就给了我观察这些“其他的”因素的机会。

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肯定是因素之一：地大物博能够大大缓冲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从而使经济发展不受资源、环境、土地瓶颈的制约，而经济发展总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良方。新兴移民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肯定也是因素之一：作为一张白纸，美国没有多少历史债务需要清偿，也没有多少等级尊卑的文化禁锢，相反冒险、创新、实干、个人奋斗从一开始就代表了美国精神。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其他因素”中的政治制度因素，从这个角度去思索民主良性运行的条件。在美国的这七年，给了我观察这些制度因素的机会。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当年对托克维尔冲击最大的是其“平等因素”，它对我冲击最大的，则是其“制衡因素”。在这个复杂的政治机器中，权力每启动一次，就有无数的闸门同时被启动，每一扇闸门都要鉴定这次权力的实施属于良性恶性，然后才决定是否“放行”。

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媒体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投票等这些制衡机制，我们早已通过书本耳熟能详，但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却是把这些词汇揉成一团，扔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箩筐里不予正视。“西方的民主全都是骗人的东西”，是我们时不时能听到的论断——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极尽嘲讽之能事，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奇异景观之一。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而洋洋得意。中国早就改革开放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可以全球到处留学、旅行和出差，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克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精神上开放”并不是说要去无条件地顶礼膜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积累的成见，保持一点虚心，一点好奇心，暂且搁置政治上的判断，真正出于知识的兴趣，去从细节上、从实际事务上去观察、去比较不同社会的运转方式。只有当一个人观察那些书本里的词汇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展开时，才能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里，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可以告倒一个大型制药公司Merck，为其丈夫的死获得2.3亿美元的巨额补偿；民权组织、法院、主流媒体会联合起来为外国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权利打抱不平；普通民众可以以抗议示威的方式逼迫“有权有势”的政客将自己涨上去的工资给压回去；一个政府公务人员一年不能接受吃请超过100美元；一个“厅级干部”可以因为公车私用而丢官职；穷人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以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一个英语都不会讲的海地“民工”可以通过地方工会成功击败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非法移民的受教育权、享受医疗救助权得到法律的保护；医药公司做电视广告必须同时告知药品的副作用；哪怕是比尔·盖茨一年也最多只能给选举捐款4.7万美元，以防止有钱人“购买”选举结果；喜剧明星可以在电视里天天调侃恶搞自己的总统……“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华盛顿市一尊供人朝拜的偶像，而是一把凿子，打造每一个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这不是说民主没有“失灵”的时候。事实上，今天很多欣赏西方民主的人往往忘记“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美国的军队不是没有开枪射杀过示威游行的群众（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美国也有过野蛮的“强制拆迁”（1830年代开始实施的“印第安人迁徙法”），美国煤矿工人也遭受过层出不穷的矿难，美国19世纪末也存在普遍的“买官卖官”现象，到1950年代初，黑人竟然还必须把公车前面的座位让给白人……可以说，很多今天在中国引起民怨沸腾的现象其实都曾惊人相似地在美国上演过，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往往忘记了“白天鹅”也有“丑小鸭”的历史。

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由于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王之间长期的权力争斗，西方国家的制衡传统很发达。美国“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就发挥了这种“充分制衡意识”，所以虽然他们制定的宪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但是制衡的政治构造却打好了“自由”这块地基，从而使民主、平等、公正这些砖砖瓦瓦可以不断往上添加。“民主”成了制衡的一个衍生物，它的众多维度之一。

我的这本书，就是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这个“制衡机器”的运转。“讲故事”的意义在于，对于美国的民主，我们的视野里已经有太多宏大叙事、是非判断、情绪感慨，欠缺的反而是“事实本身”，一个个具体的个案能够帮助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和细节的“平原”。古人有“哭错了坟”的笑话，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找准那座“坟”、描述那座“坟”，然后由读者自己决定是去哭还是去笑。

美国政治的“制衡机器”有多个路径：国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是最显然的一个路径。200年前制宪者们就发明了这种各个权力机构相互掣肘的模式：总统可以提案，但是必须国会批准；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是参议院可以启动弹劾总统；国会可以立法，但是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院虽然独立判案，但是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虽然可以提名法官，必须国会批准提名……这种“你虽然拽住了我的头发，但是我踩住了你的脚，他虽然扭住了你的胳膊，但是你拧住了他的脖子”的复杂格局使得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不敢轻举妄动、任意妄为。“敌人的权利”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对政府的制约：最高法院为了保护关塔那摩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权利，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并裁判关塔那摩在押犯得到日内瓦协议的保护。“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一文讲述了总统任命的司法部长愣是被参议院给“赶下台”的故事。“哪怕只涨百分之一的税”里，新泽西的州议会和州政府则为“到底能不能涨百分之一的消费税”而大动干戈。“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里，我们可以看到国会两院之间如何为“最低工资”法案讨价还价。

联邦制为制约路径之二。美国从成立伊始就是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间各有各的决策范围，互相不能干预。在同一个领域里，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需要保持步调一致，就是相互唱反调，也稀松平常。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处心积虑限制中央政府权力，而将绝大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虽然后来由于打击地方种族主义势力的需要，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联邦中央政府权力大大加强，但至今在大多数事务上，州级政府享有自主权。“从问题到议题”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不理会中央政府，直接加入中央政府不愿加入的环保“京都协议”。“谁有特权上大学”中，可以看到加州州政府独自率先废除“平权法案”，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机关的批准。“病了谁管”里谈到麻省自己另辟蹊径制度创新，在医保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央政府的前面。“动什么，不能动宪法”里，很多州级法庭宣布中央政府的“爱国法令”侵犯人权，不予承认。而当加州州政府宣布本州医疗体系不对非法移民开放时，联邦法庭则站出来宣布该法令违宪。

活跃的公民组织是制度制衡的第三个路径。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让民主运行起来》，其核心观点就是：只有一个充满着活跃公民组织、团体的社会政治民主才能健康运行。他用了一个词“社会资本”来形容公民组织的发达程度，“社会资本”越丰厚，民主越健康，反之则否。这与托克维尔当年对美国的观察相互印证。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奇观”之一就是它叽叽喳喳、热闹纷呈的民间自治团体。近200年后我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形：“敌人的权利”里，我们看到500个“关塔那摩恐怖分子嫌疑人”如何激发了美国人权组织对政府的奋力抗议；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了无数美国公民的积极行动（“他人瓦上霜”）；全球变暖问题愣是在无数环保组织和公民的推动下，变成了美国政治里的核心议题之一（“从问题到议题”）；“公民反对政府浪费”这样的组织时刻监督着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钱（“耳朵上的记号”）；工会可以因为养老保险问题跟政府较劲，组织罢工搞“瘫”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媒体和文化产业是制衡路径之四。独立媒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9·11”之后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计划，就是被《纽约时报》最先抖露出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丑闻（“动什么，不能动宪法”）。《圣地亚哥联合报》因为最先挖掘出前国会议员Cunningham的受贿案而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耳朵上的记号”）。美国的电视节目上每天既有对美国政府冷嘲热讽的恶搞节目，也有很多专家关于时政的严肃访谈和辩论（“对你骂骂骂不完”）。无数电影、电视、歌曲、书籍不断反思美国政治中的污点问题，在政治家耳边“警钟长鸣”（“至少还有记忆”）。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来说，对任何问题“左中右”几派的意见都可以得到呈现。麦克摩尔虽然是“布什政府的眼中钉”，这不妨碍他获得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颁发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哥大教授Nicolas De Genova虽然非常“卖国”地四处宣扬希望美国在伊战中战败，哥大校方却拒绝解雇他（“愤青的下场”）。查韦斯、卡斯特罗虽然是“反美斗士”，美国人不但可以拍《对民主的战争》、《卡斯特罗》这样为他们歌功颂德的电影，而且电影的播放在美国也畅通无阻。虽然这些媒体报道和文化产品时常让政府颜面失尽，却也常常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

最后一个制衡路径是投票选举本身。如前所述，民主从功能上讲是制衡的一个维度。“民主不仅仅是选举”这个道理，几乎已经家喻户晓，不过有些人似乎把这句话诠释成了“民主不需要选举”。我以为，对选举的认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言，“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选举是万万不能的。选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给民众一次机会将他们不满的政治家赶下台，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动员过程所激活的公共生活：它带动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比如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过程，奥巴马、希拉里等人的一言一行带动媒体、公众讨论合理的贸易政策是什么样的、合理的环保政策应以什么为重、美军从伊拉克何时撤军合适、资本收入该不该加税等等重大公共政策；它向政治家传达民间的声音，迫使他们根据民意的风吹草动来调整自己的议程；它给民众提供一个参政的渠道，每次美国大选都有无数普通人通过捐款、志愿者行动等方式卷入选举进程（“目击美国大选”）；它促进公民的公共意识，训练公众的组织能力：选举带动了政党的产生，政党带动了草根民间组织的产生，草根民间组织将普通人卷入公共事务……总之，“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选举”，但是真正的选举也不仅仅是投票，而是一个无数公民向公共生活凝聚的动态过程。

当然权力制衡也有失效的时候。历史上而言，制衡失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奴隶制问题的长期悬而不决。1857年最高法院以黑人不是公民为理由，在Dred Scott v. Sandford案中驳回了一个黑奴Dred Scott争取成为自由民的诉讼请求，从而使黑奴问题失去了在宪政体制内得以解决的机会。后来虽然奴隶制在南北战争中被废除，而且1868年的宪法第14修正案赋予了黑人公民地位，该修正案却长期得不到实施。甚至在1896年的Plessy v. Ferguson案例中，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政策并不违宪（该判例直到1954年才被推翻），再次说明权力的层层关卡和制衡并不总能产生保护人权和自由的结果。当然，当各个权力机构、公民社会、媒体都不能启动闸门纠正一个错误时，很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觉悟”还不够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这到底是政治的失败，还是社会的失败了。

今天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制衡“失灵”的地方。比如很多人认为2003年国会批准伊战以及后来的批准大额战争拨款，就是立法机构对布什政府失去制衡意识的表现。又比如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美国的军费开支匪夷所思地庞大。比如，一项分析表明，美国政府每年用于能源研发的费用，仅仅相当于军费一天半的开支，但没有足够的体制制衡力量去纠正这种荒唐。巨额农业补贴，在巴以冲突上的“拉偏架”……都可以说是民主制度失灵的表现。虽然这些失灵值得批评，但因此把民主制度说得一文不值却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承认民主既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多切实的进步和改善，同时也承认它还是有无力解决的问题，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杯子不是满的，同时也承认半满的杯子总比全空的杯子要好，也许不能带来激进主义的快感，却是一种智识上的诚实。

权力制衡的意义在于促进利益均衡。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2007年提高最低工资法案的通过，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经过多方博弈，最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了给小企业减税条款，雇工和雇主的利益同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护。又比如2006年那次纽约地铁工人大罢工，最后一方面工人的养老金低贡献率得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人又必须略微提高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同样是“斗争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第三个例子，新泽西州政府与州议会为消费税增加闹僵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议会同意增税，但是政府必须同意将部分税收返回老年贫困群体。无数这样的例子表明，充分制衡的结果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全面得逞，在有所得的同时也要有所让。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协商式民主”是针对“统计式民主”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民主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重选票的计算。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等于无形中增加这个制度里的“协商点”，从而尽量消减公共政策中的专断性。从总统到国会，从参议院到众议院，从国会到法院，从政府到公众、到NGO、到媒体，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当一个权力机构试图说服另一个权力机构为其倡议“打开闸门”时，都必须“给个理由先”。如果它无法做到“给个理由先”，要么它必须将其政策修正到对方认为“合理的程度”（比如2007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过程中，参议院共和党迫使民主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给小企业减税），要么该政策得不到通过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比如有很多州拒绝执行“爱国法令”中的“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条款）。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200年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怎样悼念死者”一文，记录了每一次大的矿难如何促使美国政府改进煤矿监督机制，从而使煤矿产业成为一项“本质安全”的行业。“民主请客谁掏钱”里，我们能看到为了围追堵截金钱对竞选的不公正影响，美国的立法者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动一项项新的改革。虐俘丑闻出现之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挡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民主），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民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径，而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

当然美国式的富足也造就了无数坐在沙发上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垃圾电视节目的“平庸”人群，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但是美国无论在科技、艺术、音乐、文化、商业、金融等领域，各行各业里优秀人才仍然层出不绝，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或者那些自称更民主的国家，似乎都很难号称自己的科技、文化、商业产品更“优秀”。当无数普通民众开始走进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去林肯中心听歌剧，坐在咖啡馆里聊政治，谈论貌似“事不关己”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贵族的平民化”，更是“大量平民的贵族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都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联邦党人害怕“多数暴政”，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精英主义的成分，刻意回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反联邦党人害怕“政府暴政”，所以在制度中加入了很多个人权利条款，为权利的平等化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

3．

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对应。如果没有人努力实施它，制度本身说到底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为美国20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宪法，也不过是7000多字的文本而已。在美国，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激活”这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呢？其中最清晰可见的，恐怕就是美国人“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了。

在我眼里，美国人捍卫权利的意识几乎到了“过敏”的程度。这种“过敏”不但表现在人们对任何可能侵犯他们权利的“风吹草动”都“大惊小怪”，而且表现在对“别人的权利”也感同身受，并因此“多管闲事”。2005年底当布什政府秘密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电话电邮的消息被抖露出来之后，媒体、政界、公众一片哗然，其“如丧考妣”程度，简直令人感觉“国将不国，日将不日”。前副总统戈尔甚至为此发表演说，激情洋溢地宣布“美国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关塔那摩的500多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不经审讯就被关押，则成了美国反布什力量的最大旗帜。媒体公众对那500个人——虽然其中不乏要袭击、摧毁美国的“基地”成员之“牵肠挂肚”，简直超过了他们对被恐怖分子砍掉了头颅的本国公民Daniel Pearl的关心。2003年阿布格拉布监狱的虐俘事件造成的“公愤”，又仿佛是在伊拉克发生了一场南京大屠杀。哪怕后来犯事者都被依法审判了，而且布什还签署了“反虐待法案”，民众对政府之“咬牙切齿”，仍然几年如一日地经久不散。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亲自跑到伊拉克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更是生动注释了美国人“权利观念”胜于“敌我观念”之精神。什么样的民众造就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文化维系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常常导致民众的“过度防御意识”：被碰一下，就迫不及待大喊“杀人了！杀人了！”过度防御未必总是好事，容易造成对政府过度的不信任和愤世嫉俗心态，但是相比“防御不足”，对权利的“过度防御”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很多权利侵蚀活动、政府的专断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里，使这个制度的纠错机制及早被启动，从而防止一个小错变成一个大错，一个喷嚏变成一次伤寒。

从美国民众对权利杯弓蛇影的态度来看，美国的民主之所以比某些国家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在不断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激活它。制度就像是钱，如果没有人去“花”它，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一堆废纸。而不断“消费”这些“钱”的习惯，则是文化。如果不是美国公民200多年来一直在代代相传这种权利的“消费”文化，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写下的宪法再美轮美奂，今天肯定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过程：正是在一次次的“参与仪式”中，公民一次次地肯定自己在这个政治社区里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认同感。若是让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来看，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公共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经之路。2007年夏天《时代》杂志曾经发表一篇文章“Me Generation”，指出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大多注重个体生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此文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讨论，有些年轻人忿忿地指出：“我就是不关心政治怎么了！”我不想说这种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论调是“不道德的”，但我想说，它是“不自然的”。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妈妈买菜，爸爸洗菜，姐姐做饭，哥哥洗碗，妹妹扫地，但有一个弟弟却说：“我就是不关心做饭怎么了！”一件事情明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但却非要说它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能说，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制度和文化障碍遮蔽了公共生活的自然状态。

说美国人“权利意识”强烈，对自己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天赋人权”斤斤计较，并不难理解，这合乎美国人个体主义的一贯形象。而美国政治文化的另一面，同样重要的一面，却常常被忽略，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公民责任意识”。很多普通美国人为苏丹达尔富尔难民发出呐喊、为“全球变暖”奔走相告；“消费者行动主义”运动是民间自发的消费者运动，目的是保护世界各地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利益以及穷国农民的经济利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美国现在的慈善捐款中，私人个体捐款占总额的83％（中国不到20％）——中国人常常嘲笑美国人小气，跟朋友吃饭从不请客，但“小气的美国人”人均税后收入的2.2％用于慈善捐款，而大方的中国人人均捐款额为人均收入的0.06％；一半的美国人都从事过志愿者服务活动；很多人为了动物权利而变成素食主义者；每次选举年，都有无数普普通通人走街串巷地“做群众工作”……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参与意识、公益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这当然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只掌握了“权利意识”，而没有掌握“责任意识”，只是学会了民主精神的“皮毛”。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公民还仅仅停留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阶段，它的民主制度肯定还是夹生的。一个真正牢固的民主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坚决捍卫我的权益；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你的权益”的责任共同体意识。只有这种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激活民主，否则各个利益群体各自为政，也许可以因为力量对比而形成暂时的妥协，却没有共同的理念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

当然公民责任意识未必就意味着人人要争做“活雷锋”，成天为国为民振臂高呼。事实上，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认为，最好的公民文化未必就是公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文化，而是在“参与意识”和“服从意识”之间的一种平衡。毕竟，一个社会不仅仅需要“热情”，也需要“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公民责任意识最好的起点就是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所谓制度建设，一部分内容是制度改革和创新，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则是对现有制度的尊重和实施。

我曾经向一个关系不错的美国朋友借一个软件拷贝，结果他竟然犹犹豫豫。平时找他帮任何忙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经过解释，原来他觉得这样复制软件太不尊重知识产权了——听了这个解释，我差点没笑出声来，竟然还有这样的书呆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美国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书呆子”，这个制度的运行成本才可以降到很低。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小例子，是我以前住集体宿舍的经验。我在哥大曾经和几个印度和中国学生住一个套房，有一个公用厨房。我发现，几年下来，无论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和他们几个“恳谈”，都无法促使他们在做饭之后清扫灶台和洗碗池。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个人经验，让我重新反思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虽然还不至于从一个“制度主义者”转变成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但对于制度对文化的依赖关系，我却有了非常切身的体会。当人们普遍缺乏“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时，制度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就意味着大到惊人的实施成本。

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公民式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这样看来，避免矛盾激化时的过激参与的最好方式就是鼓励常态下的温和参与，只有允许民意的细水长流，才能避免它的山洪暴发。

而这又将我们引领回到制度与文化之间“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人们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能够大大降低一个制度实施的成本，但是也正是一个制度提供的言论和行动空间使得人们得以操练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美国的民主有秘密吗？与其说这个“秘密”是某个神奇的宪法文本，不如说它是一个个公民具体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当警察对某些恐怖分子嫌疑人，或者政治异议分子，或者新闻记者，或者异教人士，或者普通刑事犯，或者他国战俘刑讯逼供时，你是决定转过头去说“我就是不关心政治怎么了”，还是决定走上街头或者给你们当地的政治家写信表达自己深切的不满呢？所谓民主的秘密，就藏在你作出选择的那一刹那。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悲观地写道：“由于民主政府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多数人绝对主权，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力去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力，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亦会如此。鉴于公民的平等状态，我们可以预见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会在民主国家中出现……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的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不幸的是，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向下的平等”的确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某些激进国家。那些国家历史上对知识群体的迫害，对财富精英的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就是说，自由是“中和”民主的一种碱，调和民主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而前述激进国家本质上是试图实现一种“反自由的民主”，不幸它失败了，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自由的“民主”，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

近200年前，在那次著名的旅行之后，托克维尔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民主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这话可以做多样的解读，我的理解则是，民主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一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说劣质的民主，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

权力制衡篇

选谁都差不多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每年的11月7日是美国的选举日。今年（2006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副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公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麻省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德沃·帕崔克

▼麻省州长共和党候选人凯丽·赫利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削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要削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一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5.3％减到5％，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0.3％，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0.3％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早在1957年，政治学家Anthony Downs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好比如果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一个党请我吃拉面，一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不多”了——反正没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既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吃到刀削面，那我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的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贬义词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的辩论了，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哪怕只增百分之一的税

以前只听说过商店因为财务困难歇业关门，在美国，竟然见识了政府因为财政问题而暂时歇业关门。

2006年7月1号，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赞（Jon Corzine）签署了一个17号行政令，下令新泽西州州政府所有“非基本的”办公机构都暂时关门。这些“非基本的”部门包括：机动车辆管理处、公园、彩票部门、教育局、部分司法机构，等等。虽然“基本的”政府部门，比如警察、消防队、监狱等等，还保持运转状态，但这个小小的行政令，也让4万5千人临时下了岗，占新泽西公务人员的一半以上。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便是新泽西州大西洋城那些个举世闻名的大赌场，也跟着被迫歇业。虽然它们不是政府运营的，但是它们必须在政府人员的监控下运营，而那些监控人员歇了业，这些赌场也只好跟着关了门。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州长权力这么大？大笔一挥，就可以让几万人暂时下岗？当然不是这样。美国作为一个法治社会，一切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根据新泽西州的州法，在每年新的预算被州议会批准通过之前，政府不应当有新的花销。今年的州预算批准截止日期是7月1日，新泽西州议会没能在7月1日之前通过新的年度预算。于是州长科赞依法下令冻结那些“非基本政府部门”的运行。

著名的大西洋城赌场因为必须有政府人员监管，也不得不因为政府关门而暂时歇业

那么，州议会为什么没能通过州政府的预算提案呢？原因是，新泽西州政府面临45亿美元的赤字，为了填补这个赤字。州长科赞提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做法。其中最重大的建议，就是要求将新泽西州的消费税从6％提高到7％，期望以此每年获得11亿美元的进账，而这个提议遭到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的反对。一方坚决反对提高这1％的消费税，一方坚持这是填补赤字最有效的方法。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错过了预算批准的截止日期。州长这才一怒之下签署了17号令，虽然是“依法”办事，但同时也是以冻结政府的方式来要挟州议会。

当然，无论是州长，还是州议会，都得罪不起选民。固然，增加税收会得罪选民，然而，一部分公共服务长期被关闭，以及大量公共雇员的“临时下岗”，同样会惹恼选民。于是，从7月1日科赞签署17号令起，州政府和州议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谈判，连美国国庆日的假日都不休息了。州长本人据说也“睡在了办公室”。7月6日，州议会里的民主党内部就达成了妥协，表示愿意接受消费税从6％增加到7％（意味着每个家庭平均一年多开支275美元左右），但是作为条件，由增税所得收入，其中有一半必须用于缓解由于高不动产税对老年人口造成的压力（新泽西的不动产税全美最高）。换句话说，这边拔了羊毛，那边至少得部分地补回羊身上。

7月8日，这一提案在新泽西州议会的上下两院通过。很快，州长科赞签署了19号行政令，下令解除17号令。从8日开始，各个“非基本的政府部门”重新开张，到7月10日，基本上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恢复正常工作。新泽西这场“预算战役”这才算平息下来。

对于我们这些外部的观察者来说，重要的当然不是新泽西州这么一个遥远地方的“预算平衡”。毕竟，我不去新泽西购物，它消费税就是涨到70％，我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场预算战役的政治过程。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一个关口。就算是1％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275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相比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听说中国的全国或者省级人大曾经否决过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事实上，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消费税或者所得税的税率从何而来，有何道理，背后的政治博弈过程是什么，就是人大代表们本身，估计大多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晕晕乎乎地投赞成票而已。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关口的时候，是一只眼睛瞟着自己的职位，一只眼睛瞟着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辩证地统一”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一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的这个案例中，首先，部分州议员们开始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毛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一年掏走275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时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如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什么账目，就是什么账目。它说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道。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账”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国很多地方当前面临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制下，各个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政府一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源），同时另一方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节流）。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像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哪怕一年也就是275美元。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筹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在“2007年联邦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标，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2006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20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最低工资提高，底层劳工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政治家们可能还因此多赢得一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民主党在国会中力主增加最低工资，泰德·肯尼迪（著名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麻省参议员）则是这个声音最有力的代表

▼1997年以来，美国牛奶价格上涨了24％，面包价格上涨25％，公立大学学费涨96％，医疗保险价格涨97％，汽油费上涨149％，但最低工资到2006年为止却分文未涨，这是增加最低工资的最有力依据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该议案，2月参议院的许多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不行，要减点税可以，最多13亿。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时5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各方预计它的最后批准指日可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大众为敌”……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看看它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手下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那么，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异见分子”，比如克鲁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资法会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在外面还不行？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雇工人、强制它雇用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一定不合理，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在“过度保护”，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稍微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也未必会跑到印度去。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问题，而且是如何防止弱势群体成为政治家们道德造型里的牺牲品。

所谓秘诀

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据《瞭望》报道说，中国2004年的公款吃喝高达37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20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中央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00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高干医疗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治理经验？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他们胳膊不够长而已。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所以不消费白不消费，消费就要大大咧咧地消费。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往上面填个天文数字。

宾州议员给自己涨工资引起民怨。因为猪肉在西方政治里象征着不负责任的拨款，抗议者在议会门口竖起一头大大的充气猪，上面写着“收回议会非法上涨的工资”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

权力制衡对于遏止挥霍公共资源真有作用吗？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耳闻目睹的几个小例子。

宾州议员擅自给自己涨工资，引起民众抗议，标语上写着“收回上涨的工资！”

一个是去年纽约州审计长阿伦·赫维斯栽的跟头。这个倒霉的州审计长，按我们中国的说法，也是个“厅级干部”了，2006年9月，却因为让他的一个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被揪了出来。按照法律，公车绝对不能被私用，私用就要付相关费用。虽然赫维斯为此道歉，并主动给州政府赔偿了8万多美元，州道德委员会仍然认定他“明知故犯地利用职位，为自己和妻子谋求特权”，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法》。当时正值美国中期选举阶段，州审计长是个民选职位，民意调查显示，赫维斯本来领先40个百分点的，一个星期之间，就掉到了12个百分点。由于当时他还没有遭到正式起诉，罪名不明朗，所以仍勉强获得连任。可是当他的案子正式进入法庭程序之后，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还没就任就宣布辞职。2007年2月，法庭宣判他有罪，虽然只判了罚款，这个“厅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却因为公车私用而给彻底搭上了。

另一个小故事，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风波。2005年7月的一天，宾州的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共听证的情形下，突然通过法律，宣布给州议员涨54％的工资，同时也给本州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第二天州长就签署通过了该法令。结果，“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民愤越来越大，上千个人跑到州议会门口抗议示威，甚至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讨论权”。迫于民众压力，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相比中国许多官员可以随便往公共支票里填吃填喝填车填旅游，美国的公共官员在没有这一切奢侈消费的情况下，给自己填点工资都很难做到。

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是给退了回去，可见权力制衡对于公款私用的影响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民众这样的虎视眈眈下，议员敢给官员们留出3700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一百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四面八方都有“群众的眼睛”，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也管制着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也很可能被各种政绩工程、低效投资、无理补贴等等给浪费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刃是否用在了好刀上”的问题。2005年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压力，拒绝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公共资金。公众说了，我们这缺钱的地方多了，办什么奥运啊。前一段我写过一篇“耳朵上的记号”，阐述美国2007年开启的一项拨款改革，其目的是将狭隘的利益集团化、地方主义化的拨款从美国的财政开支中清除，这同样是“预算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美国有一个非营利性团体，叫“公民反对政府浪费”，专门监督那些流向不合理、不必要的“公款公用”。听听它的一些报告名称，就知道它对政府花钱多么辎珠必较：“一个新的威胁：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YMCA：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艾滋项目：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虽然它的很多说法不一定对，但是让政府花钱的时候有点胆战心惊，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民主和法治连“私款公用”也要干预。我不用公款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或者有这个嫌疑，还是不行。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的吃请不能超过50美元。又比如，2006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禁止“政策游说者”给议员提供免费旅行和吃喝。英国的政治文化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最近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因为住了朋友免费的豪宅，而该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国推销唱片之嫌，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领导讲话往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而且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预算报告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

动什么，不能动宪法

这段时间，一打开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或者翻开美国报刊的新闻栏目，就总会碰到一个词：窃听。围绕着这个词，还有以下词汇在上下翻飞：总统，国家安全局，反恐，国会，听证。把这些关键词连起来，就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案。这个案件，简言之，就是美国总统布什曾在“9·11”之后，秘密下令国家安全局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出美国的电话、电邮进行窃听窃取。这件事情在近4年后，也就是2005年12月被《纽约时报》给抖了出来，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国会开始对此事召开听证会，进行调查。

按一般人的直觉来说，总统下令国家安全局对恐怖嫌疑人进行秘密监控，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也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吧，更何况这个行动发生在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之后。在当时的恐慌气氛中，政府对神出鬼没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调查，似乎也属于情有可原之事。

布什的窃听计划因程序可疑而激发民愤，公众认为这是美国向极权体制敞开了大门。（图中文字：“布什司法部最新的特务调查”。）

但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领袖没有这么“宽容”。在这个以自由和法治立国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隐私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法律程序，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在他们的眼里，自由、权利、法律，“娇嫩”如婴儿的肌肤，需要一丝不苟的呵护。

应该说，民众对“窃听案”的不满，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对窃听本身的不满。在许多人看来，对民众言论广泛的监控，是极权统治的起点，是对自由原则的背叛。虽然政府号称其监控对象是“恐怖分子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监控的仅仅是“恐怖分子嫌疑人”，而没有越位到政治异见者、新闻记者，乃至普普通通的公民呢？第二层不满，集中在窃听的法律程序上：按照美国1978年制定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信息监控，必须首先申请一个特别法庭的批准，而布什在批准“9·11”之后的监控行动时，并没有依法申请特殊法庭的批准。这在法理上，严重违背了既定的法律程序。正是在这一点上，布什被社会各界揪住了一条大辫子。

而这个辫子，实际上是布什在侵犯法律方面的第二条“大辫子”了。第一条，就是古巴关塔那摩海湾著名的拘留营。这个拘留营同样是布什当政期间的“创举”。它以“反恐”之名，越过法庭的审判，任意地、无限期地扣留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嫌疑人”。“9·11”以来，这个集中营已经关押了500多个这样“不明不白”地蹲监狱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中国已经被废除的“收容遣送所”。关塔那摩，成了布什滥用权力的代名词。

布什的窃听项目引起公愤，报刊上对该项目的嘲讽层出不穷

当然，布什也宣称他的行动有法理基础。他的法理论据有两条。一个是“9·11”之后，国会给他的授权。根据这个授权，他有权采取“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来预防、反击恐怖分子的袭击。在布什政府看来，窃听、关押嫌疑人，属于这个“必要的、合适的手段”范围。第二个法理依据，据说是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在战争期间，美国军队的最高司令，也就是美国总统，有权越过国会和法庭的批准，下令采取紧急军事行动，而反恐，布什政府论证，就是一场战争。

当然，他的这两个说法，很快引来了嘘声一片。首先，“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不能被无限地、任意地解释。而且，根据美国法律的惯例，当一个新法的含义（“9·11”之后的国会授权）可能抵消一个旧法（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的内容时，新法必须明确、具体地指出这个抵消的内容。其次，说反恐是一场战争，所以总统可以为所欲为，显然也是混淆了反恐战争和一般常规战争的区别。反恐战争中的决策，并没有一般战争中的紧急性，而且，它是无限期延伸的。如果用它来为布什政府的独断辩护，那么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得无限期地搁置了。

然而，对于真正关心这个国家走向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那被监控的几千个人，或者被拘留的那几百个人的权利，甚至不仅仅是这其中涉及到的被践踏的法律程序，而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的失衡。在这个失衡的过程中，总统权力越来越大，国会和法院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从而使支撑美国政府制度的“三角架”越来越向一边倾斜，出现摇摇晃晃的迹象。如果说一个具体的法律程序被践踏，可以及时修补，宪政框架的倾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2006年1月16号，前副总统戈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声疾呼美国不能丢弃它三权分立的优良革命传统。他从当前的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案件谈起，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固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由于党派之见而夸大其辞，但是，观众也不得不承认他敏锐的问题意识。美国宪法的精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它所构架的权力制衡。这种权力的平衡，可能被一个独裁者大刀阔斧地公然推倒，也可能被一个扩张权力的总统一点一点地蚕食。正是因为这种蚕食的危险，对任何一点政治病毒建立一个强大的预警机制，可以说是政治健康的前提。

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当初制定宪法时，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强总统的制度。美国宪法的第二章，明确规定的总统权限是“保证法律被忠实地执行”。换句话说，按照宪法的原意，总统拥有的是“执行权”，他本身并没有立法权，不能自由地去“开发”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届总统们不断“顺手牵羊”，权力越来越大。

首先，美国总统选举形式的变化，使得总统越来越拥有自己独立的选民基础，并不需要对国会俯首称臣。19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总统的提名由国会的各党代表控制，总统还有动机对国会毕恭毕敬。之后，总统候选人开始由各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提名的“婆家”从国会的党代表变成了普通的党代表。后来，总统的选举进一步“民主化”，各党的党代表不再由“党总支”指定，而由普通公民投票产生，这样一来，总统的选举基础，完全平民化了。总统“翅膀硬了”，国会想抓也抓不住了。

其次，数次政治经济危机，都给了总统扩大权力的机会。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内战时期，还是大萧条时期，或者越战时期，都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来团结社会、集中资源、渡过难关。在这种危机时刻，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不但能够提高决策的效率，而且其个人魅力也是危难时刻凝聚社会的资源。当然了，搞不好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危机造就了一夫当关、万夫难挡的林肯、罗斯福，也造就了约翰逊、尼克松这样的倒霉蛋。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无疑罗斯福新政时期，是总统权力扩张最迅猛的时期。事实上，新政期间，总统权力的转型，也是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一个后果。经济大萧条的出现，据称证明了放任自流市场模式的危险，于是，美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开始向干预型、福利型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强大行政权力的扩大。

最后，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现代社会运转方式“理性化”的后果。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行政部门，灵敏的反馈机制，和越来越专业的管理知识。行政部门的提案，越来越成为国会议案的源泉。通过控制提案的内容，设定国会的议程，总统带领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立法者”，更不用说行政部门在“执行”法案时，往往自由诠释法案，从而也实现立法的功能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社会有理由对总统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表示警觉。历史学家Arthur Schlesinger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帝王总统》，声称美国的总统已经从“宪政总统”变成了“帝王总统”。然而，也正是因为“神经质”的社会各界及早地启动了预警机制，导致了国会在尼克松时代及之后采取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1972年的“呈堂法案”，1973年国会通过“战争权力决议”，1974年的“国会预算和资金扣押法案”，分别从外交、战争、财政各个方面钳制了总统权力，增强国会的地位。

许多人认为，小布什是自尼克松以来最“猖獗”的总统，直接传承了尼克松的“帝王总统”风格。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屡次绕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推行他所主张的政策，更体现在，即使他按照法律程序推动其政策时，国会和司法部门在小布什政权面前软弱无力，从而从内部蛀空三权分立这个理念，破坏美国宪法的精髓。按照戈尔的说法，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几乎都成了布什政策的橡皮图章，而司法部门也被保守派占据。然而，情况可能并不像戈尔说的那么不堪。事实上，在小布什的紧逼之下，美国政治、社会各界的预警机制又启动了。国会开始反击，它开始要求政府对关塔那摩的关押犯情况定期汇报，驳回了布什要求无条件无限期延期《爱国法案》的请求，并对窃听案中的政府角色，表示了强烈的质疑。法院也通过几个案例，成功地为关塔那摩在押犯的人身保护权划定了一个界限。媒体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纽约时报》不顾白宫劝阻报道窃听案，本身就是媒体声音的一个胜利。至于社会团体，已经有两个团体，美国自由联盟和宪政权力中心，分别在底特律和曼哈顿，开始起诉国家安全局的做法。

可以看出，美国社会是一个对政府权力高度“过敏”的社会。正是这种“过敏”，使这个国家两百年来能够不断“狙击”专制的病毒，防患于未然，维系社会的健康。对于一个将宪政和法治视为灵魂的社会来说，面对灵魂里的杂质，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吹毛求疵，可以说是一种美德。潘恩曾经说过，那些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同时忍受肩负它的疲惫。

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

众所周知，自从19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曝光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丑闻都会被加上“门”字，比如伊朗门、白水门、卡特里娜门、佛利门、普莱姆门等等。最近，在这个长长的“门”名单里，又多了一“扇”门：律师门。

事情是这样的：2006年12月，美国司法部在白宫的批准下，突然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解雇了8名联邦律师（更确切地说是联邦检察官）。这些律师在震惊愤慨之余，将这事捅到了媒体。从2007年1月份开始，各大媒体开始积极报道这件事，讨论这次解雇是否合理。3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传唤司法部的相关当事人。在媒体和国会越来越气势汹汹的声讨下，司法部策划此次解雇事件的司法部长助理桑普森被迫辞职，同时，要求司法部长冈泽尔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大家可能会奇怪，司法部解雇自己的雇员，怎么会成为丑闻呢？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分立三权”中，联邦行政权这一块是完全由总统统领的，也就是说，“各部委”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不是民选职位。同理，各“部委”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其负责人任免，也不是民选职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个新总统就职，都会带来一次“领导班子”的大更迭：每个总统都会想办法在政府内部安插本党的甚至本人的亲信，以提高本届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司法部来说，里根就任的前两年里，93个联邦律师里有89个被替换，克林顿政府也是93个里面替换了89个。而布什也替换了88个联邦律师。虽然这个替换有一个参议院批准的程序，但是这个审批针对的这些职位的“任命”，而不是“罢免”。这一点，在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的最高法院判例中已经做出明确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冈泽尔解雇本部的8个律师，怎么会酿成政治风暴呢？

冈泽尔最后不得不因为“律师门”案引咎辞职。图为冈泽尔在佛罗里达大学演讲时，一个抗议者身穿关塔那摩在押犯的装束，在他身边静站抗议，他胸前写着“公民自由”

问题在于，很多议员、媒体以及这8个律师本人认为，此次大规模解雇不是因为什么“工作表现”——因为在解雇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工作表现”的评审程序，而是因为这些律师对布什政府“效忠不够”。甚至有人认为这次解雇是对这些律师的打击报复——报复他们作为检察官起诉民主党员不力，或者起诉共和党成员太卖力。

比如其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南加州律师莱姆。2005年她曾经积极调查美国近年来最大的腐败案克宁汉姆案，并成功地起诉了共和党议员克宁汉姆。2006年5月，她又将调查之手伸向了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利维斯。同时，由克宁汉姆案顺藤摸瓜，她又开始调查CIA前高官佛格。就在被解雇的前夕，她还在忙于起诉佛格。莱姆在这个关头被解雇，难怪有人认为这是共和党内部的“清洗运动”，与“工作表现”没有关系。当然司法部还是辩称，这个解雇并不是阻止莱姆起诉佛格，因为就在莱姆被解雇之后，司法部还是起诉了佛格。

其他7个联邦律师的解雇，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的争议。比如，新墨西哥州的联邦律师依格里塞斯表示，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没有加快调查民主党人的投票舞弊案；内华达的波根，在被解雇前正在调查内华达共和党州长吉本斯；而东阿肯色州联邦律师克明斯的解雇，据说唯一的理由就是布什总统的顾问洛伍想让他腾出位子，安插他的一个亲信。

鉴于这些争议的存在，双方掐作一团。冈泽尔坚称这次解雇没有任何报复的企图，纯粹基于“工作表现”，而“工作表现是广义而言的，包括政策优先性的安排等等”，同时强调司法部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能本来就是“为总统服务”，具有政党性的特点。而批评者则认为，政党利益不应当高于国家利益，虽然联邦律师由政府任命，一旦开始工作，他们应当秉承中立原则。

应当说，在这场辩论中，冈泽尔节节败退。助手辞职，国会听证，本人被传唤，职位岌岌可危。尤其在声称他并没有深入参与这件事，但是他的助手在国会听证中否证了这一说法之后，连共和党的很多人都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布什原则上表示支持他，也一再要求他“做出更好的解释”。事实上，布什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自身难保：他的几个“爱卿”洛伍、玛尔斯等都受到牵连，被国会传唤。5月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几个民主党员提交对冈泽尔的“不信任案”，7月份有国会议员表示要启动弹劾冈泽尔的步骤（美国有立法部门弹劾政府高官的先例），8月份已经“众叛亲离”的冈泽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布什接受了其辞职。

堂堂司法部长，有总统这个靠山，有“麦尔斯对美国”这个判例的前科，有政府大规模更新联邦律师的惯例，竟然不能扳倒几个手下的律师，却反过来被他们扳倒，可见在美国，即使是部长，权力也非常有限。政党利益不能高于国家利益，政见不能超越公益，是这场斗争成为丑闻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稍微熟悉一点美国宪政史的人就知道，这场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867年，也就是中国人见到皇帝还在战战兢兢下跪的年代，美国就有一位总统因为试图炒一个官员的鱿鱼而差点被国会炒了鱿鱼。那就是美国第一个遭受弹劾的总统安朱·约翰逊。当时约翰逊因为与其战争部长斯坦顿政见不合，试图解雇他。国会声称该解雇违反了当时的“职位期满法案”，对约翰逊启动了弹劾程序。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弹劾总统，幸亏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将约翰逊从“下岗”的边缘给救了回来。

之后总统的官员任免权问题就一直反反复复。1926年的“麦尔斯对美国”判例中（当时总统威尔逊要解雇一个邮政官员麦尔斯），最高法院判决“职位期满法案”违宪，也就是说，总统有解雇其内阁成员的自由。但是也有法学家说，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官员，因为当人员任免影响了政府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时，这本身又是违宪的。1935年，当罗斯福因为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汉弗瑞不支持新政而解雇他时，汉弗瑞则又把罗斯福政府给告了。最后法院裁决，由于联邦交易委员会不仅仅涉及行政权力，而且涉及部分的司法权，政府不能自由解雇其官员，罗斯福政府败诉。

看来，据我有限的知识，从1867年以来，美国就有三起由官员任免引起的“君臣冲突”。目前这个律师门事件，则很可能成为第四起这样的案例。相比专权国家里“君主”可以威风凛凛地大笔一挥就抹去无数下属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潇洒”，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做一个“君主”，是多么窝囊的一件事：君要臣下，臣就是不下，不但“臣”不下，而且“臣”还可以要“君”下。可见，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部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耳朵上的记号

大家可能会好奇，美国有没有腐败呢？

当然也有。这两年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两个腐败案例，一个涉及前国会议员Randy Cunningham，作为前国会国防拨款委员会成员，他曾经接受一个国防产品承包商240万美元的贿赂，并利用他在国会的权力，以“特殊专款”的方式间接给该承包商拨款。另一个案例涉及一个政治游说集团成员Jack Abramoff，他曾经用免费餐免费票免费旅行等方式大量给国会议员行贿，换取他们给自己的客户多开一些“特殊专款”。

当然，最后Randy Cunningham和Jack Abramoff都落入了法网。2006年3月，Randy Cunningham被判入狱8年4个月，Jack Abramoff也被判5年10个月。共和党2006年底输掉中期选举，不能说没有这两位共和党员的“功劳”。

然而，客观地说，类似的公然腐败在美国并不常见。拿Cunningham的事件来说，涉案资金两百多万美元，就已经成了“现代国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受贿案”（《华盛顿邮报》语）。挖掘报道该案的《圣地亚哥联合报》也因此得了2006年的普利策奖。至于免费餐免费旅游等等罪行也天天上新闻头条，只能说美国人在腐败方面比较孤陋寡闻而已了。

“美式腐败”的特色是官员为选票而向本地选民“施惠”，而不管这些钱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不是用在了刀刃上。图为一只猪的耳朵被国会的拨款委员会贴满了记号，在美国政治语言中，“猪肉”代表着施惠性质的拨款

不过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公然的腐败案。因为这在美国并不多见，至少没有成为一个制度性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更模棱两可的“政治腐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上面说的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词汇，“特殊专款”，这个词近两年在美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在英文里，叫earmark，如果直译，就是“耳朵上的记号”。

什么叫earmark？它一般是指国会议员各自根据其选区或者集团需要，插入预算报告中的“相关项目专款”，比如自己选区需要修一条公路了，就加入交通预算草案中；或者某学校需要某种计算机软件了，就加入教育预算草案中等等。一般来说，在审核程序中，它是在预算草案出来后，由议员各自紧急加入的，所以它的透明性、合理性很可疑。比如，在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案例里，2004年11月17日，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一项“外交行动预算草案”。但是，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也就是草案提交国会批准之前，各路议员纷纷出马，加入了数千个earmarks，总额达160亿美元。显然国会议员不可能在三天之内阅读分析这些“记号”，该议案还是顺利通过。

Earmark算不算腐败呢？一方面，大多数议员在加earmark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任何贿赂或礼物，所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甚至，从其选区的角度来说，我们选你干什么去了？不就是希望你给我们拉修路费、教育资金吗？所以你给我们争取“特殊专款”，这才是合格的“民意代表”。正是因此，许多议员不但不以加earmark为耻，反而以此为荣。比如北卡州的一个议员，专门把自己争取到的“特殊专款”做成一张地图，这里是他为当地一个宇航中心争取的两百万，那里是他为了一个地方学校争取到的三百万，显得他“为民请命”不辞辛苦。

但是另一方面，earmark又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手段。议员可以对真正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只追逐自己的局部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从而使有限的公共资金流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著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50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被称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年国会里只有1439起earmark，到2005年，已经蹿到了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earmark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 - barrel），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Earmark现象近10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说，earmark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earmark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由于各方压力，2006年国会中的earmark大幅下降。2007年1月5日，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规定所有的earmark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earmark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earmark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选民“请命”的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伊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任”。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藤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百万纽约人因为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万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用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6万美元左右。要当一个教授，还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平时车水马龙的布鲁克林大桥，因为公交工人大罢工而变成了人行道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很多地方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20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日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4％、5％、6％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务，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用来支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百万人的安宁。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放任自由主义”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鸦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义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公民社会篇

至少还有记忆

最近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佛罗斯特／尼克松”。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佛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佛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主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佛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佛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最后不得不在自我唾弃中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3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3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佛罗斯特／尼克松的宣传画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2006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2003年底出品的纪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议员麦卡锡的对峙，声讨1950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越战。

令我感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40年前的错误、麦卡锡5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石头”。

就拿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推进和中国的外交，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这也是为什么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能够在50州中的49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还几亿人受到窃听、相互窃听、窃听完了如发现反动言论还劳动改造甚至人头落地呢。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佛罗斯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下台以后，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没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遗产，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福图拉马》、《爱家男人》、《什么都不信》、《星期六现场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至于歌曲《迪克完全是个屁眼》、《美丽的可怜虫》，一看标题就知道有多么寒碜尼克松。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是最信手拈来的例子，《现代启示录》、《逐鹿者》、《杀戮场》同样经典，至于不太经典的，比如《越战突击队》、《草莓宣言》、《归乡》、《越南血战史》、《越战家书》、《早安越南》、《前进高棉》、《汉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出那些苦难？面对十年动乱的“文革”，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战争的迷雾》、《佛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在《上海宝贝》里？在《大话西游》里？在《无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影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佛罗斯特》、《晚安》、《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企图。《佛罗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暗合美国政府伊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政策；《晚安，好运》中对“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为对“9·11”以来“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几乎就是对伊战的直接批评。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就这样被你笑话

“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国会刚刚批准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提议在美墨的2000英里的边境修建一条长达700英里的隔离墙。你看，这就是让布什总统做数学的后果……自从布什在八国首脑会谈中说脏话这个事情被抖出来之后，很多人觉得受到了冒犯，说实话，你们觉得受到冒犯了吗？我倒觉得布什吃黄油卷饼的吃相才真正让人受到冒犯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十一点半，美国NBC一个叫“深夜秀”的电视节目中，一个下巴很长的男人，又在对布什的嘲讽中，开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脱口秀节目。

这个几乎每天晚上总能整出几个“布什笑话”的节目主持人，叫Jay Leno。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讲“布什笑话”的电视主持人，其他几个最著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比如，Daivd Letterman, Connon O'Brien, Jon Stewart, Stephen Colbert, Bill Maher，每天也在马不停蹄地调侃布什。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成天拿自己开涮。随便打开一个台，骂自己的。换一个台，又是骂自己的。再换一个台，还是骂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电视，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三年后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明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地瞎起哄。

布什可能是有史以来被恶搞最多的美国总统

美国家喻户晓的脱口秀主持人Jay Leno

就是不看电视报纸，人家还可能跑到你家里来调侃你。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干脆指着布什的鼻子嘲讽了近半个小时。他说，“据说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美国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他还说，“总统先生，现在报纸上说你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什能怎么办呢？既不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也不能说人家“太简单，有时候幼稚”，只有坐在台下跟着别人傻笑，被打碎了牙还得往肚子里吞。

关于布什的笑话，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嘲笑他的智商和文化水准的。比如，David Letterman的笑话，“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一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战政策的。比如，还是David Letterman的笑话，“本周初，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不过我说，要不我们也悄悄潜出伊拉克怎么样？”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反应过于迟缓。Conan O'Brien的笑话，“今天是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纪念，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甚至有一类笑话，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布什说，他对此没什么意见，那我们等着瞧吧，等她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开涮，如果说布什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不是唯一被调侃的政治家。克林顿、戈尔、切尼、克里……也都时不时被各类媒体拎出来，油煎煮炸。布什实在是气不过的时候，可以看看别人，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如何被调侃，也算是出一口恶气。

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泱泱大国首脑，成天被一帮戏子当芙蓉姐姐拿来开涮，连老婆孩子都不放过，成何体统？其实，说这话的人扭头看看美国，戏子们成天拿政治家开涮，天也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进去，布什从2000年到2004年被笑话了4年，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还是照样给选上去。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观念的市场里，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声音，但只要没有国家机器的压制或者煽动，老百姓的意见，总会通过一番摇摆，回归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关进盒子里不让透气，民意反而像个不断升温却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一样，慢慢凝聚越来越危险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戏子们”对政治家们极尽打击调侃之能事，也未必就是在实话实说，也有商业上哗众取宠的需要。不笑话政治家笑话谁呀，老百姓就爱看这个。你权力比别人大，挣的比别人多，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还有无数的小实习生跟你献殷勤，不损你损谁？

后来我就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有笑话听的好处就不说了，关键是，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都不会被关进监狱的社会里，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这两天读《大明王朝纪事》，里面有个细节，说是徐达的夫人张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马氏顺嘴说了一句话：“都是穷人过来的，我家现在可不如你家”。这话被朱元璋听到，气急败坏，派人把张氏给杀了。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被这么小小地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落地。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所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并且死死把住门框不肯撒手。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他们自己？

哈佛学生声援被解雇的清洁工。图中标语为“哈佛学生支持为清洁工讨回公道”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2006年9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2006年6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作出了反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用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的“四两”拨动了哈佛的“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对你骂骂骂不完

一个人做一天、两天愤青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愤青。

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老当益愤”的愤青。

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乔姆斯基一直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越战骂到伊战，终于骂成了著作等身的天下第一愤青，难怪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要在联合国大会上高举乔姆斯基的书，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众所周知，乔姆斯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语言学家，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是他的反美言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也许不会陌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

乔姆斯基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政府。他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阴谋论”：中东政策显然是为了石油霸权，对亚洲和拉美各国的干预是为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独立的发展模式，对干预科索沃和东帝汶这样实在看不出什么“现实利益”的政策，也是别有用心——为了确立“绕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模式。总而言之，挖不出“现实利益”挖“长远利益”，挖不出“长远利益”挖“深层动机”。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总能三下五除二，被老乔分析成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遗余力的迫害。

他的很多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它只是有选择性地“适用”干预对象。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它甚至可以践踏自己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原则，去或明或暗地支持一些独裁政权。

不过，可惜历史永远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图画。如果只看乔姆斯基的书，读者脑子里也许会浮现出一个“暴烈流氓凌辱无辜弱者”的画面。问题是，那些被美国“欺负”的“无辜弱者”，又是些什么人呢？当乔姆斯基将揭露红色高棉屠杀的新闻描述成美国的“反共宣传”时，上百万无辜的柬埔寨人已经在红色高棉手下死去。当他把美国打阿富汗看成“帝国主义战争”时，阿富汗人已经在残暴的塔利班手下被蹂躏多年。至于米洛舍维奇政权、萨达姆政权、桑迪尼斯塔政权……又何尝不都有它们的污点甚至血腥？也许美国政府并不是为了“自由”、“民主”的正义理念而四处伸手，但是同样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政权又是为了“独立”、“自立”的正义理念而“反抗侵略”。可悲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斗争，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恶”与“更恶”之间。

不过，那些因为乔姆斯基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站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事实上，自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从问题到议题

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流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从而得到解决。但是高考分数歧视制度、电信垄断、公款吃喝等等，却似乎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近期也无望得到解决。

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个“议题”，背后往往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常常依靠政治家的“慧眼”作随机性选择。而美国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各种社会力量就逼你打开这只“慧眼”。

最近“全球变暖”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一个例子。

奥尔森有一本名著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当一件事情受益者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按照这个逻辑，“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是最不可能变成政治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有60多亿的“和尚”，谁也不愿意去主动“挑水”。美国的布什政府一直持这种推诿态度，在全球已经有169个国家加入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仍然拒绝加入，不对排污量进行强制性设限。

▲美国民众为全球变暖问题发出抗议。图中标语为“环境正义，现在行动”

▼密歇根民众就全球变暖问题向自己的议员发出呼吁。图中标语为“阿普顿议员：我们的未来在你的手中，阻止全球变暖！”

但是最近，事情正在起变化。

首先是布什自己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全球变暖问题，并明确倡议美国在未来10年之内减少汽油使用量20％，从而减少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次，国会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目前国会里与全球变暖相关的议案有十几个，其中要求对美国排污量强制性设限《气候监督与创新法案》最显眼。最后，参选2008年总统竞选的几位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奥巴马、麦凯恩等等也纷纷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表态，争先恐后表达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决心。并不是每个议题都会带来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政治过程上来说，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热门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那么，全球变暖在美国政治中从问题到议题，这中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

先看“问题”是什么。科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全球正在变暖，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变暖趋势是由于工业时代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造成的。据统计，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20个最热的年份，19个都是在1980年之后。2006年是美国记录上最热的一年。2007年1月是记录上全球最热的1月。科学家警告说，如果全球照此速度持续变暖，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3.2到7.1华氏度，融化的冰山将使海平面将上升7到23英寸。可以想象，照此发展，几百年后，农业生产将受到毁灭性影响，抬高的水位将淹没沿海城市，飓风海啸也将越来越频繁。总而言之，地球如果失去冬天，人类也就走向了毁灭。

这样严重的前景，如果政治家不去面对它，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动员起来，“逼迫”他们去面对它。

在这方面，美国社会近来最显眼的一个动作，就是2007年的纪录片《难以面对的真相》。这个纪录片由前副总统戈尔参演，获两项奥斯卡提名，戈尔本人也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该电影将全球变暖从一个“隐隐约约”的问题，变成美国的一个“客厅话题”。电影放映之后，戈尔又发起了“气候工程”项目，训练了1000个志愿者在全国巡回讲演，提高社会的气候意识，这些讲演者（包括卡麦隆·迪亚兹这样的电影明星）保证一年要做10个这样的演讲。

虽然《真相》一片出尽风头，无数草根组织却一直在为此默默行动：美国30多个青年组织发起了一个“校园气候挑战”的活动，目标就是首先在他们的校园里争取“清洁能源”；一群科学家开创了一个“气候变化博客”，专门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老牌环保组织“捍卫环境”最近将“全球变暖”作为其核心活动内容；86个基督教领袖发起了“基督教气候动议”，要求国会管制二氧化碳排放；一个民间组织筹划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候示威”，在2007年4月举行；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仅《时代》杂志，2000年以来就有四期封面故事是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甚至连那些排污主体，一些大公司，也在没有政府“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加入相关行动。比如，包括通用、英国石油在内的十个知名企业发起了一个名叫“行动呼吁”的活动，主动给自己的企业排污设限，与此同时，沃马特商场开始安装风力发电机，汇丰银行开始往“绿色投资”方面倾斜等等。

正是因为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行动，民意开始觉醒，200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87％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或者规定二氧化碳减排，58％的民众认为政府做的太少了。民意至此，政府已经无力违拗。虽然联邦政府仍然拒绝用法律的手段限排二氧化碳，但它已经开始通过科研投资、政策倾斜来引导控制排污，同时，鉴于美国联邦体制里的“上下分权”，美国已经有358个市长签订“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定”，“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城市适用《京都议定书》。

可以看出，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独具慧眼”，而是因为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科学界、基层政府、企业、教会等等草根社会风起云涌的行动。一句话，因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是排污大国，对全球变暖“贡献”越来越大，我却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大学生组织自己的“校园气候挑战”、会有知名企业联合行动主动限排二氧化碳、会有无数媒体争相报道全球变暖主题，从而将这个社会问题变成我国的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东岸西岸。

他人瓦上霜

如果有2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2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尔富尔呢？

从20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万—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这篇文章暂且采用下限20万的数据），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尔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美国民众为达尔富尔人道危机而走上街头。图中标语为“呼唤你的良知”

而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20万人，生命比达尔富尔的那2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尔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尔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尔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它20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尔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20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尔富尔”的集会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集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除了“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尔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2008年总统候选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尔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20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尔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20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地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像“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尔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尔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尔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籍也都纷纷出台。20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尔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尔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尔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2006年8月“达尔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尔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万—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哗众取宠主义

如果我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就会端出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由一个叫杰瑞·斯布林格的人主持，据说在美国白天的各种电视节目中，收视率名列前茅。叫它“谈话节目”，显然是美化它了，因为这个节目的大部分时间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个节目的一些经典标题，就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妹睡了”，“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过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我其实是个男人”等等。

杰瑞·斯布林格

一般来说，这个节目的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A，比如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往往是个底层的蓝领或者吃救济饭的女人，把被她欺骗的人B，她老公——往往是另一个底层的蓝领或者吃救济饭的男人——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往往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对得起我！”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往往是又一个底层的蓝领或者吃救济饭的人，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和C两个人于是扭做一团。这时候，几个高大壮实的保安D，就跑出来，象征性地拉拉架，但实际上，是怂恿他们接着打，只要别打死人就行。与此同时，观众在台下大喊：“杰瑞！杰瑞！杰瑞！”，也就是“加油！加油！加油！”的意思。有时候，他们也喊：“婊子！婊子！婊子！”“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使劲打！使劲打！使劲打！”“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他们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E开打。

杰瑞·斯布林格秀里两个参与者在舞台上打了起来

你看，最后，A打B，B打C，D打BC，ABC打E。整个杰瑞·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所有人，台上的，台下的，打得喊得跟吸了毒一样high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下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如果我是刘忠德先生，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让精神文明放任自流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这的确是自由化的一个恶果。杰瑞·斯布林格秀曾经数度被《电视导播》杂志评为“最差的电视节目”。差是一件丢人的事，但是“最差”，那就是“差”出了水平，“差”出了境界，那就是一项成就了。难怪杰瑞·斯布林格反复在节目中自豪地宣称这一地位。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Maury Povich Show，Jenny Jones Show，Ricki Lake Show，都是温和版的杰瑞·斯布林格秀。其他有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是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要耸人听闻，要哗众取宠，要刺激观众的神经。比如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Fear Factor，其中有一个程序，就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的睾丸，下周是活的蟑螂，再下周是机器炸出来的老鼠粥。比如还有一个约会节目，叫The Fifth Wheel，两男两女加“第五者”约会，三个女人为了赢得两个男人（或者三男抢两女），往往就得使尽浑身解数，能有什么解数？反正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屏幕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乳房什么的。还有一些摔跤的节目，警察抓人的节目，都是属于“感官刺激主义”的范围。

这些以严重刺激感官来吸引眼球的手法，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称成“哗众取宠主义”。

对这种“哗众取宠主义”的电视节目，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肤浅啊，恶俗啊，精神污染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的沦丧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国内媒体上听到的词汇，在美国的评论圈子里也屡见不鲜。当我们对着“超女”这种在美国可以算得上“积极向上”的电视节目大喊“狼来了”的时候，美国的电视观众倒真是面对着一群群满嘴血腥的真狼。

甚至有些评论家批评这种节目里面蕴含的“政治阴谋”。据说，此类节目归根结底是拿穷人的苦难开涮，把他们给表现得又笨又懒又丑陋，从而转移他们所面临问题的社会根源，从而为当前的社会政治体制辩护，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文化霸权”。

但是当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则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烂，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他自己的节目。他经常跟人说，这个秀很蠢，他很少看自己的秀。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聪明人，法律系的高材生。以前曾经是美国辛辛那提市的民选市长。在杰瑞·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非常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

“感官刺激主义”的确是文化市场化、大众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竞争的逻辑导致文化产品制造者要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去年的某个电影上，好人打死一个坏人，今年就得用枪扫射一片坏人，后年就得像“Kill Bill”那样，把人打死还得把眼球挤出来踩上一踩，大后年，连故事都不要了，电影屏幕上只要出现两个人，就是在互相砍砍砍。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去退还它的另一面。精神的自由是一片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精神的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杰瑞·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像“探索”这样的优秀科普节目，PBS这样的知识频道，《国家地理》这样世界各国争相模仿的杂志，欧普拉秀这样倡导人文精神的电视谈话节目，世上最丰富的音乐流派和艺术展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每天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那些“高雅艺术”演出，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定特定年代，比如反右之后，当然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同时那个年代也不会产生像鲁迅、沈从文那样有个性的作家。

当然我们先生可能会说，既然是罂粟，何不把它给除掉，留着它毒害人民干嘛。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罂粟和玫瑰。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他破坏的必然是自由的土壤，而被破坏的土壤，可能再也无法给玫瑰供给营养。

何况一个社会的免疫力，并不总是来源于政府注射的疫苗。就拿杰瑞·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人民群众不是傻子，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就算人民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不是说文化产业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发展的需要吗？谁说人民群众只需要“天鹅湖”和“莫扎特”呢。

事实上，斯布林格秀，以及其他“感官刺激主义”的文化产品横行这么多年，也并没有造成了文明的腐化堕落。相反，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伎俩”用尽之后，只是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想回归细腻、美感、智慧。无非就是个打打杀杀呗，无非就是个露呗，无非就是个恶心呗，这些东西，发展到一定时候，只能依靠不断自我重复。与其通过政府花时间精力去打击，不如放任自流，让人民群众看穿、唾弃、远离。

其实还是斯布林格自己说得好：“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一个不太高雅的电视节目，但也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你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一种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走到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

以前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欣赏美国那些敢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左派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立刻纠正他，你说错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先从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哥大一个共和党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个叫约翰·吉尔克里斯特的人来演讲。这个吉尔克里斯特，是“民兵”组织的发起人。这个组织专门招募志愿者，在美墨边境巡逻，阻挡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吉尔克里斯特来哥大讲演，无非是来宣传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右翼主张。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园活动吧。不，让你个老右来放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演讲之前，该活动的广告就被撕扯、涂抹。演讲那天，很多学生在讲演厅门口示威，身着3K党白大褂讥讽“民兵”组织。主持人一开讲，就有人不断起哄喝倒彩，有的人干脆背对讲台示威。等吉尔克里斯特开讲时，一群学生干脆冲上讲台，砸桌子椅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吉尔克里斯特不得不仓惶逃走，示威学生们则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打出一条横幅：没有非法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冲向讲台，用暴力将演讲者吉尔克里斯特赶走

▼吉尔克里斯特的演讲引起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强烈抗议。图正中标语标题为“所有移民都应得到公民权！把种族主义的民兵成员赶出去！建立一个革命工人政党！”右下角标语为“民兵黑手党从纽约滚蛋！”

这个情形虽然极端，但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称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就美国整个社会来说，左右选民势力是大致相当的。1980年代以来，由于共和党成功地将文化保守势力动员起来，草根社会甚至出现了保守右转的趋势。但在高校，却左右比例悬殊。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著：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1984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39％是左翼自由派。到2005年，这一比例则上升为72％。

所以我才说在美国的高校里面，做一个左派，哪需要什么勇气，简直就是随波逐流。

上面的数据与我个人的经验感受相符。我在哥大认识的所有教授、同学，只要我知道政治主张的，都是“左翼自由派”。课堂上教授骂布什，老师乐呵呵，学生笑嘻嘻，皆大欢喜。走在校园里，动不动看见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助教要求工会化的示威、反对共和党某某人来校演讲的示威，全都是左翼的声音。如果你在哥大做老师，还胆敢支持布什，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简直比作贼还要心虚。

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反抗。一些右翼团体抗议说，一个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是不健康的。对于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一个观念，也是不公平的。Allan Bloom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头脑的封闭》，批评美国高校里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后导致了是非不分。前年加州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小孩Ben Shapiro干脆写了一本书，叫《洗脑》，批判学校里教授们清一色的声音。David Horowitz，一个右翼活动家，办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督促学校里的言论自由，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授们：美国101个最危险的学者》，专门“揭发”那些死硬的极左派。同时，一些校外的右翼组织，大量向高校砸钱，试图在学生中培养右翼势力。但是，这些斗争不过是老鼠斗大象而已，根本无力改变校园的“颜色”。

其实，左翼占领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1930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校园里的新左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伊战背景下崛起的左翼势力，估计只能叫“新新左派”了。大学代有才人出，左派后浪推前浪。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像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51％；商学院49％。

里根上台以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重新崛起，但是当草根社会在悄悄右转的时候，高校却一直在稳步左转。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虽然按照美国的谱系，我自己的政治观念算是中间派，但是我非常反感美国高校里这种“妖魔化右翼”的氛围。人家吉尔克里斯特反对非法移民怎么了，还不让说话了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正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吗？说到底，对自由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一个人在舆论当中噤若寒蝉，就算那个人不是我，就算那个舆论代表了我，就算是在高校这样的“精英”机构，也仍然让我不安，因为对自由的威胁，不管来自政府还是舆论，都是对真相威胁的开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一个“公平交易”咖啡广告。咖啡中的文字为“稳定，可持续性，扶持弱者，社区”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latte”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40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NGO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19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1.26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TransFair USA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像“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卖咖啡的店铺里打上“公平交易”字样，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卖点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2005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咖啡，正说明了大量“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存在。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1999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2005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平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钱”，“按摩一个小时才××钱”，“买一斤蔬菜才××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责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

当美国要建柏林墙

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些身影：他们个子矮小粗壮，长着一张印第安人特色的脸孔，表情平和，眼神谦恭，出现在各类餐馆拥挤的餐桌前负责端茶倒水，或者在超市冰柜附近负责搬运冷冻食品……这是一个典型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形象。他们忙忙碌碌，勤劳俭朴，停留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无处不在，却又似乎根本不存在，像影子一样飘忽在人们的视线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影子”，从2006年年初开始，突然走出阴影，在美国的政界、主流媒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2006年五一，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涌现在美国70多个城市的街头，摇旗呐喊，争取合法劳动的权利。对于美国这个不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国家，这一天万人涌动的盛况，无疑具有一种讽刺性。

据统计，美国当前有一千二百万左右的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其中大多数是从美墨边境偷渡过来的墨西哥人。这些人从事餐饮服务、冷冻肉类包装、采摘加工农产品等工作。虽然没有“户口”及任何档案记录，但多年以来，政府对这个“公开的秘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有些法律的执行成本太高，而且美国社会也需要廉价劳动力。所以，很多非法移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却与美国社会相安无事。

一道围栏，将美墨边境海岸线隔成了两片

然而，近几年来，美国政府闭着的那只眼睛突然开始打开。那些本来与美国主流社会井水不犯河水的拉美移民，突然被推进了公众视线，甚至成为众矢之的。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9·11”之后的国家安全考虑。美墨边境，监控向来比较薄弱，可能会被恐怖分子乘虚而入，所以政府、社会各界都要求加强管理。但是，更根本的原因，还是拉美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本身带来的冲击。

按理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应该对移民潮大惊小怪。但是，这些年拉美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速度，的确有些触目惊心。就拿墨西哥来说，1970年代末的时候，墨西哥人潜入美国的速度还是一年5万人左右，到80年代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年20万左右，90年代的时候，则平均一年涌入50万。照这个速度下去，整个墨西哥都要搬到美国来了。

拉美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冲击是多方面的。经济上而言，一个普遍的担忧是这些廉价劳动力会抢走美国本地人，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缺乏高级技能的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或至少通过竞争，压低了美国人的工资。哈佛大学的教授Borjas的研究表明，从1980年到2000年，移民压低了美国人工资3％，对于那些高中没毕业的底层，这一压低幅度，则高达8％。同时，这些非法移民虽然不交税，他们的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却可以在美国上公立学校，他们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大量占用了美国纳税人上缴的税收。德州的一个参议员声称，德州这一个州一年花在非法移民家庭上的教育和医疗开支，就达到了10亿美元。

从社会文化上而言，美国人也担心拉美人的大量涌入，会给美国造成一个文化分裂的社会。事实上，根据美国2002年的人口调查，现在拉美裔的美国人已达三千八百万，已经超越黑人，成为美国第二大“民族”。其中墨西哥裔，又占拉美裔的三分之二。这些人在进入美国之后，往往自成一体，封闭在自己的社区里，既不学英语，也不溶入美国社会，形成了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熔不掉的一块铁疙瘩。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美国在非法移民面前越来越不安。面对鱼贯而入的非法移民，地处美墨边境的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2005年8月干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月，总统布什倡议强化边境管理，最终导致了12月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反非法移民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在美墨边境修建一条698英里的“隔离墙”、驱逐所有非法移民、严惩那些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等等。

这个法案引起了非法移民社区的轩然大波。在很多人看来，这样一个法案，是对非法移民与美国社会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无视和轻蔑。虽然这一千多万移民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很多人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遵纪守法，勤俭节约，通过诚实的劳动给社会带来很大贡献，把这些人从美国社会中“连根拔起”，既不现实，也不道德。

出于对既成事实的尊重，2006年3月，参议院中的温和派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理性的法案：一方面强化对美墨边境的管理，限制移民潮的进一步涌入；另一方面，也给目前已经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办暂时的工作许可证，并有条件地、渐进地给他们提供一个成为美国公民的渠道。应该说，这一提案和总统布什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合乎广大非法移民的要求。

然而，由于部分强硬的共和党员的反对，这个提案在参议院没有通过。这就导致了从3月底开始非法移民风起云涌的抗议示威。五一的全国性游行示威，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高潮篇章。

这样的抗议示威，是否能推动美国境内这些非法移民的“合法化”进程？有专家预测，效果可能不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最广大的本土选民，对非法移民持有漠然甚至敌视的态度。无数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欢迎外国人来抢他们的饭碗。对于国会议员来说，他们的政治压力是来自那些反对非法移民的本地选民，而不是那些“手无寸票”的非法移民。更何况当年是国会的选举年，这一压力分外显著。

其实，美国民众对非法移民的排斥，固然有“经济理性”在起作用，同时不能不说也有种族歧视的成分。非法移民固然抢走一部分饭碗，但一个国家的工作总量并不是固定的，非法移民通过提供便宜的劳动力提高了雇主的利润率，从而也提高了雇主的追加投资率，相应地也增加了就业空间。哈佛教授的研究成果，经过对资本利润率影响的调整，最后结论是，非法移民对高中以上学历的美国人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就是对高中以下学历者的工资水平的压低程度，也小于5％。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干脆就表明非法移民对美国任何阶层的收入都没有负面影响。就算Borjas的研究成果是对的，普通美国民众真的对那些高中以下学历的人不到5％的收入水平那么在意吗？还是他们的潜意识里，其实是不希望那些矮小的、长着印第安人脸孔的、不说英语的人频频出现在他们的社区里？联想到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案”，1965年以前对亚洲移民的明文限制，应当说，美国移民政策里面的种族主义幽灵，还没有完全消失。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这次非法移民的大行动，不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劳资不平衡的一个反映。今天我们已经习惯“地球村”这样的说法了，但是，资本的自由、商品的自由，并不等于劳动力的自由。华尔街大亨的资本，可以任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并不能任意地跑到发达国家打工。冷战之后东西柏林墙倒塌了，但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柏林墙却在生长。一个墨西哥人悄悄潜入美国，的确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而美国一个小时的工资相当于墨西哥两天的工资，他的选择，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他不偷不抢，纯粹是在美国最底层，那些几乎没有美国人愿意干的职业当中，挣一份血汗钱而已。如果说他有什么错的话，唯一的错，不过是当年不幸生在了墨西哥而已。

非法移民的这次大游行，虽然鼓舞了非法移民的士气，但也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弹。著名的反非法移民组织“The Miniutemen Project”的一个领导人，干脆说：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竟敢跑到我们的大街上、挥舞外国的国旗游行示威，藐视我们的法律，这是彻头彻尾的暴民统治。他的表达方式虽然极端，但是代表了很多右翼美国人的心声。别说右翼美国人，就是合法移民，比如很多中国留学生，对非法移民的上街游行，也颇有微辞。在一个留美学生的论坛上，一个中国学生愤愤地写道：“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地考托福GRE，读书、找工作、交税，老老实实排队等绿卡，凭什么他们偷渡来的，还要抢在我们前面拿绿卡？”

另一方面，右翼毕竟只是美国社会当中的一支力量。移民问题，正如美国社会的其他问题，还是要在美国充满权力制衡的政治框架中寻求解决方案。就非法移民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当中诸多力量的博弈：参议院的温和派和众议院的强硬派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共和党内部之间、联邦与州之间、不同种族之间、立法机构与白宫之间、选民与政治家之间，都有不同的立场，但都无法将自身的主张强加到对方身上，只有通过不断地周旋、牵制、谈判，政策才有可能出台。也正是因此，非法移民政策暂时卡在了国会的喉咙，只能等“秋后算账”了。

控制石油的什么

在美国的反伊战游行示威中，最流行的一个标语牌恐怕是“No blood for oil”了（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虽然布什和布莱尔早就声明“这场战争和石油毫无关系”，基本上人们把这话当笑话来听：不为石油为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找不到，难道美国还真就是为了给伊拉克人民输入自由民主？美国还真成了雷锋不成？

这种提问的逻辑其实不完全合理。假设——，仅仅是假设——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输入自由民主，这其实与美国的利益也不矛盾，甚至大大促进美国的利益：一方面，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把伊拉克给民主化了，对于美国的国际安全是一件大好事；另一方面，如果把伊拉克给“自由化”了，改造成自由市场经济，会大大降低跨国公司与伊拉克之间商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尤其对美国那些大的石油公司有利。所以给伊拉克输入民主自由，和强化美国在中东的商业、政治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一件事，为什么一说到“输入自由民主”，就立刻要认为是“理想主义”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强化美国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利益，难道就一定意味着伊拉克人利益受损？也不见得，假设，仅仅是假设——美国真的成功地给伊拉克输入了自由民主，一方面美国强化了其利益，一方面当地人享受了自由民主制度，这不是一种双赢的情形？二战以后的日本不正是如此？

▲“不为石油而流血”，是伊战以来美国历次反战游行中最流行的口号

▼伊战以来，每次反战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都是“不为石油而流血”

当然，到目前为止，由于伊拉克内部错综复杂的宗教族群冲突，实际情况恰恰是“双输”：伊拉克人没能享受到稳定的“自由民主”，美国的“利益”也很难说得到了强化：政治上，因为这场战争，美国在国际上被空前孤立，200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全面溃退以及2008年共和党败选，也标志了布什政府打伊战的政治代价；商业上，由于战乱和政治斗争，到目前为止，英美那些大的石油公司还是无法真正进入伊拉克。

现在，让我们来假设，同样仅仅是假设，虽然很多人都将它认定为事实——美国打伊拉克完全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价格？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国方向？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甚至，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所有权？一个朋友说：我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和我的一致，甚至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愚蠢，我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想所谓的“独立思考”就是指，当你拥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是通过你自己掌握的信息独立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因为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这样说了所以人云亦云地这样说。那么，我想请问那些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的朋友，你们是否独立思考过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以及有什么论据支持这个观点？

不是说美国打伊拉克一定不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我只是说，必须搞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

显然，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所有权”这一条不可能。虽然美军一占领伊拉克就直接去“保卫”石油部的举动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但距离萨达姆下台已经有些年头了，好像也没见美军把伊拉克油田抢到自己的名下。就算将来伊拉克局势稳定下来，Exxon、Shell这样的大石油公司要开始“争夺”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也必须通过竞价购买的市场交易方式。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这话有一定道理。许多伊战的批评者都认为英美政府打伊拉克，其实是在为Exxonmobile、Shell、BP这样的美英石油公司开路。军国主义开道，资本家挣钱，这似乎也非常合乎我们所习惯的“阶级分析”逻辑。但是，这个说法的可疑之处在于，就算布什政府把Exxon当大爷当舅舅伺候，都21世纪了，又不是19世纪，给资本家开道还非要通过打仗？通过打仗来打开市场，成本太高了，美国这么几百亿几百亿美元地往伊战砸钱，真要是为了取悦几个石油大佬，不如把这钱直接通过减税、补贴的形式分给他们得了，可能投入产出更划算。而且，以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通过联合国搞一个协议，说取消制裁的条件就是打开市场不就行了？美国政府又不是没跟萨达姆合作过，“第二次握手”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非要打仗？正给石油制裁给折腾得焦头烂额的萨达姆没准求之不得呢，用我们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眼光来看，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越多越好啊。

那么，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出口量和出口方向呢？比如，“强迫”伊拉克多往美国出口石油，少往美国的经济、政治对手出口，从而一方面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动机能量，一方面牵制对手。这个说法同样可疑。和平年代石油卖给谁不卖给谁几乎都是靠各个国家的购买力决定，很难想象伊拉克出台一个政策说“我只卖油给那谁谁谁，就不卖给那谁谁谁”，行动上也没有这个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伊拉克石油的依赖性并不强，就拿2005年11月来说，美国的进口石油里面，只有16.3％来自于中东，而伊拉克在其中又只占26％。现在国际石油出口国很多元化，就算伊拉克完全停止对美国石油的出口，这个缺口也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补回来。难道美国非要为这百分之四左右的石油进口量打一仗？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举着“No blood for oil”的人当中，很多人一方面严厉斥责政府为了“拥有石油”而打仗，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石油文明”带来的各种好处不肯放弃，该买SUV买SUV，该24小时开空调24小时开空调，油价一涨哇哇叫，一点也不觉得其实“No blood for oil”的牌子完全可以面向自己。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从而达到左右石油价格的目的，这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美国如果要控制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以操控价格，你说是要让它涨价还是跌价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涨价！这样美国政府所服务的石油大佬渔利啊。有的人可能会说：跌价！这样有利于执政党争取选民。反正无论涨价跌价，都可以用倒推法说成是美国政府的叵测居心。再说了，美国怎么“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呢？打电话给Exxon或者Shell让它们减产？人家可不是对政府言听计从的国企。拿枪逼着石油部下达指示？人家伊拉克也好歹有一个民选政府和议会。当然了，危机时刻美国拿枪逼着伊拉克让它增产或者减产，也不是没有可能。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一国的石油产量对国际油价的长期影响力有限，它少生产点其他国家可以多生产点，市场的总体供求关系未必会因为伊拉克而改变。

照你这么说，你可能会说，美国打伊拉克跟石油没有关系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美国打伊拉克显然跟维护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老大”地位有关：敌对的政治势力与巨大的石油收入相结合，容易形成对美国的挑战。现在委内瑞拉、伊朗，甚至俄罗斯为什么敢于动不动跟美国叫板？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些“威胁者”中，拿伊拉克开刀显然最顺手。其次，在中东安插一个亲美政权，也有利于维持石油体系长远的稳定与开放——可以牵制OPEC不随便发“小姐脾气”，增进国际石油安全，减少石油国家利用石油出口来打政治牌的概率。你可能会说，你看，还是回到了石油不是？美国不还是为了石油去打的仗？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石油安全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石油安全，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安全。虽然美国自身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如果石油价格失控，刚刚起飞的中国也就被斩断了翅膀。

敌人的权利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它的敌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关塔那摩监狱了。那里先后关押着“9·11”以来美军抓获的数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莫罕默德·卡塔米，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卡塔米，据说是“9·11”事件中的“第20个劫机犯”。2001年8月4日，卡塔米从阿联酋飞往美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降落。当时，“9·11”事件的一个主要劫机犯阿塔就在机场门口接机等他。但是，由于卡塔米不会英文，只有单程机票，而且对自己到美国的目的支支吾吾，海关人员把他当作非法移民遣送回了阿联酋。在一个被截取的恐怖分子电话中，“9·11”袭击的组织者之一也称卡塔米是“最后那个人”。据说，“9·11”行动中，其他三个飞机都有5个劫机犯，只有飞往白宫的那架飞机是4个劫机犯，其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卡塔米。

▲关塔那摩监狱未经审讯关押犯人，已经成了布什政府的最大丑闻之一。图中标语为“停止虐待，关闭关塔那摩，采取行动”

▼由于关塔那摩监狱未经审讯关押嫌疑人，89个抗议者装扮成关塔那摩监狱犯人形象，在联邦法庭面前跪地抗议

后来，2001年12月，美国在攻打阿富汗时俘获了卡塔米，并把他押送到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之后的几年，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接受讯问。

2006年3月3日，《时代》周刊公布了从2002年底到2003年初的卡塔米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其中包括：让他扮狗羞辱他、长时间审讯不让睡觉、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态长时间拷住、强迫喂食、降低房间温度并不断向他泼冷水、在他耳边长时间放特别吵的音乐……据称，卡塔米的待遇在关塔那摩是一个普遍现象。无独有偶，2003年底2004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举世轰动，可以说让美国的国际声誉沾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他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辆长期在路上的车来说，遇上或大或小的交通险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交通险况是否最终会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还要取决于车里的很多危机应对设置，比如，刹车是否灵敏，车内乘客是否系安全带，车内的充气口袋会否及时弹开，等等等等。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的虐俘行为，可以说是美国这辆“自由号街车”遇到的“险情”，这个“险情”的出现，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从美国社会各界的反应和行动来看，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是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2004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报道者中，有美国CBS电视台的“新闻60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2004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捍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著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布什政府于12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2003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2004年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9·11”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像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凯恩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17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甚至被判处了10年和3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数百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民主现实主义

翻开报纸，又是一则伊拉克的坏消息：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46人死亡，104人受伤……某种意义上，这种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了，天天都能读到的新闻叫什么新闻？哪天打开报纸没有发现伊拉克的死人消息，那才是新闻呢。

伊拉克到底怎么了？地球人都在思考。

查尔斯·克劳桑莫，美国一个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曾经这样反击那些反伊战的人：自由派老说多边国际行动更道德。我就奇怪了，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解放两千五百万被压迫的人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样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伊拉克战火纷飞，伊朗核项目势头不减，美国也许应该反思自己的“输出民主”策略了。图为赖斯在鸡犬不宁的伊拉克、伊朗前方高喊“正如我所说，难道民主不美好吗？”

2004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 of bitch 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2006年12月6日，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2008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面目全非，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天。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1993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1990年代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GDP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的印证：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过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美国大选贵不贵

随着200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大选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年总统大选花了4亿8千万美元，2000年6亿5千万，20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毕竟这个钱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十万分之八，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结果那个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2002年调整为2000美元，随通胀而浮动，20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当然富人和穷人对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这样捐，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一百什么的；另一方面，虽然对候选人的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影响。虽然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影响选举。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制度、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又透明，又防止无度花钱，还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上去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国家这么做，像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是依赖公款展开竞选。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它只不过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的大选是8400万）；候选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筹款，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的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竞选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20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筹款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的同比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大款富翁，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福利—平等篇

他人眼中的刺

2007年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医……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20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线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分发给穷人的食品券

▼图表显示美国穷人可得到的政府补助额。如图所示，一个人的家庭每月最多得到162美元补助，两个人的家庭每月最多得到298美元，以此类推。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19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1033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3100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2004年该项目覆盖了千万个家庭、千百万人口，其中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年成立，到2005年，已经有2千2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2005年来说，预算为68亿美元，90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20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40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三四千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购买力标准，2005年中国有9.9％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美元，34.9％低于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19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销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2007年的联邦政府支出图，各类保险、保障、医疗等福利支出构成联邦政府的最主要支出

我们来观察一下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资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他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返还；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10和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19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19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1956年残疾保险。19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19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19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19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信用”制度。19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19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像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 Howard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返还税收，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像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像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曾和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像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美国总统大选“庙会”般热闹，各方阵营都锣鼓震天地“练摊”，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呢？据统计，美国1996年的总统选举花费近4亿8千万美元，2000年花费近6亿5千万美元，2004年则超过10亿，不但数额巨大，而且增幅也惊人。平均来说，2000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50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450万美元。砸钱的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很多人可能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一个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凡是100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的选举中，除了联邦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四个来源，各占资金的四分之一左右：一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四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我不是比尔·盖茨。我就是也没用，立法者也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1974年补充修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2.5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两万五千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如果我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我可能发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好莱坞是给各政党（尤其是民主党）的捐钱大户。图中文字：左边“好莱坞软钱树”，下面：“吃一口吧”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1975年，参议员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1000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联邦竞选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

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美元的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1979到198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6千万，而1999到2000年则高达2.6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的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占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2.5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1百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1992年当选之后的18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4千6百万美元，而2000年布什当选后18个月里，各政党筹了2.56亿“软钱”。事实上，2000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5亿“软钱”来影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的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的筹款能力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不相上下，比如2001—2002年选举周期，民主党筹集了2.46亿“软钱”，而共和党筹集了2.5亿，基本持平。大多数情况下，共和党的优势恰恰是体现在它对“散户”的号召力，尤其是捐款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散户”的号召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据说是共和党走街串巷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上层，而这些人吃饱喝足之后，总还有几个余钱可掏。

正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清除软钱”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恰恰是共和党执政期间通过。从1997年起，麦凯恩等议员就开始在国会提案改革竞选筹款机制，禁止“软钱”，“洗涤政治”。2002年2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3月，布什签署该法，同年11月6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是：禁止“软钱”，即各政党不得再接受任何“建党资金”；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款数额从1000美元上升为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2.5万上升为4.7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六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事实上，在2004年的选举中，软钱的确销声匿迹了。可以看出，这个法案进一步打击了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从美国最大工会AFL-CIO到共和党议员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踏。2003年12月3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5比4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愤愤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的过程中。虽然美国的各种选举花销惊人，但其中个体选民捐款的比重和数量越来越大，比如2000年选举周期中，个人捐款总额是15亿美元，但是2004年个人捐款总额则达到25亿，为涨幅最大的一个来源。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107万，到2005年已经有500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9％上升到21％。这种“大跃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项目增加了对学校考试通过率的要求，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校的对策就是降低考试标准。图中文字：“对不起，联邦政府要求学生们阅读流利程度到达百分之百，你必须把栏杆挪下来一点”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2003年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能力排24，科学能力排19，阅读能力排12，解决问题能力排26。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2001年底国会通过，2002年初由布什签署，至今已经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式对3到8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他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更大的择校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为1971年以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美国不是中国，孩子们不必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3％、15％和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怎样悼念死者

2007年4月16日，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道，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

可惜，这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在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2006年初沙沟矿难是美国最近的一次大型矿井事故，引起了一系列政府相关立法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362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年，伊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人死亡，直接导致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1951年以来最大事故，78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1969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年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20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2006年1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工人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

中国2003年治理非典的时候，各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SARS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人民的生病问题，长远来看，终究不可能靠“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在医疗保障体系仍然很薄弱的中国，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账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账单压死。

▲美国医疗体系错综复杂，却效果不佳。图中前方文字：“医疗体系”，后面引文：“喂？有人吗？”

▼保险公司对医疗费这不报，那不报，所以病人去看病总是胆战心惊。图中文字：“听上去有多贵？”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滥打？当然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常客”，保险公司避之唯恐不及，就把他们推给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和MEDICAID），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实际上2000年美国只有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他的医疗支出则来自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GDP的15％左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很多裂缝、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一个低收入人群，这些人可能买不起保险，又不够格政府的资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覆盖的空白区，这一空白不要紧，一空就空出了4千多万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会对布什先生愤愤然——他肯花数千亿美元打一场必要性很可疑的战争，却不肯用这钱的九牛一毛来扩大公共医疗保障的覆盖率。

所以说，由私人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医疗保险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和不确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把一大群穷人扔下不管以外，就是好不容易挤进保险体系的人，获得的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钱人比如超级名模Claudia Shiffer，可以把她那张脸蛋保个5百万美元，没钱的人比如我，因为学校买的保险不包括牙医，只好亲自与牙疼做殊死搏斗。简单地说，就是“只许大款抽风，不许百姓牙疼”。

“不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高兴的时候，龇着满嘴金牙冲你微笑，不高兴的时候，一个白眼就可以把你翻下悬崖。比如有一回，我想找保险公司报销一个账单，结果它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让我伸出去的手又只好缩回来。

但是，将“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政府主导”型的，就皆大欢喜了吗？这也很难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政府资助公共医疗的钱从哪来？无论通过高税收还是通过财政赤字，都会引起巨大的经济甚至政治风险。

由于美国有严格的医疗责任体制，一个医生如果误诊，很可能被告到破产。所以美国的很多医生有“小病当大病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对病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保险公司就不干了：一个小小感冒，你愣是当肺炎治，这不是把保险公司往火坑里推吗？而且这种“小病当大病”治的传统，对于病人，长远来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医院用病人的账单来压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用市场价格来压社会公众。最后医院也挣钱，保险公司也发财，就只见公众跟在暴涨的保险价格后面跑得人仰马翻。4千万人买不起保险，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如果说在“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掐架还能形成一种制衡，那么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医生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呵护”病人了。这时候跑得人仰马翻的就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了。

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有好处和不足。这完全是由于个人、市场、政府三方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个人要治病；医药研发公司、医生、保险公司要发财；政府要控制赤字；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了，至于哪种医疗保险制度更好，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又有哪些东西值得中国借鉴，按照一种政治上稳妥的说法，应当视国情而定。至于国情是什么，我没有能力鸟瞰，不过我琢磨，无论国情是什么，它都不能是动物世界吧！动物们在荒郊野岭里默默无助地死去，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我们应当比那更有尊严一点点。

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美国饶舌的公民社会在生病治病这事上自然也有话要说。一天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窗外敲锣打鼓的声音吵醒。醒来后往窗外张望，看见人山人海在游行。仔细一看，原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艾滋行走”筹款活动。这项活动各大城市都有参与，仅纽约市去年的“艾滋行走”，就有4万多人参加，为艾滋病人筹款近5百万美元。

看着那些叽叽喳喳的中学生们摇晃着大旗小旗，为那些社会边缘人的边缘病而在阳光下行走，体会着其中的宽容、同情，还有阳光与人道汇集起来的美，我当即就做了一个梦，我的梦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脚下的街道是在中国。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2007年6月26日，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15％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35％的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率：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多少算“多”、多少算“少”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

巴菲特虽是财经界大腕，但也积极参政议政。图为他在一次希拉里竞选筹款会上

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乘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2006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20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20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20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利得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19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20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中走出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也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接着打下去。

越民主，越低效？

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某县一次听证会的通知书，内容是就2009年该县的健康和服务部预算征求公众意见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正如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病了你得管

美国左派标兵、反布什先锋麦克·摩尔最近又有一个大动作，他的新纪录片Sicko 2008年6月上映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同时赞美了欧式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报纸上的影评虽有不少批评的“杂音”，赞许之声还是主流。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千6百万人（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而且，即使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总是处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因为保险公司总是在寻找借口不付或者少付病人的医疗费用。摩尔的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病人是如何被牺牲的。一个妻子控诉保险公司拒付“实验性手术费用”导致她失去了丈夫；一对夫妇倾诉他们只有靠卖房子才能付得起医疗费用……摩尔质问道：既然政府可以免费提供基础教育、消防、图书馆，为什么不能提供免费医疗呢？

为了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他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和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我们的医疗制度非常优越……在英国，摩尔甚至在医院拍到了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最令人眼红的是法国：法国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

麦克·摩尔的《SICKO》宣传画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少数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的国家，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英国15.8％，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他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岁，英国法国79岁，加拿大、瑞典80岁），人均医疗费用更是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一大截（美国＄5711，英国＄2428，法国＄2981，加拿大＄2669）。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误解必须消除：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事实上，美国政府是美国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Medicare和Medicaid覆盖了美国27％的人口，占据了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费用是通过非政府系统支出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购买医保，生病了则由保险公司向医生交医疗费。这个系统与欧式系统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是私人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美国医保的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利润追求抬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而且限制了病人的就医范围；另一方面，虽然大多保险公司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其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和医生“过度诊疗”，从而抬高了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把美国的医疗体制给公有化了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收买了呀。

其实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它所传达的信息恰好相反，主题是公费医疗体系的低效和“不人道”。片中，一个女人控诉说她等了16个月才等到了她的关节手术，在此期间为了止痛她大量吃止痛药，结果等她的关节治好了，又得开始治药瘾；而另一个人则追忆他的母亲等了两年癌症手术也没有等到，直到她去世为止。在全民免费医疗体系里，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于是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的现象。许多得大病重病而又等不及的人，要么病情被耽误，要么跨越国界到美国去治病。据统计，20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于是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想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要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有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据一个叫做“拥护改革的护士”组织统计，有近1百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即使是官方，也承认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他们慷慨的医疗体制已经使医疗部门背上了27亿美元的债务，右翼萨科齐的上台，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法国社会对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刹车的意向。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如摩尔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存在一个利弊的“对换”：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无论是被保险公司给克死还是在漫漫长队里排队等死，滋味都不好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来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等候”，而在一个政府腐败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后果很可能是有权有势者“插队”或者资源在黑幕之后的更不公平分配，这种情况下的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免费”医疗，归根结底并不是免费的，它的成本是高税收，羊毛终归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税收，也许今天各国政府还可以承受，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大约也是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消防等的不同所在），支撑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也将直线上升，会不会有一天高到公众难以支付其相关税收的地步呢？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时，将占到30％，到21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GDP的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实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当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则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严格地说，推行全民医疗并不一定非要推行全民公费医疗，它有可能与市场体制兼容。这也正是麻省、加州等的努力方向。1994年希拉里·克林顿的全民医疗方案失败之后，全民医保改革的呼声就冷却了下去，但是近年来，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免费医疗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体制兼容的全民医疗体制，比如，强制10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向给低保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提供补贴等等，总之，试图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2006年4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改革的州。2007年1月，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也提出了类似的改革方案。其他州如缅因、弗蒙特、夏威夷都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目前这些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很难说效果如何。

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连车都有个保险呢，何况人乎？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基本矛盾。您是愿意排漫漫长队呢，还是愿意被保险公司玩得团团转？多么不幸的选择题。遗憾的是，似乎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乌托邦，无论我们往哪个方向飞奔，都会有一个问题直追而上：谁来买单？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有人问，PC这两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想必大部分人都会飞快地答：个人电脑。其实，PC还是另一个名词的缩写：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

众所周知，在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总是在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而正确的政治观，简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但是，美国不是号称是个“自由”的国家吗？它怎么也有“正确的政治观”这一说呢？

这事可以从美国一个电视节目最近引起的纠纷说起。

这个节目叫“幸存者”（Survivor），据说是现在席卷电视屏幕的各种“真人秀”的鼻祖。在这个节目里，20来个参赛者分成几个部落，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个部落为了生存资源而竞争，优胜劣汰。最后的优胜者，能够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幸存者”已经演到了第13个季度。然而，就在第13个季度开演前，制作“幸存者”的CBS电视公司突然宣布，他们的节目将有所创新：这次，他们将把20个参赛者按照种族划分，把他们分成白人、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四组。无形中，“部落”竞争也就成了“种族竞争”。

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有时“矫枉过正”，人们对此颇多讥讽。图中文字为，左：“我丈母娘真胖……”右为政治正确的说法：“我的丈母娘在重力上受到严峻挑战……”

这个声明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风波。纽约市立法委员会的少数族裔核心小组立刻呼吁CBS取缔“幸存者”的第13季度节目，并且在CBS门口组织了一场抗议示威。一个西班牙裔团体称这个节目为“种族主义节目”。一个亚裔政治活动家抗议道：“我们决不能容忍一个电视台用挑动种族矛盾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一个黑人教授嘲讽道：“CBS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组织‘德国部落’和‘犹太部落’、或者‘穆斯林部落’与‘基督教部落’互相竞争？”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确切地说，不是一个伤疤，而是一个还在发炎的伤口。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是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美国电影屏幕上的黑人形象一般都善良、勇敢、正义、底层，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出演男配角的Morgan Freeman就是个经典代表

这一点，美国议员Trent Lott应该说有最深的体会。2002年12月5日，在一个曾经竞选美国总统的议员Strom Thurmond的百岁生日上，Trent Lott说：“如果当年我们选了你当总统，今天美国就天下太平了！”要知道，1948年Thurmond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公开支持种族隔离。Lott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连总统都站出来公开批评他。尽管Lott再三为他所说的话道歉，舆论对他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不得不以请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举动来谢罪。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

事实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一条。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关于第一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实上，无论是《费城故事》里的黑人律师，《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黑人狱友，或者《谈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导演们在塑造黑人形象时的谨小慎微，谁也不愿像Lott一样跳进黄河洗不清。“9·11”之前，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9·11”之后，由于穆斯林问题的日益敏感，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从好莱坞电影中消失了。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这一条，最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长Summers栽的跟头了。在某次会议上，Summers宣称，女性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男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愤。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他说：“你的行为让哈佛大学蒙羞。”一些校友则宣称，如果Summers不公开道歉，他们将停止给哈佛的捐款。事后虽然Summers一再道歉，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这根导火线而辞职。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见持有者这一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过去这50年对“麦卡锡主义”不断的检讨和反思。虽然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程度与规模，和某些政权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历史相比，只能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美国社会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当年所受的迫害，耿耿于怀简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奥斯卡热片之一，《晚安，好运》，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又一次发作。相比之下，某些社会对残酷、惨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遗忘速度，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可以说是美国19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100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山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自由社会。

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Summers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这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我倒是相信，只要政府不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几千年“政治不正确”的历史，导致了“政治正确”的拨乱反正。“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又导致了“政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回潮。商品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观念的市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观念的平衡。就前面那个案例来说，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强行要求“幸存者”停放。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谁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东西，就像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

谁有特权上大学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2003年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审判期间，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每周定期出来示威，捍卫平权行动。图中文字为“罢工罢课，捍卫平权行动”

▼反对平权行动的声音开始高涨时，其捍卫者讥讽这种声音里的伪善。图中第一个人：校友的女儿，第二个：大额捐款者的儿子，第三个：足球特招生，第四个：偏远地区长大的人，第五个：少数族裔。这些人都是“受照顾”上大学的，却只有少数族裔的“受照顾”成了“问题”，一个考不上大学的人指着那个少数族裔学生说：“都是他的错！”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藏人，你得想想什么样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19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19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的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都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平权行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这一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法治——自由篇

不告白不告

2007年7月4日，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本来是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如果相关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20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上次起诉食品公司导致发胖，我赚了第一个一百万美元，现在我正在起诉游泳衣公司导致皮肤癌”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这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声名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账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账单费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2000年到20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19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1997年到20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20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麦当劳的“烫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就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国家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令五申，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像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而如果有一群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很多事都觉得新鲜。其中有一样，就是电视里的药品广告。除了宣传药品的功效以外，广告里都有长长一段话，交代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和风险，也就是刚说完这个药如何让你从此免受关节炎之苦云云，然后突然来一段：“吃这个药可能引起头晕、恶心、拉肚子，增加心脏病的概率……”当时我一看就乐了：这样做广告，能卖出去药吗？谁敢买啊？

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广告没有用，厂家会傻到去做广告吗？据统计，美国药厂2005年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8亿美元，加上针对医生的70亿广告费，可见美国医药广告行业烧钱的火势之猛。药厂当然不会做赔钱的买卖，有统计表明，药厂每在广告上花费1美元，就可以从消费者身上挣回来4.25美元。

这么多钱砸进了广告，会不会把药效吹得天花乱坠呢？暗示性的吹嘘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电视画面显示，一个病人在服药之前愁眉苦脸，在服药之后却欢声笑语，暗示该药翻天覆地的效果。不过，“吹”亦有道。按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1997年出台的“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行业指导”规定，药品广告必须对其可能的副作用做出说明，同时，电视广告中还应该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显示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显示一个网址；提及一个印刷品或者资料册；提及向医生咨询。所有这四个要素，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有机会获得该药的详情。总之，药品广告要合乎“一个声明，四个要素”的模式。

▲Vioxx给默克公司带来了两万多个官司，也给其他医药公司敲响了警钟

▼Carol Ernst的丈夫因服用Vioxx致死，德州的一个法庭判决默克公司赔偿她2亿5千万美元。图为Carol Ernst在法庭上

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呢？后果当然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世界知名的默克医药公司，最近就因此狠狠栽了一个跟头。这个公司1999年研制出一种止痛药Vioxx并且猛做广告，2003年销售高峰期该药销售总额曾达到25亿美元。可惜好景不长，人们逐渐发现，这个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两倍，而默克公司在初期广告中没有对此做出声明。接下来是什么后果呢？消费者风起云涌的起诉。从2006年4月一个77岁的老人起诉默克，声称Vioxx导致他心脏病发作并成功赢得了450万美元的赔偿以来，默克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2007年3月另一个消费者的胜诉创造了破纪录的赔偿额：一个爱达和的邮局工人赢得了2000万美元的赔偿额，同时默克公司还要为此接受2700万的罚款。判决的理由仍然是：默克公司没有在广告及标签中提供足够的警告。目前，默克仍然任重道远：还有28000个Vioxx官司要一个一个打呢。

这点事在某些国家，一个医药公司也许可以和法官一餐饭或者一个红包“搞定”，但是在美国，默克公司不得不为此接受“千刀万剐”。在这个背景下，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辉瑞医药公司会在2006年放弃研制一项降胆固醇新药了——虽然已经投入了8亿美元，但是试验显示该药增加病人的死亡率。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就是扔掉那8亿，也不能被人民群众追杀得无处可逃。

这样重大的商业事故，导致的不仅仅是医药公司从此更谨小慎微，而且也给制度改进提供契机。Vioxx出事以后，就有议员2005年提案“药品广告责任法”，要求一个新药必须在试用三年之后才能开始面向消费者发布广告。事实上，有不少社团干脆要求政府下令禁止针对消费者的医药广告。提出这一主张的社团表示，巨额的广告费提高药品成本和价格，又容易误导公众，得不偿失。

当然，增加药品安全，不仅仅是广告监督的问题。广告监督仅仅是药品安全监督的一小部分，其他更重大的环节包括药品的严格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的资格认证、对消费者申诉的处理机制、司法机构的独立裁决等等。

那么，美国对保健品广告，又是如何管理呢？首先，保健品不是药品，根据法律规定，它的上市不需要经过药检部门的审批，但是在药品说明书上必须注明它的功效“没有得到食品药物局验证”。同时，在广告中可以宣传它对身体“结构或者功能上的好处”，但是不得宣称自己能够“治疗任何疾病或情况”。其次，即使是保健品，一切广告信息都必须是“真实的、没有误导性的、有科学依据的”，而且这个科学依据必须“有力而可靠”：由专家以公认的方式研究试验；数据结果不能有选择性，产生数据的附加条件不得隐瞒。尤其被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算作科学依据。再次，与药品广告相同，保健品广告中必须交代此药的副作用和风险，这个交代必须以醒目、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比较有意思的是，法律还规定，不仅仅是生产商，“产品推广中任何有关方面，包括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都有义务确认广告的真实性和科学依据的充分性。

最近，中国3·15晚会曝光了藏秘排油，批判其误导性的广告，其代言人郭德纲也因此受到批判，据说一个老头还打算起诉郭德纲。这事怪不怪郭德纲呢？中国的法律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按照美国法律“任何方面都有义务”的说法，这个老头儿起诉郭德纲不是全无道理，当然他更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起诉厂商、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不过，虽然这事郭德纲有点责任，但主要肯定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警察不抓小偷，还能怨路人不见义勇为？消协与其苦劝明星们不要滥做广告，不如劝国家药检机构强化管理，劝人大增加相关立法，劝法院为民作主，劝这些权力机构追问吹牛不打草稿的厂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你管得着吗

有一次看美国某地方选举的电视辩论，主持人问几个候选人：你们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一愣：好大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似乎所有人都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但对它的回答及争论，实际上构成一部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史。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就是给自由的市场竞争提供一个法律的保障；比如，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会认为，政府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道德的教化；比如，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控制资源的流动来保证社会的平等。

当时有一个候选人的回答，最贴近我的想法，他说：政府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暗含了我的主张：一方面，它主张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给公众“喂饭”，而是通过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说历史是一场演出，那么公众应该是舞台上的演员，政府则应该仅仅是搭舞台的、打灯光的、放音乐的“服务人员”而已，既不能通过直接参与演出来“与民争利”，也不能通过对演员指手画脚来干扰演出。

第一个警察：“不许动！”第二个：“杀人？盗窃？”第三个：“比这还严重，反式脂肪。”第四个：“举起你的手来，远离那些鸡块！”

但是，政府真的能够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更重要的是，政府真的应该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最近美国发生的几件小事，引发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是2006年12月纽约市通过一项法令，限令餐馆2008年7月之前停止使用“反式脂肪”烹饪食品。“反式脂肪”是一种氢化了的植物油，口感好且易于保存。许多人热爱的麦当劳薯条，就是在这种食用油中制作出来的。但是研究表明，这种食用油对心血管不利，会提高食用者患心脏病的几率。所以纽约市议会和政府颁布禁令，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餐馆使用“反式脂肪”的城市。不少地区紧跟其后，也在商议相关立法。

第二件事，是2007年2月，德州州长下达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六年级女生都必须注射一种抗HPV疫苗。HPV是一种流传极广的、通过性交传播的病毒，是导致子宫颈癌的重要原因。默克公司近年研制出了对付HPV病毒的疫苗，去年6月联邦政府认可了该疫苗的效果，并推荐所有11—12岁的女孩注射它。目前已经有十多个州开始把注射该疫苗提上立法议程，但是德州州长捷足先登，绕开议会中保守团体的抵抗，直接下达了行政命令。

第三件事，是加州一个女议员莎利·利本最近向加州议会提案，要求立法禁止成人打三岁以下小孩的屁股，否则可能受到罚款甚至坐牢。虽然美国大部分州都已经立法禁止幼儿园及中小学实行体罚，但如果该法案通过，加州将成为禁止家长打孩子屁股的第一个州。

从道义上看，地方政府在这几件事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好心好意”，都是“为人民服务”，但它们还是受到了不少质疑。这些质疑，归根结底就是一点：好的行为，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政府力量强制执行？

拿“反式脂肪”禁令来说，如果有些人愿意冒心脏病的危险去换取吃可口食物的乐趣，他是否可以拥有这个自由？“保护公共健康”一说，似乎站不住脚。吃肥肉也对心血管不利，难道要禁止餐馆供应肥肉？冬天的时候只穿T恤容易感冒发烧，难道要禁止冬天穿得太少？长期不运动有害健康，难道要立法规定每个人的运动量？……难怪有人哀叹，这个反式脂肪禁令是“保姆国家”的表现，有“极权主义”的征兆。如果说在公共场合禁烟还有“保护被动吸烟者的权利”这一法理基础，吃“反式脂肪”则完全是自作自受，并没有碍着谁的什么事。

但该法令的支持者又可以说：如果“自作自受”就可以放任自流，那么禁毒、限赌就都不必要了。而且，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自作自受”是不存在的，比如，你得了心脏病，你的医疗保险实际上由整个社会承担，所以放任自己的健康恶化，有可能是“自作他受”……这么一说，反式脂肪禁令又好像有一定的道理。

HPV疫苗的政令，面临类似的质疑：防止子宫颈癌固然是好的，但是好的东西，是否一定要通过政府强力推广？避孕套的使用也有利于防止性病传播，那么是不是要对避孕套的使用立法呢？有的父母还担心，让十一二岁的女儿去打这种疫苗，会给她们发送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她们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大胆地性放纵。至于禁止打小孩，有些父母称，3岁以下的小孩，你不可能跟他说清楚道理，偶尔打打屁股，是让他认清是非对错的最有效途径，政府连这个都管，简直是吃饱了撑的。

以上几件事，似乎都是“小是小非”，但归根结底却都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大问题：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主张政府的“道德中立”，但是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实：任何法律系统都有它的道德前提。即使是“最小政府”，也在或隐或显地承担一个“道德引导”的责任，但是，政府在“从善如流”的过程中，界限在哪里？“为人民服务”和“多管闲事”甚至“极权主义”的边界何在？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当初划定了一个边界：伤害原则。一个人的道德完善和身体健康，与政府无关，只有一个人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的伤害，才应该受到法律的规范。所以，如果通过密尔的眼睛来审视上面几个案例，他可能不会觉得它们合乎自由主义，估计他会称之为“狗拿耗子主义”。

先天下之急而急

继限播涉案剧、境外影视剧、境外动画片、方言剧、恶搞剧等之后，2007年1月，我国广电总局又推出新规定，从2月起卫视频道黄金时段只能播放“主旋律”节目。这件事情说明，广电总局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健康是非常关心的。但是，什么是主旋律呢？群众不甚了了。凭什么你说它是主旋律它就是主旋律呢？群众还是不甚了了。为什么只有主旋律才有利于精神文明呢？群众更是不甚了了。难怪一些渴望多元文化、并愿意在多元文化中自主选择“先进性文化”的人会哀叹广电总局已经变成“广电总急”。

中国的广电部门“总急”，那么，在自由化的美国，广电部门是不是从来不“急”呢？

不尽然。

在美国看过电视的人都会注意到，电视节目演着演着，某些言论经常被“beep”的声音屏蔽。这些言论，我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无非是一些与生殖器及其各种活动相关的词汇。要将这些词汇从电视屏幕上屏蔽掉的，就是美国的“广电总局”：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

▲因为FCC（联邦通讯委员会）屏蔽这屏蔽那，人们将它和言论审查联系在了一起，反感者众多。图中后脑勺上：“FCC批准”，管道上：“单一来源”

▼珍妮·杰克逊在2004年超级橄榄球赛的开幕式表演上露出一个乳头，导致转播该节目的CBS电视台被联邦通讯委员会罚款30多万美元

确切地说，并不是FCC要屏蔽这些词汇，而是它迫于某些民众的压力，要求各大广播电视公司屏蔽这些词汇。

1973年，纽约一个电台主持人卡林在其广播节目上大谈“美国广播电视中不能使用的七个脏词”，并调侃性地用这些脏话造了很多句子。一个驾驶中的父亲听到这个节目非常愤怒，觉得这些话严重冒犯了当时同坐一车的未成年儿子。于是他向FCC进行投诉，FCC对该电台提出警告，而该电台则宣称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事越闹越大，最后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那里。1978年，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作出裁决：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FCC有权对早六点到晚十点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下流内容”进行限制。虽然这是和宪法第一修正案背道而驰的，但是法庭判决说：“广电节目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独特的渗透性，那些公然的、冒犯性的下流内容不仅仅在公共场合而且在私人家庭中触及公民，而在私人场所，个人不被骚扰的权利应当大于那些侵入者的言论自由权。”

这就是著名的“FCC对太平洋基金电台”案，该案为广播电视台的内容制定了一个模糊的审查标准：“按当时社区标准衡量来看、与性和排泄有关的、公然的、冒犯性的下流内容”——姑且称其为“下流与否标准”，其法理基础为“广播电视对私人空间独特的渗透性”。直到今天，美国广播电视里的“beep”、人体敏感部位的马赛克以及一些色情节目和广告只有在有线电视或者深夜时段才能播出等现象，都与该判例有关。

如果说这个判决还只是试图保护未成年人“不被冒犯”，FCC和一些广电公司网络联手推出的“家庭收看时段”，则和我们中国广电总局的“主旋律”心态有点异曲同工了。

19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许多人对遍布电视的暴力、色情节目已经牢骚满腹了。1974年，一个8岁的小女孩被她的朋友们给强奸了，而她的朋友们强奸她，据说是想“模仿电视里的镜头”。这事激起了强烈民愤，国会做出反应，敦促FCC加强管理。FCC则开始给各大广电公司“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将每晚8至9点的“黄金时段”定为没有任何暴力、色情内容的“家庭收看时段”，以宣扬“主旋律”。

可惜，虽然一部分美国人对于“主旋律”情有独钟，另一部分人则“吾爱主旋律，吾更爱自由”。拿“家庭收看时段”来说，1975年才开始实施，1977年就被法官佛古森宣判无效——他甚至都没有援引第一修正案，只是指出该行政命令在程序上的漏洞：FCC私下里给三大广电公司“做工作”，没有经过广泛的公众听证和合理的立法程序。

便是对“下流与否标准”，也是民怨不断。很多人攻击它侵犯言论自由，剥夺公众选择的权利，认为广播电视“独特的渗透性”根本经不起深入的推敲，用同样的法理甚至可以为报刊书籍方面“危险的审查制度”辩护。同时，时不时就有电视台或者电台将FCC告上法庭。1994年“FCC对特纳”的案例中，法官判决“下流与否标准”不适用有线电视。1996年，国会通过“通讯分寸法”，试图限制网络上的下流语言，但是1997年“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对里诺”的判例中，法官认定“独特渗透性”的法理基础不适于网络世界，从而宣判“通讯分寸法”违宪。

FCC当然不甘心于节节败退，毕竟，它左边是那些要求更大自由的公众，右边则是那些抱怨电视内容太糜烂的公众。比如，2003年一年FCC就收到观众投诉24万起。FCC通过罚款等手段，不断打击那些“下流”的节目：比如美国著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Howard Stern，就因不能“忌口”而被多次罚款。2004年珍妮·杰克逊在一次全国转播演出中的“露乳头”事件激起了公愤，FCC对转播该节目的CBS电台开了几十万元的罚单，并借助民意乘胜追击，加大对广播电视的“监管力度”。2006年6月布什签署“通讯分寸实施法”，为强化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审查权提供了新的法律支持。

目前只能说FCC和“言论彻底自由”派在这场“审查持久战”中各有胜负：FCC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守住了“下流内容审查”的底线；“言论彻底自由派”虽然无法彻底推翻“审查”，但将审查抵制在一个最小化的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中国的广电部门“总急”，美国的FCC则是“有点急”，区别在哪呢？首先，在程序上，与中国广电总局“一句话定乾坤”不同，美国的“广电总局”在审查制度上要有行政听证程序，立法部门批准，可以被司法部门推翻，而且FCC自己被电台、电视台推上被告席也是家常便饭。第二，在内容上，FCC的“下流与否标准”遵循最小化原则——无非是生殖器及其相关活动受到屏蔽而已，而从广电总局的各类禁令来看，它几乎遵循了一个“下流标准最大化”的做法——连涉案片、方言片、境外动画片这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下流”在哪的节目也遭到了限制；第三，FCC的每一次审查强化，都与某些“民愤很大”的广电节目内容有关，就是说，它往往是被动地对社会呼声做出反应，而广电总局则往往是“先天下之急而急”。其实，虽然“先天之之急而急”是好事，不过“无天下之急而急”，甚至“逆天下之乐而急”，是不是就有点自作多情了呢？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

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一些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七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学生就显得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个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有大人陪着，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或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美国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可以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繁文缛节是法治社会的特色。一个租房办公人员对一个签约者说：“这是含铅涂料信息、公平住房标准、关于户外吸烟的法律、防滑防摔警告、杜绝公众场合发飙的禁令，以及住房合同本身”

一个小小的部件就可能导致大量产品从市场上收回。图中文字：“当螺丝钉清晰可见时，产品不在收回之列”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自由和约束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2007年3月16日，“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回收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上千只，但是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而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一百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回收”。美国FDA（食品药物管理局）积极参与调查检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日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积极行动，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回收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它只是每年无数公司产品“回收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回收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发发出的“回收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比如一种玩具手机，回收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2008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十多个食品的回收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回收令中说：由于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回收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法律越“吹毛求疵”，企业越“不自由”，我们就越高枕无忧。根据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美国过去30年里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的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中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主义是误解。与其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不如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回收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也就是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听说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是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人物篇

人民公敌在裸奔

在美国，据说女性中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比男性要高，知识分子中民主党选民比例比非知识分子高，大城市居民中的民主党选民比例比小城镇和农村要高，所以有人说，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党人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

安·库尔特（Ann Coulter）就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不是民主党人。事实上，她对民主党，确切地说，对一切左翼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势力恨之入骨。

就是靠着这股仇恨，她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了五本攻击“自由派”的书，数百篇专栏文章，并且在2005年8月冲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库尔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浅笑生辉，如果不是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而是大街上，你没准会觉得她是那种典型的“无脑美女”，年轻的时候曾经参选美国小姐。

▲库尔特在《时代》封面上被称为“右翼小姐”

▼因为思想极端，被很多左翼恨之入骨。图中文字：“安·库尔特：纳粹、烂货、病菌”

不，这姐们可不是“美国小姐”，而是《时代》周刊正式命名的“右翼小姐”。美国的左翼势力称其为“美国最危险的保守派人物”。但是连保守派势力都不愿接她这个烫手的山芋，说不不不，她不是危险的保守派，她就是一个“危险的人”而已。在普通的美国人眼里，她则被看作“右翼中的麦克·摩尔”。

好好的一个美女，也就40出头，怎么落下这样的名声呢？

这其实从她几本书的书名也可略知一二：《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2006）、《怎样和自由派对话（如果不得不跟他们对话的话）》（2004）、《卖国：自由派从冷战时期到反恐时期的卖国罪行》（2003）、《诽谤：自由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2002）、《重罪及轻罪：克林顿案》（1998）。这里需要顺便指出，在美国，“自由派”含义与中国不尽相同，它往往具有“左派、民主党派”的内涵。在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方面，保守派其实往往和自由派一样坚定。

这些书里面，除了1998年那本以外，内容都是指着美国的左翼自由派势力破口大骂。《诽谤》一书指控左翼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新闻媒体。《卖国》为麦卡锡以及麦卡锡主义辩护，称“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麦卡锡的一切都是谎言”，并称麦卡锡是她最尊敬的人。《怎样和自由派对话》是她的专栏合集，里面充满了对民主党和《纽约时报》的攻击，说跟自由派打交道就两条：“不要心慈手软，也不要自我辩护，只管激怒他们”；“知道怎样激怒自由派吗？说美国好话就行了”。《无神论》则宣称，虽然自由派们极力丑化基督教，他们的无神论观点本身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宗教，有自己的“神话”（进化论）、“圣经”（堕胎法）“教会”（公立学校）、“神职人员”（公立教师），并且像宗教一样坚信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还不是全部，在各种专栏文章、脱口秀、讲演、访谈中，库尔特这张大嘴不断蹦出惊世骇俗的言论。“9·11”之后，新泽西州有四个“‘9·11’寡妇”联名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推动成立了“‘9·11’委员会”，调查布什政府在防止“9·11”事件中的失职。结果在2006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库尔特说：“这些女人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在电视、杂志上以名人自居，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享受自己的老公之死的女人。”“9·11”之后，她写道：“我们应该去入侵他们（恐怖分子）的国家，杀了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全给转变成基督徒。”后来，她又公开主张飞机场安检应该只针对穆斯林，省得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航空公司最好的广告就是：有最多的阿拉伯人起诉我们。”当别人问那阿拉伯人旅行岂不是很麻烦，她回答道：“他们可以坐飞毯啊！”在一篇专栏里，她写道：“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又说，“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全都是白痴选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么是自由派，但是如果智商高于烤面包机的话，也可能是保守派。”问到她是不是支持废除某些法律时，她说：“最好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谈到1993年一个恐怖分子炸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的事情时，她说：“当时他应该去炸《纽约时报》的大楼。”她还不赞同普选，因为她“觉得选举前应该有文化水准测试”……总而言之，库尔特的言论里，充满了种族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精英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论调，所以往往是她大嘴一张，整个美国都要从沙发跌到地板上。

像她这样以“政治不正确”为荣的人，自然敌人满天下。民主党人、自由派、有色人种、穆斯林、穷人、女人都难以对她产生好感。有一年她去某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干脆向她砸了两块饼。据说著名的自由派演员肖恩·潘有一个库尔特娃娃，专门用来灭烟头。相信库尔特吃早饭的时候，一打开报纸，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希望库尔特这个婊子死在阴沟里，而且死得很难看，最好死后还有无数老鼠来吃她的内脏。”不过以她的心理素质，估计还能心情愉快地接着把早饭吃下去。

就连共和党派、保守派、右翼势力也很少公开支持她。很多保守派表示，库尔特事实上伤害了保守派的事业，就算他们同意她的一些基本观点，也不同意她那种充满仇恨和恶意的腔调。很多保守派刊物取消她的专栏，说她实在是“越界太远”。

但是如果你以为库尔特因此而活得可怜兮兮，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辛迪加专栏”，有上百个网站给链接。她的五本书，除了第一本，都曾荣登《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目。最近的这本《无神论》，上市第一周就卖了近5万册，成了当时“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究其原因，我估计左派买她的书，是可以抱回家拿放大镜找漏洞，右派买她的书，是因为私下里很窃喜还有这种“傻大姐”，敢于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不敢说的“心声”。何况如果你剥去她那些刺激性的语言，认认真真去读她写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估计库尔特以前也没有这么“骠悍”，后来写的越多，得罪的人越多。得罪的人越多，被骂得越多。被骂得越多，越充满了愤恨。弄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脱掉所有“政治正确”的外衣，来个思想的“裸奔”。懒得扭捏了，懒得话说一半留一半了，懒得笼络人心了。我就是骂你怎么着吧？！这不还是美国嘛。这不还是有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嘛。

也就是从这一点来说，库尔特也有她的可爱之处。虽然她的大部分观点都极其反动，但是她这份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勇气，却难能可贵。要知道在美国的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界，自由派的声音的确是占压倒优势的。她一个美女，愣是脱了舆论的高跟鞋、卸了政治正确的妆，在一个温文尔雅的言论世界里一往无前地裸奔，也算是英勇无畏了，只不过正如中国老话所说，很多时候，无知者最无畏。

你好死，我赖活

前一段《纽约时报》上有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在美国的头号大报上登一篇洋洋洒洒十几页的文章，已经够神奇了。但是更神奇的是，我竟然把它给读完了。

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个女人，一个残疾女人，一个残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坐轮椅只是我的问题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经过四十多年的肌肉萎缩症，我的肌肉已经完全消失，我的身体就是一张皮挂在一堆骨头上而已。现在我的脊椎成了一个扭曲的S形，为了支撑我的上身，我把肋骨倚在大腿上，将胳膊肘支撑在我的两膝之间。”

正当我打算掏出手帕，为一个身残志坚的故事而洒下热泪时，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叫哈莉亚特·约翰逊的女人，虽然身体状况比较不幸，竟然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律师。但“身残志坚”不是她要讲的故事，她要讲的是她和一个普林斯顿教授之间的一场较量。一个围绕着残疾婴儿是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较量。

▲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曾经轰动一时，唤醒了一大批人的保护动物权利意识，“素食主义”成为一种颇有市场的政治态度

▼身残志坚的哈莉亚特·约翰逊

这个教授叫彼得·辛格。他被很多人，尤其是残疾人和基督徒，称为“邪恶一号”。原因很简单，他持有下面这个观点：对于有高度残疾的婴儿，在其出生28天之内，在医生的核实与协同下，父母有决定对其进行安乐死的权利。当然了，如果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就是长成一只恐龙也认了，那他们就养着好了，彼得·辛格也不会拿着刀追杀他们的孩子。他倡导的是父母选择的权利。

辛格自称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接班人。功利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别扭，在西方哲学里，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社会越快乐越好。其实用跨世纪的著名偏好功利主义大师——我外婆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了：太受罪了。他的意思是，这些残疾婴儿长大了，活得很痛苦，给国家、社会，尤其是父母带来很多麻烦，与其大家彼此添麻烦，不如趁早掂量掂量，反正28天以前的婴儿还混混沌沌，生和死对他们来讲都没啥意义。

一个社会越快乐越好。听上去似乎也没错。但是要把它诠释成人有安乐死甚至有对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于上帝，是“神圣”的。美国有一个残疾人组织叫“还没死呢”（NOT DEAD YET），其主席就宣布辛格和希特勒其实是异曲同工，都是倡导杀死“品质低劣”的人。辛格到普林斯顿大学就任的时候，残疾人组织，反安乐死的组织，宗教组织等浩浩荡荡就去示威游行了，试图把他赶出普林斯顿。

这些很不乐意的人中，就有哈莉亚特·约翰逊，这个按照辛格的观点可以不存在的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争吵。不如我把他们的争论压缩成下面一段对话吧。

约翰逊（下同）：你为什么觉得当年他们杀了我也没什么？

辛格（下同）：因为你活得痛苦，也给别人带来痛苦。

约翰逊：你怎么知道我痛苦？你又怎么知道我爸妈痛苦？我虽然坐着轮椅转来转去，但快乐着呢，我爸妈也高兴着呢。

辛格：你要是不坐着轮椅转来转去，你和你爸妈没准更快乐呢？

约翰逊：何以见得？

辛格：你没见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吗？就算是领养孩子，也都要领养健康孩子嘛。

约翰逊：那人家领养孩子，还都想领养白人孩子，而不是黑人孩子，难道黑人孩子更低劣？你说的那些不过是一种市场的偏好，而市场是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不能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准。

辛格：给自己和别人造成痛苦，就是不道德的。

约翰逊：子非鱼，焉知鱼不乐？

辛格：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不乐？

约翰逊：子非我，焉知我不知你不知鱼之乐？

总的来说，辛格先生和约翰逊小姐的争论集中在两个焦点：残疾和快乐的关系；快乐与价值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是：我残疾，我就一定不快乐吗？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快乐，我就一定没有价值吗？这两个问题就大了去了。前者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涉及到科学的局限性：我们能在一个充满感情、宗教、历史的世界里测量“快乐”吗？约翰逊可能会因为更健康而更快乐，但有没有可能更健康的她反而没有动力奋斗，因而没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更不快乐呢？而后者则涉及到哲学的痛处：只有快乐的生命才值得度过吗？那为什么苏格拉底说他“宁愿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也不做一头快乐的猪”呢？这滩涉及到科学和哲学最基本困境的浑水，我还是不去搅和吧。

但到现在，我还只说了故事的一面，另一面还没讲呢。如我们前面所说，“还没死呢”组织极力要搞倒辛格，把他饭碗砸掉。但是要妖魔化辛格，有一定难度，原因在于辛格教授是西方动物权利运动的鼻祖。就是从他1975年出版《动物的解放》开始，动物的权利才从一种“妇人之仁”上升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政治运动。

婴儿都可以杀死，却喊什么保护动物。这个彼得·辛格，可能有人要说，真是太伪善了。嗤之以鼻的人当中，约翰逊当然算一个。她的轮椅上，铺的就是一张羊皮坐垫。

其实仔细想来，辛格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还是那个“最大快乐，最小痛苦”的出发点，只不过边沁的功利主义用到动物身上而已。

但人是人，猪是猪，这怎么能混淆呢？不，辛格可不这样想。不如我们再来设想一场辩论：

约翰逊：你为什么连人命都不稀罕，却稀罕阿猫阿狗？

辛格：为什么不能稀罕阿猫阿狗？

约翰逊：因为它们是动物啊！

辛格：你说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是说：我们歧视女人，因为她们是女人啊。等于什么也没说不是？

约翰逊：但是它们智力低下啊！

辛格：一个聪明的猴子比一个白痴还聪明呢，难道我们也应当养殖白痴然后把他们全屠杀掉，端上餐桌？

约翰逊：哎？你不是主张对白痴实施安乐死吗？

辛格：如果是对动物们安乐死，我也没啥意见。问题是你知道那些动物养殖场的条件有多残忍吗？五只鸡养在一页报纸那么大的地方，连一个翅膀都抬不起来；还有动物实验，大公司为了实验化妆品，把兔子眼睛弄瞎……

约翰逊：算了吧，我们讲人人平等，难道还人狗平等不成？

辛格：人狗为什么不能平等？人人平等本来描述的就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既然是理想，为啥不可以实施于动物？

在辛格和约翰逊论战之际，我不禁陷入了深思。我深思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啊美国人。

我的感慨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私人对话，而是美国的两个政治运动：婴儿／胎儿权利的运动和动物权利的运动。注意这两个运动的性质，与一般的政治运动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们不是出于一种利益的斗争，而是一种伦理的自觉。有人说民主制度就是给利益冲突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但是这两个运动说明它还有更大的用途，它对于道德的用途。民主制度是为了让不同的人发出声音，但是阿猫阿狗，婴儿胎儿发不出声音，而这个制度仍然不得不倾听这些无言者的声音，可见政治不仅关乎利益，还是有伦理的一席之地。

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美帝国主义才可能用它全世界掠夺来的钱财支撑起这样的民主。这也有些道理。比如，美国人民普遍发胖，该减肥了，决定吃素了，于是成了动物权利主义者。或者，美国人口增长率不高，所以他们不鼓励打胎，也不鼓励安乐死，让这些老弱病残来拉动内需。这些“国情论”的看法也许有些道理。不过辛格教授似乎也不是需要减肥的胖子，约翰逊女士似乎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在这些人的诉求里，还是有些真的叫做“信念”的东西在里面，这些真的东西给政治以希望，而好的政治也给他们以希望。

读完那个万字长文，说实话，我把两个人的问题都看出来了。哈莉亚特·约翰逊认为“所谓自由选择是由偏见引导的”，这倒没错，但我以为由此得出“我们不需要自由选择”，这就过了。而彼得·辛格，一边倡导“人人平等，人畜平等”的理想，一边以人的脑力水平来判断人的价值，也算是自相矛盾。

不过还是暗暗地欣赏这两个人，觉得他们为无言者说话，算是两个好人。不，我的意思是说，为无言者说话，两个多么好的人。

“愤青”的下场

与中国社会相似，大好形势怎么也杜绝不了那么一小撮愤怒青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美国社会也充斥着很多这样的愤青。让美国愤青们忿忿不平的事有很多，比如他们对一种叫资本主义的事物经常嘀嘀咕咕，又比如很想把白宫那位老念错别字的先生送回老家，他们说将抽大麻非法化是变相的种族歧视，而且心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说什么也不买耐克鞋。

天下太平时，美国愤青们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他们大多衣冠不整，失魂落魄，龟缩在一些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唉声叹气，为天下没有什么事可以忿忿然而忿忿然。美国国泰民安，人民心宽体胖。愤青只能过着一种“精神游击”的生活，徒有满腔热血，终究报国无门。

但是打起仗来就不一样了。伊拉克战争快打响时，美国举国愤青，上下出动，隔三差五跑到大街小巷去反战，一颗颗长期被压抑的愤世嫉俗的心终于找到了一片艳阳天。在愤青的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成千上万的愤青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出来，相聚在街头，以音乐、舞蹈、吼叫、骂娘、大字报、小漫画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其热爱和平的心声。愤青们在自越战以来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几十年之后，终于赢来了又一个春天。

不过站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地吼一两嗓子是一回事，站在讲坛上掷地有声地散布卖国言论又是一回事。有那么一个愤青，被愤青的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结果出言不慎，被和愤怒青年一样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们抓到把柄，被整了一个七窍生烟。

这位愤青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个35岁的教授基诺瓦。在哥大的一次反战集会上，他一时激动，说出了“希望美国战败”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他用了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句子，“我希望在伊拉克发生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事件”。摩加迪沙事件是指1993年18个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的美国士兵死于一场伏击的事件。

基诺瓦的言论引起了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爱国青年对基诺瓦竟然公开希望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美国士兵不得好死感到“震惊”和“恶心”。首先是基诺瓦一两天之内收到成百上千的“死亡威胁令”；群众的唾弃像雪片一样飞向哥大校长办公室，人类学系办公室；哥大的许多捐助人威胁说如果哥大不解聘这个卖国贼，他们将不再资助哥大；105位国会会员联名给哥大写信要求哥大解雇基诺瓦；社会各界通过媒体对基诺瓦发出了强烈声讨，称其言论为“白痴的”，“令人发指的”，“野蛮的”，“无耻下流的”，总而言之，一时间，基诺瓦成了美国“最受人痛恨的教授”。

▲麦克·摩尔的纪录片处处都在批判布什政府的外交内政。尤其《华氏“9·11”》一片，让摩尔捧回了一个奥斯卡奖，却令布什颜面失尽

▼麦克·摩尔因为总是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右翼漫画家恶搞成基地组织成员

这里有必要为爱国青年的群情激愤给一个小小的注释。自伊拉克战争被提上日程以来，在美国民间，主战派其实是一直深受反战派压抑的。虽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主战的民众随着战鼓越敲越响而越来越多，但从街道政治的风采而言，经常是一个浩浩荡荡激情洋溢的反战示威和一个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的主战示威相对峙。在这种爱国青年士气低落的情形下，愤青的一个错误就成了爱国青年的最好炮弹——终于有扳回道义上的劣势地位的机会了，爱国青年们终于可以像愤青们那样义正词严一回了。所以虽然基诺瓦一再声称他只是在“象征性地使用摩加迪沙的比喻反对战争，并不希望美国士兵损失生命”也无济于事，因为爱国青年不怕愤青犯错误，就怕愤青不犯错误，此类“白痴的错误”对爱国青年们这么有利可图，澄清了就没劲了。

但是基诺瓦事件算是对愤青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愤青们发现他们三十年不遇的反战狂欢节其实并不是所向披靡。有人开始抵制法国货，因为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叫板；一些零售商开始拒销麦当娜的唱片，因为麦当娜没事吵吵什么和平；某地方电台一个主持人公然号召谋杀一个反战分子；一些反战名人开始收到各种威胁和被取消公开露面的机会；一个教师因为穿反战汗衫而被解雇……一股政治寒流笼罩着美国，再一次证明了自由在“群情激愤”面前的脆弱。

不过也不用难过得太早。愤青的下场也并不总是这么悲惨，另一个美国著名愤青的故事就比基诺瓦的故事要振奋人心得多。这个超级愤青就是麦克·摩尔。摩尔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愤青第一线。如果要在全球设立一个诺贝尔愤青奖的话，他恐怕是当之无愧的得主了，至少也能和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愤青乔姆斯基平分秋色罢。

摩尔最大的愤青作品应该就是他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BOWLING FOR COLUMBINE（《黑枪文化》）了。这个纪录片以美国的枪支问题为线索，以“都是美国惹的祸”为主题，彻底全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国际上的种种劣迹。其中最经典的镜头就是将美国在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的警察行动和“9·11”串起来，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精炼回答了让美国人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仇恨美国？

当然，摩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白宫里那一小撮走资派的观点是形成鲜明对比的。白宫认为“9·11”的发生是因为美国的自由民主招致了全球性的妒忌，很有点“红颜祸水”的论调。摩尔对“红颜祸水”论这么响亮的一记耳光，还得到了主流的奥斯卡奖委员会的承认，可以想象白宫之尴尬了。

不出所料，摩尔在奥斯卡颁奖会上表演了一场超级愤青秀。他在颁奖台上发表了如下愤青言论：“咱们这年头，一个扯淡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扯淡的总统。眼下这场战争更是一场扯淡。你们发扯淡的防毒气胶布也好，搞扯淡的橙色警报也好，我就是要跟这场战争过不去。布什啊布什，你怎么不害臊。当教皇和DIXIE CHICKS都看你不顺眼时，你也没啥混头了。”

如我们所知，摩尔的讲话很快被一片嘘声和乐队演奏声给扑灭了。据主持人后来玩笑说，摩尔被塞进他的车厢盖里拉走了。在当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日趋高涨时，不难理解为什么摩尔一番欠揍的言论引起嘘声一片。也不难想象事后他会受到无数的威胁恐吓，成为众多媒体攻击的对象。

但是摩尔不愧是一代愤青之豪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车厢盖里蒙头大睡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有必要以愤青老大的身份出来鼓舞一下愤青队伍了。4月7日，他在其个人网站上给愤青们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大意是：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日子不好过，因为反战，你们有的失去工作，有的失去朋友，有的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告诉你们一些好消息：他们不是希望我的电影卖不出去吗？我的《黑枪文化》票房比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纪录片还要好三倍；我的书《愚蠢的白人》现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网站在奥斯卡颁奖会后一周是平均一天1千万到2千万的点击量；我又拿到了下一步片子的资助……总而言之，摩尔给广大的愤青队伍带来愤青前线的捷报，证明了愤青的道路是曲折的，愤青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摩尔和基诺瓦两大愤青的不同下场说明了什么？第一，要做好愤青，不能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也不能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愤青要愤得有理有节，这样愤青的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做好；基诺瓦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虽然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高涨，但是愤青还是有其生存的一席之地，愤青们完全可以用“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策略继续拓展生存空间，所以盲目悲观还为时过早；摩尔的经验则说明了这一点。

对了，给广大愤青打气的一点小尾声。虽然政客们和大款们极力要胁哥伦比亚大学解雇基诺瓦，哥大还是抵住了压力，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权”条款保住了基诺瓦的职位。基诺瓦出门避了两个星期风头之后，又于4月11日回到了课堂，而且其愤青势头不减当年，说什么“一个吵吵闹闹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敢飞

有时我会想，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感到孤单。

她的名字总是和“唯一”、“第一”联系在一起。卫斯里大学第一位被邀请做毕业演说的学生、著名的罗斯法律事务所第一位女性合伙人、总统夫人中唯一有自己成功事业的人、纽约州有史以来唯一的女性州长，唯一在丈夫卸任后谋求公职的第一夫人……现在，随着2007年1月20日她宣布竞选2008年美国总统，而民意调查显示她在民主党参选人中位置领先，她还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

人们说，高处不胜寒。当这个总是微微扬着脸、抿着嘴、微笑都显得冷峻的女人不得不以那些“唯一”、“第一”的身份面对满堂西装革履的男性、面对咄咄逼人的记者、不依不饶的政治对手、媒体的冷嘲热讽时，是否会有某些片刻，希望自己可以像其他的女人那样，将幸福仅仅诠释为温馨的餐桌前，看自己的家人狼吞虎咽自己做的晚餐？

▲希拉里属于那种越老越美的女人，坚强的意志令她的美别有风韵

▼希拉里总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是“女强人”的招牌形象

在希拉里这样的女强人面前，便是总统克林顿也要矮三分

也许曾经有过，公众当然无法知晓。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勇往直前的希拉里。那个铁女人。

事实是，当一个女性试图去承担比家庭更大的社会责任时，试图实现比自立更辉煌的社会成就时，她就必须准备好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准备好承受孤单。几千年的男权文化都在说，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性感的，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可爱的，追求成功的女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女人。

但是这一切正在改变。

希拉里参选总统，最近佩罗西成为美国众议院首位女议长，以及女国务卿赖斯的形象，使人们开始惊觉女性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怎么一夜之间美国政坛上多出这么些女性的面孔？

不，不是一夜之间。这几位女政治家的崛起，以及目前美国国会中出现15％的女性面孔、50个州长中出现8位女性，其实是过去一百多年女权主义运动终于开始结果。100年前，女性在公开场合穿长裤都可能被投入监狱，而现在，这个文化保守的新教国家脑海里开始闪现一个崭新的词汇：总统女士。

大致来说，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那时候的女权斗争，主要是反抗法律制度上的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等。1919年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是这一次女权浪潮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浪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左右，主要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反抗那些“不成文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大学录取女生、职场女性升职方面的“心照不宣”的歧视。60年代崛起的“平权法案”和70年代女性堕胎权的合法化，可以说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胜利。但是第二次浪潮的成果，却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改变制度不过是重写一些法律条文，而改变文化却是要扭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这个部分时，他们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那个部分，把她们对自由的争取、对潜能的发掘、对欲望的释放妖魔化成“女人想要变得跟男人一样”。

应该说，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非常成功。许多人无视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各种领域的明显落后，无视在中国还有无数女婴被遗弃，还有不少伊斯兰国家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即使在美国女性堕胎权还颇受争议，家庭暴力遍及全球等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津津乐道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拒绝男性为自己开门、拒绝戴胸罩这样缺乏社会影响的小事，在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反复关注中构建一种“伪现实”、“伪问题”，从而取消“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甚至许多女人自己，都对“女权主义”这个词避之不及，屈从于那种本质主义的女性观。

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角色模式，最充分地体现在电影《斯代普佛德的家庭主妇们》里。在一个风景如画的美国郊区小镇斯代普佛德，所有的家庭主妇都美轮美奂、温柔贤惠，只关心丈夫孩子、健身美容和烹饪园艺，最后却发现所有这些“完美女性”其实都是机器人而已。该片虽然是个科幻片，然而，环顾我们身边热火朝天的“女人味”工业，无数女性热衷于研究时尚杂志上最新的丰胸心得，却对开发自己在智力上的潜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漠不关心，不能不说《斯》其实是科幻形式下的现实主义作品。

另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小说《怕飞》，同样是表现女性的性别角色焦虑。而女权主义者格利尔的作品《女太监》，则批评西方那种“郊区家庭主妇”的形象摧毁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的能量，将生机勃勃的女性阉割成了温顺无力的“女太监”。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怕飞”。总有一些“邪乎”的女性愿意突破他人的眼光，穿越成为异类的孤独感自由飞翔。希拉里、佩罗西、赖斯正是其中一些。

事实上，在女性参政方面，美国并不是一个楷模国家。如前所说，女性在国会和州长中都只占15％左右。但是，从制度性歧视的消失，到女性能力的增长，到角色心态的转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这只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增强女性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应当仅仅是提高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将更多“女性的眼光”带入政治当中。有研究表明，女性政治家更倾向关注教育、医疗保障、劳工条件等弱势群体问题，更支持“市场干预型”的政府，对市场丛林主义、对外军事行动则往往心怀戒备。比如，2004年美国女性中有39％支持民主党，男性中只有31％。在2004年的选举中，48％的女选民给布什投票，而给他投票的男选民则是55％。某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美军是否应该派兵干预？”49％的男性表示支持，而支持的女性只有30％。

希拉里本人的政治轨道也说明了这一点。早年读书期间，她就曾经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外来移民工作。在第一夫人期间，她曾担任“全国健康保障改革计划”的领头人，并曾发起“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领养及安全家庭计划”，同时也为女性权益努力工作。在任参议员期间，虽然在伊战问题上她投了赞成票并且不主张尽快撤军，但在医疗、教育、劳工等问题上她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以往的立场。

人们习惯于说，“政治让女人走开”。如果把政治仅仅理解一些权力精英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话，也许政治的确不需要女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并且承认政治框架是历史的河床，是社会关系运转的基础设施，那么，政治不能让女人走开，不仅仅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政治去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政治本身也需要更多女性的温柔与悲悯。

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一个犹太人。1889年生于德国，1938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1973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燥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30年前去世的老头，他们说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19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施特劳斯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沉浸在柏拉图著作中的列奥·施特劳斯竟然被说成了布什政府的幕后黑手

▼生前寂寞、身后挨骂的列奥·施特劳斯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2003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据说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他是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 Bloom的学生，而Allan 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 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著名的杂志National Review，Commentary，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库The Hudson Institute，The Heritage Foundation，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Wolfowitz把握要职，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所谓“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啰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变成一场战争的注脚。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噪，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1927年，19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美奸”克拉克总是站在“敌人”一边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为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他还说：“不能因为你认为一个人很可恶，就剥夺他的辩护权。”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批评伊拉克特别法庭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种族复仇的政治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能干、公正的法庭”。在他看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美国的“非法入侵”的产物，人事安排、资金来源、审判宗旨都受美国的左右，所以，审判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11月5日的审判中，克拉克干脆当庭递给法官一个条子，称该审判是“对正义的嘲讽”，气得法官发飙，让他滚出去，并说他“从美国赶来嘲讽伊拉克人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克拉克高举“法律高于政治”的旗帜时，他并不完全是用法律来对抗政治，而是用一种政治来对抗另一种政治——他自己在选择辩护对象时一以贯之的标准，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克拉克在接受记者阿布拉姆斯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萨达姆“无辜”的时候，阿布拉姆斯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反问，可以说一针见血地点出克拉克主张的要害：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但是即使如此，以法治的名义为萨达姆争取一个公平的审判，仍然是一件好事。伊拉克法庭在审判萨达姆过程中的种种违规，比如很长时间不让萨达姆见律师，给辩护律师的调查设置种种障碍，审判人员显然的政治倾向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区分敌我。爱国主义不应当成为一根棍子，拿来封住克拉克这样的“美奸”之口。

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会面临各种各种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群情激愤之下的爱国主义。“9·11”之后的美国“爱国法案”，曾经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 and 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好在整个政治体系的纠错机制及时启动，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违宪，有8个州和近400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年3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法治精神”对“爱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克拉克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前高官，给敌对政权领袖辩护，可以说与狭义上的“爱国主义”背道而驰。但是，一个社会能否宽容那些视人权高于祖国的“奸细”，是测验这个社会自由度的最好尺度。令克拉克欣慰的是，虽然他这个人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但是美国社会还是包容了、甚至赞许他的存在。对他为萨达姆辩护这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的熟人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批评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来信，说他们感谢我站出来，说萨达姆应当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为什么是他

2007年美国总统选举大战刚开始打响的时候，我和朋友们讨论：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会给谁投票？我的朋友们分别选择了希拉里、希拉里、希拉里，我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却非常异类：麦凯恩。

麦凯恩是谁？基本上朋友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麦凯恩是亚利桑那参议员、总统参选人、越战老兵以及“那个糟老头子”。但问题是，麦凯恩到底是谁？

当时麦凯恩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的“黑马”，还没有成为“超级星期二”的明星，大家不了解麦凯恩不足为奇：他哪有希拉里、奥巴马、朱利安尼那么耀眼——希拉里是前总统夫人；奥巴马是第一个真正有竞选实力的黑人；朱利安尼，“美国的市长”……相比之下，麦凯恩身上的“明星”成分最少，像个早该退出历史舞台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小角色，厚着脸皮在总统大选中跑龙套。

我最早注意到麦凯恩是2002年，当时美国的媒体都在讨论竞选筹款改革，讨论的焦点，是是否要清除竞选捐款中的“软钱”。“软钱”是指那些捐给政党而不是候选人、用于推销某个候选人的政策而不是直接推销候选人的捐款。这种“间接选举捐款”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为利益集团操纵选举结果提供了良机，从而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当时，我注意到，积极反对软钱渗透选举、提出改革议案的，是一个叫做麦凯恩的参议员。

▲麦凯恩虽有许多锐意改革记录，但因其年纪、种族、政党背景，人们总是把他和守旧僵硬联系在一起

▼因为麦凯恩坚持伊战、与布什政府联系紧密，难免屡遭恶搞

然后2005年我又注意到他。当年夏天由于纽约时报的“爆料”，关塔那摩的虐俘丑闻正让布什政府头疼不已。当时反虐俘最响亮的声音里，又有麦凯恩。他说：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价值观上的胜利。事实上，他提倡“干脆关了关塔那摩监狱算了”。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布什也不得不在该法案上签字。

2006年，麦凯恩又在另一项“进步事业”上发出声音：倡导earmark（“专项拨款”）改革，试图遏制议员在“游说集团”的影响下任意给自己的选区或利益集团“拉赞助”的行为。美国民主制度里面，虽然个人“中饱私囊”式的腐败并不多见，但是由于“游说”事业发达导致政治利益集团化的腐败却并不少见。比如，据统计，2007年一年，希拉里给利益集团“拉钱”3.4亿美元，奥巴马拉了9000多万，麦凯恩却分文未拉。作为一名资深议员，能够挣脱利益集团网络，在earmark改革中振臂高呼，可谓特立独行。

如此种种，我不禁把麦凯恩看作了一个“进步人士”。再去看他的其他记录：经济上，“里根派”；支持干细胞研究，同性恋婚姻，反对立宪禁止；非法移民问题，“非法移民也是上帝的孩子”……至于女性堕胎权问题，保守派早就回天无力了，忽略不计也罢。

当然麦凯恩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他在伊战上的态度。到2007年，由于伊拉克形势陷入僵局，美国民众的撤军情绪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希拉里及时地做了变色龙，一个“被误导了”，就轻飘飘地从支持伊战变成了反对伊战。麦凯恩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号称“我宁愿自己输掉选举，也不愿美国输掉战争”。他不但反对撤军，还号召增兵，以“增兵浪潮来遏制恐怖势力”。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是否支持发动伊战是一回事，是否支持在伊拉克一片狼籍的情况下拍屁股走人是另一码事，这就像是否应该打人是一码事，打了人之后是否应该给人送医院是另一码事。我可能反对发动伊战，但是我支持美国稳定局势后再撤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麦凯恩所倡导的增兵策略大大稳定了伊拉克局势，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伊拉克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问题上，我钦佩麦凯恩逆民意而动的勇气。

总之，我支持麦凯恩是因为：首先，他不但立场进步，而且是诸多进步法案的发起人，用老美的话说，充分展示了leadership；其次，从earmark改革、伊战问题上来看，他没有因为谄媚选民而失去立场；第三，他“党性”很差，在关塔那摩、干细胞问题上，并不盲目服从自己的政党。

尽管美国民众有很多理由支持麦凯恩，但是2007年夏天他的选举却差点因为筹款问题土崩瓦解，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民主选举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对候选人的关注激发民众探讨公共政策，而民主选举最大的悲剧就是民众脱离对公共政策的关心，去讨论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选举策略，比如：“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以及“奥巴马发动了很多美女在Youtube上做广告”。政治家长得帅不帅、在哪个大学拿的文凭、来自哪个家族、面孔是否“新鲜”并不会真正影响民众的生活，真正影响民众生活的，是他们在每一项公共政策上是否坚持理性。

当麦凯恩的选举几乎失败的时候，我的朋友玩笑说：“你的麦凯恩不行了呀！”我则玩笑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够帅。”现在，麦凯恩在共和党里所向披靡，卷土重来，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我希望其中一个，是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民主选举不是选“明星”，而且是选择公共生活的方式。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2008年10月28日，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19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Obama！Obama！Obama！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竞选辩论中，都显得啰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数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副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恩东拉西扯竟说道：“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强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时期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亲爱的总统，就像3/4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给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再现“20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联邦预算的50％以上。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15秒提高到12秒可能不那么难，但是要从12秒提高到9秒，同样是3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社会，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像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像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5百万个就业岗位，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00万—400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巅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巴马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硌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又收获两记重拳。2008年5月布什的前新闻助理Scott McClellan出了一本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白宫和华盛顿欺骗文化的内部》，指控布什政府长期运转操控一个“宣传机器”，在伊战问题上误导民众。6月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判决中裁定，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外籍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美国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等于司法机构直接朝布什政府扇了一个耳光。很多人预测，“9·11”以来布什政府苦心经营的关塔那摩监狱已经来日无多了。

当然，中国有句古话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两记重拳，对于每天被媒体“群殴”、头像都被商家印到厕所手纸上的布什来说，可能也不算什么，不过是每天收到的无数臭鸡蛋里面的两枚而已。事实上，2003年以来，随着民众逐渐对伊战失去耐心，布什政府在民主党、媒体、民间团体和公众面前已经在节节后退，只有招架之心却无还手之力了。

▲伊战久战不决让布什的声望一落千丈。图中文字：“玩火柴的小男孩酿成熊熊烈火”，火上文字：“伊拉克”

▼车上文字：“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在西方媒体上已经成了“好战”的代名词

布什政府恐怕是美国历史上被妖魔化最严重的一届政府。图中文字：“美国最愚蠢的罪犯们。”左为副总统切尼，中间为布什，右为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最明显的就是布什的“领导班子”所遭受的重重打击。Donald Rumsfeld，他手下在任6年的国防部长，伊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之后，面对民众对布什政府的声讨压力，不得不以辞职来为共和党挽救声誉。Paul Wolfwitz，2001—2005年的副国防部长，被很多媒体称为“伊战设计师”的幕后人物，2005年6月刚被布什政府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干了不到两年，仅仅因为在世行工作的女朋友升职问题而被赶下了台，虽然有评论认为这是政治报复，他还是不得不黯然离去。Alberto Gonzales，布什手下的司法部长，因为解雇几个手下的律师程序可疑，2007年8月不得不辞职以息民愤。Lweis Libby，副总统切尼的“前办公室主任”，因为抖露了一个中情局工作人员的姓名而被判坐牢两年半，由于总统的特赦才免于坐牢，但是政治前途毁于一旦，律师执照也被取消。Harriet Miers，布什总统的白宫助理之一，2005年10月曾被布什提名为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结果舆论抗议，布什不得不很快收回提名。最令布什痛心的恐怕是Karl Rove的离去。Karl Rove是布什的主要政治顾问，被认为是布什两次当选总统的最关键人物之一，布什当选总统之后长期担当白宫战略办公室主任、政治事务主任和公共关系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和布什“肝胆相照”的“铁哥们”，2007年8月也不得不因为与上述“律师解雇案”和“中情局人员泄密案”有关联而辞职。堂堂美国一个总统，号称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却只能看着自己的“哥们”一个个纷纷落马而无能为力。

也许在很多夜深人静之时，小布什会觉得委屈，他可能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为美国的安全日夜操劳，美国人民，哦，不，世界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我滚蛋呢？

说起来布什的确有些惨。“9·11”之后他的支持率曾高达90％，现在却徘徊在30％，据说是有民意调查以来美国总统支持率的谷底。8年前若是知道自己会得到“史上最低支持率”这份“殊荣”，不知道还会不会热火朝天地参选总统呢？

“倒霉”的核心事件，当然是伊战。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伊战失败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既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建成一个国泰民安的伊拉克。

不过，当人们为了伊战的失败而纷纷声讨布什时，有一点却常常被忽略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如果你反对伊战的话，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一个表现，但却不能说它是总统独裁的表现。

当然，当所有人现在都可以装作自己与伊战毫无关系时，只有一个倒霉蛋不能“逃离沉船”，那就是布什。希拉里可以轻松地说一句“我被误导了”从此摆脱干系，普通民众更可以如法炮制，甚至连布什阵营内部的人，都可以说：“布什政府大大低估了战争的难度，根本没有准备充分合理的战争策略去应对这场战争。”意思是，就算布什政府不能算作邪恶，也够笨的了。

Richard Perle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布什政府的国防委员会成员，一个被称为“黑暗王子”的鹰派外交人物，曾经力主伊战，2006年接受采访时却说：“如果早知道会是这个样子，我当时会建议还是考虑别的策略吧。”另一个曾经力主伊战的外交家Kenneth Adelman，现在接受采访时说：“布什的决策班子是二战以后最无能的一个团队。”被视为“输出民主”倡导者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现在也站出来说：其实，我与伊战的思想渊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向来是主张政治制度变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不是贸然“移植民主”。

然而，所有这些人，包括那75％的曾经支持伊战的民众，都是“无辜”的吗？就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上是“被误导”了，对“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个理念的支持，却不因信息对错而改变。就是说，问题不仅仅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否正确，而且在于即使它是正确的，它是否能够作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制国家不是一个两个，难道都要一一去武力入侵？”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人们5年之后的“马后炮”之见是否定的，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不是他们当年的回答。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所有这些曾经支持伊战的人，难道又都是“有罪”的？且不说他们大多在信息上被“误导”，就是对“先发制人的战争”、“军事移植民主”这些理念的支持，我们就能用今天“马后炮”之见去要求“9·11”之后、伊战之前的美国人吗？

让我们回到“9·11”之后，伊战之前。

当时的美国，被很多人定性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由于“新保守主义”这个词汇和布什政府、伊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在媒体、学术等公共领域，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用语。然而最初，它其实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起源于1960年代，里根时代慢慢渗透到决策圈，到小布什时代才在政府中站稳脚跟。核心人物包括一批犹太裔的、由自由左翼转向保守右翼的“纽约客”：Irving Kristol, William Kristol, Nathan Glazer, Irving Howe, Robert Kagan, Richard Perle, Kenneth Adelman等等。与左翼常常以大学为“阵地”不同，右翼“新保守主义者”的“阵地”则是一些智囊机构和杂志，比如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udson Institute等机构和National Review, the Weekly Standard, the New Republic, Commentary等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左翼更多地走的是“发动群众”的“下层路线”，而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走的则是影响决策的“上层路线”。

新保守主义，如果说有一个核心主张，那就是“以强硬意志来推行自由民主”，用一个时评家的话来说，就是“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有趣的是，“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看上去似乎应该截然对立的概念，在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指的却是同一套观念体系，主张的都是自由的拓展，只不过“新保守主义”更侧重政治、外交、文化领域，而“新自由主义”更注重经济领域。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9·11”左右到达顶峰并不奇怪。冷战的终结至少从三个方面推波助澜了新保守主义，首先是里根的军备竞赛的确拖垮了苏联，从而使美国外交决策圈里鹰派人物信心大增，相信强硬手段是捍卫美国地位和利益的必然方式。其次是前苏东政权在一两年之内豆腐渣工程般哗哗倒塌，令美国人看到专制政权的“空心性”，从而相信任何专制政权都是不堪一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伴随着冷战终结而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它势不可挡地席卷了南欧、拉美、东亚、东欧，令西方世界对民主化产生了极端乐观的情绪，无论政界、媒体还是知识界，都有一种思维，认为民主制度具有一种“万有引力”，任何倒塌的专制制度会天然地向它回归。这种外交鹰派思维、对专制制度弹性的低估、对民主转型轻松度的高估，加起来，就为“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而“9·11”的发生，则再为这种新保守主义思维打了一针兴奋剂，它明确了敌人——“恐怖分子”和“流氓政权”，激起了美国人的安全焦虑，还唤起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将“道德主义”和“军事主义”都推到了顶峰。

所以问题不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否正确，而在于对一个军事情报的分析方式：即使是一个错误的情报，在一个温和的氛围下，本来也可以做保守的分析和审慎的反应，从而避免一场鲁莽的战争。但是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加上“9·11”激发的爱国热情，使得布什政府乃至很多议员、媒体、民众不可能以一个温和审慎的方式来诠释一个模糊情报，他们“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从而选择了伊战。伊战的起因与其说是布什及其身边一小撮“坏蛋”刻意欺骗民众，不如说是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信息面前，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使得布什政府选择了鹰派的诠释方式，导致了冒险主义的战争策略。如果说信息错误本身应当由情报人员负责，对情报的选择性分析应当由布什及其智囊团负责，但推动这种“选择性分析视角”的却不是一个人、一小撮人，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代人。

所以说“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小撮政客的道德失败，而是人类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历史时期之后一次新的政治探险的失败。这个历史时期之所以陌生，就在于它是现代化以来人类第一次走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左右之争当然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但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斗争基本都是在“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基本公共生活框架之内，用福山的话来说，人类已经失去了“他途”。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末，“上帝”又死了一次，只不过这次死的不再是那个基督教会的上帝，而是启蒙运动造就的那个“理性主义”的上帝。

在这个全新历史时期的政治实验，就是“以强力推行自由民主”，就是“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具有反讽性的是，“资本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据说是“自然秩序”对“人为秩序”的胜利，而新保守主义者用军事手段去推行自由目的，用“人为方式”去推行“自然秩序”，用激进去奠基保守，就如同“方的圆”意义一样，存在内在的矛盾。“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联姻之所以失败，也许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为这个内在的悖论。

就是说，新保守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正好和刚刚被他们击败的意识形态对手一样：高估政治对于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的功效。众所周知，政治就像一个社会的方向盘，一切公共福利的改善，在一定意义上都必须从政治开始。新保守主义者们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急于去“拔苗助长”地改造“落后的政治体系”。然而匆忙之间被遗忘的一点是：“方向盘”对于“驾驶安全”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一个司机再善于把握方向，如果碰到恶劣的天气、垮掉的道路、交通规则的缺失、横冲直撞的行人，也不可能把车开好。而政治的“限度”，就在于它会遭遇错综复杂的历史、落后的经济水平、分裂的社会结构、对立的族群认同……政治实验永远不可能在一个无菌无毒的真空环境里发生。

在新保守主义者所有的“盲目乐观”里，有一项是代价最惨重的，就是对国家整合的假定。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终究要装进国家这个“容器”里，所以国家的整合是民主的前提。这种“国家的整合”，既包括民众对这个国家基本的认同和忠诚，也包括政府有基本的能力维持秩序和实施政令。没有这两个要素，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在“好的政治制度”和“坏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学者亨廷顿曾经在1960年代提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治的程度”比“统治的方式”更重要，今天对照着伊拉克的经验来看，这话更加发人深省。

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两个因素，是不能被“假定”的。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决策者们惊奇地发现，一个坏的情形除了可能变好之外，竟然还可以变得更糟。在政治当中，具有万有引力的，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萨达姆的垮台固然迎来了“民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摧毁了国家的整合。一方面，伊拉克爆发出来的民族、教派、地方矛盾削弱了伊拉克人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军阀的林立使得中央政府到处政令不通。教派的军阀化，军阀的议会化，构成了伊拉克民主的现实。美国人兴冲冲地给伊拉克献上了“民主之花”，却发现在这里找不到可以插上这株花的“花瓶”。

其实国家整合的缺失阻碍了民主进程也不是没有先例。便是冷战之后，波黑地区的一片混战就也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但是冷战西方的胜利、专制政府的不堪一击、加上风起云涌的第三波民主，让美国政府、甚至普通民众在胜利的欣快感中忽略了这些“不和谐音符”。很多人指责美国政府当初“根本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看来，这种“缺乏准备”里最显然的，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充分预见到伊拉克这种教派军阀化的局面。比如一个记者George Packer的调查指出，当初五角大楼在备战时，还以为到2003年夏末，占领伊拉克的13万美国士兵大部分都可以遣返，只需要2万5千个士兵留守就行了。事实是，为了维持伊拉克的基本秩序，到2007年美国的伊拉克驻军有增无减，已经高达15万，可见今天的现实和2003年布什政府的预计有多么不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时的美国国会甚至美国媒体、民众就预见到了这种国家整合垮台的局面吗？当初的各种反战声音里，有反对“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个理念的，有质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论据的，有抗议战争本身的不人道和非人性的，有追问战争的经济代价的，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但是在伊拉克的战后形势展开之前，有几个预见到教派军阀化会成为重建伊拉克最大的障碍呢？

几年之后，伊战“设计师”之一的Richard Perle说：“我们考虑到了会有所失望，但没想到现在的情况却是绝望。”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会成为另一个日本、另一个德国，在战后美国的帮助下走向民主、和平和富强。倘若如此，如那个网友所说，布什确实会青史留名了。可惜，伊拉克不是日本或德国，它既没有战后德国的赎罪意识，又充满了日本、德国所没有的种族教派裂痕，“解放”不是把他们提升到了自由民主的乐土里，而是推向了霍布斯所描述的“狼群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盲点，就是轻视人对“身份认同”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如此强烈，它往往可以——至少暂时地阻截人对“普世价值”的拥抱。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近年来反战的声音总是和声势更浩大的反美、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甚至反现代化的声音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如果说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推动了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这种崛起很快在21世纪初目睹了一个如影随形的左翼回潮，而反战则给了所有这些左翼的声音一颗最有力的“弹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战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外交上的冒险，而且是一个文化上的象征性事件：很多人，尤其是穆斯林教徒，将它视为西方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开端。“异端们”已经为全球化的文化后果而焦虑了，通过军事手段来传播文化价值则更令人惶恐。当新保守主义者“一声炮响”，给落后国家送去“普世价值”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也许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民主化都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我”变成了“你”，那么，“我”是谁呢？

正是对社会结构、文化条件、经济水平、身份认同这些因素的忽略，使新保守主义的实验成为乌托邦主义的一种。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使人类得到一个左翼乌托邦的教训，新保守主义实验则是人类得到了一个右翼乌托邦的教训。当然好在由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纠错机制，这场激进实验很快就扭转了回来，其代价比起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灾难，只能说是九牛一毛。2000年我去美国的时候，正是新保守主义者意气风发开始掌权的时候，而2007年我离开美国时，布什政府却是在伊拉克伤亡记录的每日刷新中垂头丧气焦头烂额，成为大街小巷的一个笑料。用Kenneth Adelman的话说，新保守主义已经元气大伤，在一代人之内不可能卷土重来。现在布什总统已经“众叛亲离”，成了给“新保守主义”这个理念站岗的最后一个人，即便是他，很快也要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下岗”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新保守主义的反思却也不能矫枉过正。值得反思的是它的“军事主义”的手段，而不是它“道德主义”的目的。新保守主义兴起的认识论根源，据说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反抗。被视为新保守主义思想鼻祖的列奥·施特劳斯说过：“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口味问题。”今天的世界，仍然面对这个“道德相对主义”的危险，各种专制政府仍然在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为其专制辩护。“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教训是用武力改造世界的得不偿失性，而不是扬善避恶的不可能性。只是保守主义者今天必须接受的是，与武力相比，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或哪怕政治遏制都是更有效的“输出民主”方式。最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民主国家如果自己能够发展得蒸蒸日上，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的光芒。政治是有限度的，但政治不是无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布什政府不是一届成功的政府，但布什时代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见证了一场“新保守主义”的激进冒险，目睹了它的兴盛和失败。这个失败却不是无意义的，至少它在一个崭新时代，为我们勘探了政治的边界，再次提醒了人类激进主义——无论来自右翼左翼的危险。失败也许是布什的，教训却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我们又多知道了一个政治暗礁的位置，又为看到自己的无知而变得智慧了一点点。

后　记

这本书是我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在此感谢《南方人物周刊》给我提供的机会，尤其感谢施雨华编辑的耐心与支持。还要感谢罗永浩先生，把我介绍给上海三联，让这本书有机会集结成册。当然也要谢谢上海三联书店和彭毅文为这本书付出的努力。

我写这些文章的“主导思想”，与其说是某种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对一种缺乏精确性的议政方式的反感。多年来我们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判断“西方制度”的好坏，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时间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比如我们喜欢笼而统之地谈论“美式自由主义”并且以这个概念为分界线来站队，但是这个概念到底所指是什么呢？指美国缺乏福利制度？指美国没有劳工保护？指政府对企业缺乏管制？如果这个宏大的帽子底下其实空无一人呢？批判一个概念很容易，你只需要把它定义得邪恶一点就行，就象像要骂一个人丑很容易，把他画丑一点就行。但是指出这个概念和现实的具体关系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要求你深入细节，回到事实本身。就是说，你得论证你画出来的这个人的确就是站在身边的这个人。

所以写这个系列的专栏文章时，我尽量讲故事，找数据，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所以这本书叫《民主的细节》。

就是说，在这本书里，我在刻意地做一件很“笨”的事情：写生，尤其给那些显而易见却又常常被忽略不计的事情写生。知识分子的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发掘和勘探，所以很多人宁愿去寻找墙缝里的秘密宝藏，而不愿去指出“屋子里的大象”，而这本书就是关于“屋子里的大象”。我觉得与其从卢梭从罗尔斯从柏拉图那里去寻找民主的含义，不如从身边的地铁票价、税表、药品广告里寻找它。或者说，至少要在地铁票价、税表、药品广告里找到它之后，再把它带到卢梭罗尔斯柏拉图那里去“解卦”。相比“写意式”议政，写生这件事情有点没劲，它要求耐心甚于才华，抑制抒情，远离发掘宝藏的兴奋感。但我始终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判断不同，往往不是因为价值观或者智力的差异，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的掌握不同。如果我们都有更多的耐心去寻找去阅读事实，很多观念冲突甚至政治冲突都会缓解。

当然一个人观察事实的视角肯定受到观念的制约，我不能说我没有或者不企图去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事实上我很可能是一个可以被贴上“自由主义”标签的人。但对“自由”这个字眼，我并没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激情，“自由”——多平常的一件事啊，人饿了就会想吃饭，困了就会想睡觉，同理有意见了就会想说话，工作不开心了就想换工作，这些需求如此自然，以至于我对人类要为它奋斗千年而感到吃惊，更为“自由”这个字眼生生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给逼成了一种“主义”感到离奇。

相比自由，民主则可能是一个更可疑的事物。如此可疑，以至于谈论它的坏处已经变得比谈论它的好处更容易，至少谈论它的坏处比谈论它的好处更容易获得智力上的满足。比如，我们常常听说民主可能引起“多数暴政”，民主的动员机制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分裂，它还可能因为再分配冲动而影响经济效率…那么，让我们重复一遍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民主是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除了所有那些其他被实验过的政治制度之外。好吧，再重复一遍：民主是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除了所有那些其它被实验过的政治制度之外。我希望这本书给读者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民主——即使是美国的民主——也有种种问题，它鼓励政治的利益集团化，它培育民粹主义的话语，在经济衰退时它显露反自由的面目，但作为政治制衡的一种方式，它在降低当权者的专断性、促进社会公正和福利、塑造人的公共责任和意识方面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的特色从来不是民主的最大化，而恰恰是民主与自由、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博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之于政治，就像是盐之于烹饪，太多并不好，但少了也不行。

我在美国的七年，基本与小布什的当政期间吻合。而布什当政的这八年，恰好是美国政治转型的一个阶段，确切地说，是美国政治中的新保守主义由盛到衰的过渡。这一点从本书中的篇目也可以大致看出。《愤青的下场》大约写于2003年，那时候还是新保守主义如日中天之际，到2008年写《告别布什》时，新保守主义基本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对布什政府，我有比美国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更多的同情，这并不是因为我赞成他的所有政策，而是因为他的很多错误，有其历史必然性。新保守主义内政外交政策的兴起，与其说是布什等一小撮反动派的阴谋得逞，不如说是一场社会运动和思潮的开花结果。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冷战时代的一个反弹。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社会越来越左倾激进的这七年里，我自己反而越来越右倾保守，这一点本书的各种细节中也会有所显露。我想这可能跟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革命史问题，可以想象，这些年里，一边读着惊心动魄的左翼残酷政治运动史，一边欣赏自己身边左翼思潮的东山再起，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时候我会想：这些娇生惯养的西方知识分子哪懂什么叫迫害什么叫极权，但另一些时候，我提醒自己——正像我提醒自己的读者那样——不要让你的意识形态干预你的理性，尤其是不要让它局限你在知识上的视野。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启迪，也许只是提供一个反面教材而已。我当然希望它能改变一些人对民主自由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激起一些人把政治作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来观察的兴趣。我想比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

自序

春天里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

自序

春天里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

观念·此处

一

素什么质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 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 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 5%）、土耳其（13. 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很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候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某政府官员飞机上打乘务员。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的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如何如何”。

民意与伪民意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年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戴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他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给理想一点时间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革命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的杀，该分的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付款10年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为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并说：“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

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我的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而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有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他们”，当然指的是“有关领导”。

认为很多“有关领导”有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40%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从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在分析这种无知的原因时，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

在我看来，“理性的无知”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西方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点击到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当左翼们试图论证美国媒体里充满右翼“宣传攻势”时，总会提起Fox新闻。同理，美国右翼中又有几个愿意购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 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三块七毛五。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固有的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说得如此饶舌，意思只是，“视而不见”其实更合乎许多人认知的惯性。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却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网还是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恶之平庸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人的照片之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这是一张普通西方人的脸：细长的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嘴唇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的大街上到处可见。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阿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什么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地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可以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为什么？“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意思是，当有命令从上级传达过来时，下级就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这个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的盲人律师事件：在山东一个叫做东师古村的地方，这位盲人被当地政府派人层层封锁在家，既不允许他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去看望他——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戏称该神秘村庄已经成了中国著名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部分不是当地政府的严防死守，而是那些参与看守、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据说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以及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挣到更心安理得的钱？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看《还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地指路。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那个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个星期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在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李主任……如果是站在东师古村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状态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巨大猛兽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体制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曾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镶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问题。

贵族范儿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轻易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低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因为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什么叫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叫什么智慧？我外婆都知道呢，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的“研究”得出这个结论？何况这些道理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都21世纪了还在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还看见石康君在微博上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看看，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那都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淡淡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18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搞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20个，如果都有200个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不是臭不可闻的“公知”谈的事吗，我们关心的可是与永恒有关的事物。

在各种肯定一个人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我一直不大明白，什么叫“深刻”呢？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在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公民权利，就这么一件事，说来说去烦不烦啊，能不能弄出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是强拆，那么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那么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如果明天发生的事情是给人判“发帖罪”，那么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言论自由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知识贵族们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您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位，对不起，您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可以任您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当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还得有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其实这个治国方案意思也不复杂，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其实我倒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然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是打仗的时候也得身先士卒，出更大的人力物力，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放眼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做品位，把懦弱当做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迷人的愤怒

据说中国人民的情感又受到了严重伤害，被一个叫加藤嘉一的日本人。

对加藤的指控很多，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说前不久他在南京的一次讲座中，否认南京大屠杀，让中国——竟然是中国——反思历史……于是网民愤怒了，铺天盖地的叫骂席卷而来，轻则让他滚回日本，重则问候他全家十八代女性，有网友甚至悲愤地决定：以前我只是不买日本车和相机，现在我决定再也不吃日本零食了！

加藤作出回应：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从未否认过南京大屠杀，只是不明白其中关涉的数字和细节；此外我所说的“反思”，指的是中日双方都应对历史进行反思，因为双方都有不透明、不公开的地方，虽然双方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当然如果我的言论引起误解，我诚恳道歉……我看了看当天他讲座的视频，觉得他的确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意思。当然很多愤怒的网民绝不善罢甘休，让他滚回日本的继续让他滚回去，问候他全家女性的继续问候，那个勇于牺牲的网友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重新开始吃炸芥末豌豆。

哪怕对方已经澄清自己的看法，一些爱国愤青还是坚持以最大的恶意来诠释加藤的观点，简直好像他们希望他是那个意思似的。好比街上有警察大喊“抓小偷”，前面的甲先生勃然大怒，在警察已澄清了他追的是乙先生后，甲仍然坚持勃然大怒。

我想愤怒是会上瘾的。

我们总能在媒体上看到各国青年在表达各种愤怒。穆斯林青年愤怒地抗议某某漫画家丑化了穆罕默德，美国青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贫富悬殊扩大化，印度青年愤怒声讨一个腐败丑闻……有一次我打开一个视频，看到一个朝鲜美女主播在声嘶力竭地控诉，双眼喷出熊熊怒火，屏幕随时有被炸裂的危险，虽然我不懂韩语，不用说，她肯定是在痛斥美帝及其走狗韩国政府。

很多愤怒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腐败，贫富悬殊，政府暴力，有毒食品，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有些愤怒却显得有点蹊跷，比如“舍近求远的愤怒”——近在眼前的无数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无法激起其愤怒，但是远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虐俘案却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轻的愤怒”——一场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皱一下眉头，但是一幅对某领导人的搞笑式漫画却使他们怒不可遏；比如“谄媚式愤怒”——其实我对三峡啊、转基因啊这些个事情也不大了解，但是既然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事情愤怒，那我不愤怒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了？还有“不由分说的愤怒”——警察澄清“我要抓的小偷不是你而是他”之后坚持怒不可遏……什么，你不是那个意思？你的意思不重要，你等我把造型摆完再说。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像王克勤先生那样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像钭江明先生那样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像许志永先生那样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是这些方式看上去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这么高的性价比——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经冉冉升起。何况是隐身于集体当中，又安全又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还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民心颓丧的时候，打一针兴奋剂就举国上下精神抖擞了。我们都还记得“文革”的大字报语言，“打倒谁谁谁，再踏上一只脚！”“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叫一个气势如虹。要说那几十年革命的火焰为什么越烧越旺，不断地寻找敌人、调动愤怒，成了保持斗志的不败良方。找不到敌人了怎么办？制造呗。于是乎各种冤假错案，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天方夜谭。到最后革命对愤怒已形成“药物依赖”，不吃，斗争会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吃，斗争会因为烧光一切而熄火。

今天我们的愤怒当然不会如此荒诞，但对愤怒的迷恋似乎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看网上近期的辩论，从“方韩大战”到《非你莫属》风波，到加藤嘉一事件，大事小事，真事假事，都可以燃起人们你死我活的道德激情和杀气腾腾的怒火。“文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难怪有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追捧者甚众，他说政治的要义就是“分清敌我”，对习惯于“敌我思维”的人，几千年来忙着划分忠奸、划分贫富、划分中外……这理论多亲切啊，简直是量身定做。

肩负自由的疲惫

奥巴马的处境不出我所料。刚当选时，他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当时我说了一句扫兴的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果然。近70%的支持率，两年之后，滑到了43%。当年他对着如痴如醉的民众高呼：Yes，we can！今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民众无精打采地看着他：No， you can’t。

当然遭遇支持率危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如果奥巴马想给自己打气，我建议他向东看看日本，向西看看法国。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据说在2010年11月初再创新低，只剩27%，而法国萨科奇的支持率最近就一直停留在25%，现在他每天早上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抗议者叫他去死。在这场角逐“最不受欢迎领袖”的激烈竞赛中，没有最衰，只有更衰。

其他民主国家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大利总理的支持率最近“螺旋式下降”到了34%。德国默克尔的支持率一度由于预算方案等原因，跌至34%。10月底左右，马英九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他的支持率喜人回升，竟“高达”38%。英国——我在英国生活时，简直不忍心看时政节目，因为怕看见早已鼻青脸肿的首相布朗或者卡梅伦又被作为沙袋拉出来，被各类时评人胖揍。

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过得惬意得多。比如，全国只剩一家反对派报纸的俄罗斯，普京同志的支持率就高达77%。又比如，公共权力已被逐渐个人化的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60%左右。至于朝鲜，据恶搞报纸《洋葱》报道，其政府支持率最近已经从120%急剧上升到了180%。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朝鲜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连他们的民众自己都不“尿它那一泡”，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地去跳火坑呢？事实上，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降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了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如此缺乏信任的制度，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了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了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美丑的标准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据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批判性。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一千多亿的税，结果调查显示，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告别印象主义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大多学问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20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也未必令人费解。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年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研究可靠吗？不可能。好吧，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或者比谁的风衣更飘逸。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而且同一组数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找到不同的数据，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附近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

把产品打扮得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当然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一名知识干将。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

“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分。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19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1959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19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分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时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体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推到极端，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想，爱国是不是可以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弹性的限度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话经不起仔细推敲，但有其有趣之处，套用到政体上效果类似：自由制度都是类似的，但是威权制度却各有各的威权形式。

威权与威权千差万别似乎不难理解，希特勒那种种族灭绝者叫专制者，李光耀这种开明治国者也被很多人视为专制者。要给威权体制分类，按照当政者的角色来分，有传统的君主制、军人当政、一党专政；按威权的性质来分，有所谓“暴政”和“开明专制”之分；不过我想，也许还可以根据威权体制的精密程度，将威权体制区分为“精致的威权主义”和“粗糙的威权主义”。具体这条线应该怎么划，当然非一篇小专栏所能处理，但是显然，像老电影中那样，国民党士兵歪戴着帽子，用枪比划着倒地的农民大喝：“你！交出你家老母鸡来！”这肯定不是精致的威权主义，而和风细雨地趴在你耳边说“挣钱吧，挣钱吧”，挣了很多钱之后让你当这委员那委员，那岂止精致，简直是行云流水了。

为描述这种精致的制度，有西方学者发明过“威权式弹性”这个词，甚至用它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大意是，中国今天的体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敏捷灵活。它在四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威权体制：有相对规范的权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质而不是派系为基础的人才吸纳机制；有组织上的专业化和层级化；能组织一定的精英甚至公众政治参与。总之，它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体制，一个人霸占一个位置几十年不下台，捞钱的不是你大舅子就是你小外甥——弹性的威权主义下，一个人在位N年也得下台，别人的大舅子和别人的小外甥也可以挣钱。

其实“威权式弹性”这个说法，是近年比较典型观念的一个总结。类似的说法包括“非自由的适应性”、“政党的纠错机制”、“学习型政党”、“协商式威权”……云云，核心观点就是，别看没有西式选举，但是如果一个执政党懂得“知错就改”，不断“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政策，那它就有了生命力。你以为这坨面只能擀面条，结果民众爱吃饺子的它也能包饺子，爱吃包子的时候它也能包包子。别的国家需要通过吵吵闹闹的选举才能获得的问责和信息机制，威权式弹性体制下通过领导的明眸善睐就可以解决——还节省了那么多街头政治、议会吵架的时间精力，堪称一种“经济环保型”体制。

威权式弹性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虽是同一个大的政治框架，却可以从“斗私批修一闪念”跨到“发展是硬道理”，从“领导干部终身制”跨到“到年龄就退”，从穿喇叭裤都被视为精神污染到现在有人街头裸奔却有可能被称为行为艺术，其“弹性”不可谓不大。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政策创新的历史。

但是，能无限寄望于这种“威权式弹性”来推动深入的改革和发展吗？这一点令人生疑。问题在于，有些政策领域似乎始终是“学习能力”的瓶颈，比如庞大的“三公消费”，比如屡禁不绝的腐败，又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医疗资源的城乡和官民倒挂问题，再比如高考招生标准区域歧视问题等等。二三十年来这些方面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却始终难以走出困境。所以仔细观察，威权式弹性体制中的学习能力似乎有选择性的：导致帕累托改进的领域自然政策弹性很大——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贸易开放，中下阶层付出改革成本的领域政策弹性也不小——比如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甚至打掉部门利益的领域也有一定政策弹性——比如工业向环保部门的一定妥协，但是，凡涉及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时，“弹性”似乎就失灵了——皮筋变成钢筋，怎么拽也拽不动了。

不但学习和纠错能力在政策领域方面呈现出选择性，它甚至可能也是边际递减的。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帕累托式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少，中下层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越来越大和固化，政策弹性离利益壁垒就越来越近了。一米长的皮筋撑到五米也许没那么难，但是从五米再撑到十米就开始费劲了。

其实威权式弹性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弹性有大有小而已。汉武帝发“罪己诏”，是“威权式弹性”，乾隆帝热衷于救灾济民，是“威权式弹性”，慈禧当政时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威权式弹性”？甚至连“大跃进”之后1962年的“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也是“威权式弹性”。问题是政策的弹性似乎也没能阻挡后面各种政治悲剧的发生，该爆发的还是爆发，该动荡的还是动荡，这大约是因为“威权式弹性”总是局限于政策的创新，但悲剧的根源却是在权力的结构。寄望于持续的政策创新来替代权力结构的改革，也许能走到莫斯科，却很难抵达罗马。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

怎样推销“糖果”

2012年夏天四川什邡政府的官员们肯定特别郁闷。辛辛苦苦给灾后重建的什邡拉来了“大项目”宏达钼铜，该项目能“增加财政，改善民生”，还通过了“国家级环评”。就是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却被“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的“部分群众”强烈抗议，在7月初酿成了重大警民冲突，特警打人的照片被四处传播，舆论对什邡政府骂声一片，最后项目停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落了一身骂名。

为什么会这样？什邡领导肯定无比委屈。他们苦苦思索，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

于是，冲突发生之后，他们的补救措施也是加强“宣传”：在广播电视上滚动播出《市长答记者问》、《钼铜项目环境保护的情况介绍》、《环保专家谈钼铜项目》、《我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解疑释惑》……“及时通过官方微博、舆情专报、手机报、公共信息应急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同时发动各级干部“深入全市各企业、学校、乡镇及村组”，深入宣传解释政府的决策……总之，打了一场亡羊补牢式的“宣传战”。

如果什邡政府——或任何地方政府——从这场警民冲突中得出的教训是“以后做事一定要先搞好宣传工作”，或加上一条——“维稳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么他们这次所吃的苦头可以说是白吃了。不幸的是，这好像是很多地方政府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时得到的仅有“教训”。

问题不在于你所说的“部分群众”有没有听到，而在于在决策过程中“部分群众”自己是否有机会说。如果不能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决策过程当中，视为政治正义的一个内在部分，再多的宣传都会显得很可疑，甚至越多的宣传越显得可疑。如果街上有个陌生人突然塞给你一包糖果，告诉你“这包糖很有营养，你吃吧”，你敢吃吗？如果这个陌生人加大“宣传攻势”，用英法德三国外语就这包糖的营养价值进行了天花乱坠式的讲演，你因此就勇敢地吃了下去？还是会更远地推开它，心里嘀咕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如果真心想推销，推销者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邀请对方来参观这包糖果制作过程——此所谓决策透明；允许对方在参观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加点苹果和奶酪，去掉菠萝和果冻——此所谓民主参与；如果加奶酪会败坏这包糖果的口味，而且有害健康，那么也许可以听听中立第三方营养学专家的意见——此所谓决策科学。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决策透明、民主、科学，才合乎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你说你塞给我的是900块钱1克的山珍海味，我凭什么相信呢？

怎么能把政府比作“陌生人”？有人可能会抗议，政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呀。这……民众看到过政府组织修建的高速公路，出资的合作医疗，但也看到过前仆后继的腐败官员，见识过政府给自己开支票盖豪华大楼吃豪华饭菜，所以政府官员到底是好过陌生人还是坏过陌生人，这事还真有点不好说。

试图绕过程序正义，依靠“宣传”、“维稳”来寻求民众合作，在一个民众理性能力和权利意识逐渐强大的时代，只会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会陷入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可悲境地：我给你的糖果富含维生素ABCDEFG，你看，标签上都写着A、B、C、D……你怎么还一手打掉呢？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其实，你也不需怎样，只需要把民众“当成人看”——将他们视为有理性能力、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而不是当做看到糖果就两眼放光、看到标签就上钩的儿童。如果不允许他们以思考、对话、选择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最后他们很可能会以砸车、扔石头等破坏性的方式参与——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当然政府可以以特警驱散人群，但被压制下去的愤怒只会在下一次冲突寻找出口。政府还可以叫停钼铜项目来安抚人心，但万一钼铜项目的环境危害果真不那么严重，却仅仅因为决策缺乏透明和民主而被叫停，这岂不是政府与民众的“双输”？悲哀的是，在民主程序匮乏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饮鸩止渴，以民粹政策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不足。

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打骂时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这都是为你好！”每次听到这话我都纳闷：为他好就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吗？打他是为他好，骂他是为他好，对他的感受不闻不问是为他好，那什么是不为他好呢？也许中国的“家长式政府”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用心良苦”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众当做平等对话者。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中国“主要矛盾”也许已经不仅仅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政府“我说了算”的习惯和民众“我说了才算”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标签战

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中国人爱走捷径：因为懒得锻炼身体，所以特别推崇各种补品；因为不愿承受经营劳作之苦，所以好赌；因为嫌恋爱麻烦，所以嫖客文化十分兴盛……这话也许以偏概全，但有其闪光之处。近日观察各式网络论战，又想起这段话，原因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共领域中辩论也爱走捷径，这个捷径就是——贴标签。

“你为什么总是说美国好话？带路党！滚去舔你美国主子的脚丫子吧！”“你竟然认为这事政府没有做错？你这个五毛！什么？你从没从政府手里拿钱？那你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放在15年前，大街上随便拽个人问什么是“五毛党”，什么是“带路党”，他肯定一头雾水，今天它们却成为网络上的日常用语。更开放的讨论空间有没有增进公共讨论的理性我不知道，但是它刺激出汉语的“创造性发展”，却有目共睹。

对于论战者来说，贴标签的好处就是省去论证的辛苦：你都是从政府手里拿钱的“五毛”了，我还有必要正视你的任何观点吗？或者，你都是时刻准备出卖祖国的“西奴”了，我用得着就你说的道理进行思考吗？为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可欲的？这本是自由民主派需要论证的道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本是民族主义者需要仔细厘清的概念。但原本可能要分十五个步骤才能论证清楚的道理，现在一个步骤就解决了：你这个××党！

岂止时政问题上，哪怕是经济或者科学问题，在“我们这儿”，道理之争也往往变成“标签战”。对主张放任自由经济的人而言，哪怕主张保留公立教育都可能被指责成“福利控”；对疑惧“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来说，主张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你凭什么否定中医理论？这是“科学主义”！而你，竟然说中医把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你肯定是“文科傻妞”了。总之各个领域的公共论争都有降格到“标签战”的危险，主张什么的似乎都会主张出四处揪斗的红卫兵气概。虽然有些人试图边讲道理边贴标签，但标签往往以辞害意，令人不愿听标签后面的道理。于是交锋不能深入，论争总是戛然而止。好比全中国人端个板凳，坐到电视机前准备看刘翔，起跑线上的刘翔突然站起来，走到罗伯斯身边给他贴个标签：“乌龟”。然后，不跑了。

以贴标签来代替说理，或不必要地以贴标签来强化说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革命“战斗文化”的一个遗产。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不但各种标签源源不断，而且这些标签还左右对称，因此不管你有什么倾向，都可被一网打尽。你不是“左倾冒险主义”？那你肯定是“右倾机会主义”。你不是“教条主义”？那你肯定是“经验主义”。你不是“个人主义”？那你肯定是“宗派主义”……总之不管你主张什么，你肯定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匍匐在唯一正确的思想面前伏法认罪。至于到底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概念是否经得起仔细推敲，那似乎就不重要了，标签的意义就在于屏蔽而不是展开思考。后来随着革命越来越深入，帽子工厂也变得越来越琳琅满目，当然也就不足为奇。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十分贫瘠的原因之一。标签战伤害道理的微妙性，而道理几乎总是微妙的。比如一个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但同时主张发展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他是“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还是“福利控”呢？又比如一个人认为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的确依赖于一定的民众素质，但他同时又认为今天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民众素质而是利益集团，这个人算是“五毛党”还是“带路党”呢？再比如一个人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但同时认为国族认同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这算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贼”？在非黑即白之外还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地带往往最考验思想的精细，通过将他人的观点极端化取消其意义，恰恰是公共讨论中的避重就轻。

所以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则易于枯萎。在将对方以及自己的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一劳永逸式教条的渴望。我始终相信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民意偏好的计算，更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你说我五毛，那我说你西奴。你说我西奴，我说你脑残。你说我脑残，我说你傻逼。当辩论陷入这样的逻辑，标签战就彻底沦为骂街战，公共领域将从海德公园演变为一个脱衣舞池。下限低的争论者也许会赢，但争论本身却一败涂地。我们常常抱怨来自权力的打压伤害公共理性，但是伤害公共理性的何止是权力。

没来的请举手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女性，因为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而受到种种困扰。

我又问，你知道雷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某韩某雷某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呢？

除非你意识中国不仅仅意味着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薛某韩某雷某，并且每一个已知的薛某韩某雷某，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薛某韩某雷某。苍莽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写作《红星闪耀中国》的斯诺，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对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说明大家都在这里，这是多么好。

法治何以可能

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诱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贵族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有句俗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英国历史上权利如何建立于权力的基础上：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游说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 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此之前又缺乏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一个文化真空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英国的法治传统又为母国的民主体制所维护——换言之，新加坡是搭了一个“便车”，其法治传统仍然是间接地来源于英国的民主制衡机制（这一点香港类似）；此外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他也可以是我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貌似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

说笨是一种人品，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去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是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出事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李庄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但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此话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的热情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眼前这个人，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当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的人却需要通过亲自倒霉才能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坏人’权利跟我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们在“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们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会“失足”。

好人变成“坏人”之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之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怎么想，我猜他们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师和证人，律师不被关押，证人不被胁迫，家里的财产和物品不被展览，媒体上不出现“××死，百姓欢”这样的标语。

人权这个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约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而不是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以及无数身处底层的“他”组成，也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与其说来源于情感的需要，倒不如说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一场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却愤恨痛斥为什么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个体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我觉得，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由。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认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于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有汽车冲过来时想躲闪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根据逻辑一致性，尊重他人权利就具有“引力”。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据说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希特勒，要我说，人人内心还都有一个康德。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两点可以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自己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亲自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别人被烫时的痛苦却不能唤起他们的同理与同情心。数亿人只有通过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这样说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火的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就是一种意志。

合同异

据说战国时期名家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这个学派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做到无往而不胜。请看：

“你不也还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

“别听他说得那么好听，当政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其实都一样。”

“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

“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

“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

最近网上热议新刑法草案第73条款时，果然，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句式：美国不也那么那么了，我们就不能这么这么吗……其实都一样。

73条中最有争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该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可对其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作为党纪的“双规”被司法化，甚至可能使收容审查死灰复燃。毕竟，“危害国家安全”是个含糊的字眼，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机构打击异己甚至官员公报私仇完全可能用这个罪名。时不时有人“被失踪”的现实，更加剧了人们的疑虑。马晓军律师就是一例：他因卷入李庄案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其情形无异于被地方部门公然绑架和非法关押。有人担心73条的出台，则可能使这种行为变得“有法可依”。

这种疑虑本是现代公民对公权可能被滥用表达出的健康警觉，但有法学家说了：美国不还有《爱国者法案》吗？我们怎么就不能有73条？于是翻出《爱国者法案》里“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无限期拘留”的条文。你看，你看你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

问题是，两人吃的是一种东西吗？

首先，《爱国者法案》出台于“9·11”之后，是明确地针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资助者的法案，政府几乎不可能用它来打击美国内政的批评者。在那里，“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不可混淆的两码事，而在“我们这儿”，两者常常混为一谈。其次，嫌犯有相当的法律保护。“9·11”袭击中的“第20个劫机者”嫌犯——因偶然原因没能实施袭击的卡塔米——至今仍未审判定罪，甚至可能被释放，就是因为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保护他。而我们这儿律师都常常自身难保。再次，《法案》从制定到实践，都有不同权力机构的横向制衡。比如对嫌疑人进行窃听，需要独立的法院批准方可实施。又比如《法案》中原有“秘密搜查”条款，但有法官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拒绝适用，导致《法案》后来修正。最后，《法案》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多年来，抗议示威此起彼伏，诉讼不断，文化和媒体界更是极尽讥讽，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都决议谴责，认为要求查阅嫌犯借阅记录的做法侵犯民众隐私……总之，在权力制衡和民众虎视眈眈下，《法案》的每一个条款实施都举步维艰。同一个法案，在缺乏制衡和批评的环境里，则可能是给公权发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而已。这当然不是说《爱国者法案》没有问题，而是两者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和程序、舆论环境都很不同，混淆二者，不过是又一次运用“合同异”大法而已。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的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权力的道德捆绑

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中国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政府的治国之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疾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极权统治。

在极“左”年代，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土豪劣绅”或者“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期间每次政治清洗运动，往往都伴随着党内整风运动，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坏右”，而后者则是“让党员干部在群众批斗中过关”。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群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自由和权利。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的特产。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进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激进主义者刚好构成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说辞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

观念的水位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是自己的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块儿“玩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饭桌上，朋友聚会中，媒体访谈里，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幼稚。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我有记忆以来，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它突然变成了“问题”，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问题，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给民企贷款少，公众之前对此似乎并没有意见，但是近几年这样的嘀咕却开始屡见不鲜：“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此外我印象中城管90年代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但是90年代没能成为公众议题的事情，今天却成为热门议题。民工孩子不是这几年在城市上学难，其实可以说现在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却常常会引起轩然大波……此类变化，可以说不胜枚举。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山不转水转，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却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这个词，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开始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过去30年经济发展蹭蹭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一个个儿：同一种活动，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80年代苏东剧变，并非经济有什么大危机，无非是观念的水位变化了，过去曾经对着那件皇帝的新衣啧啧赞叹，现在一觉醒来，民众突然不干了——你害臊不害臊，怎么什么都不穿？

但是，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但变革原因则往往是意识形态静悄悄的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尝试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拿铁块压住船呢？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有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试图用观念调查的数据说明，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显然。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足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其实还不够。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但似乎也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已经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很难。

二

观念·别处

倒霉的英国议员

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

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

2009年3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6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10万左右）。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

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

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都可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甚至可能还会窃喜：洗衣机320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

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镑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梅伦1741镑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英国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我却有些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应该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

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明年推出。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甚至几万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提问时间到

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居：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的片刻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大国，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是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大规模民意调查的出现和及时更新，则更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随着这风吹草动翩翩起舞。

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 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几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

比如拿今年（2009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 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 Green（保守党）、议员Norman 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记者Joan 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像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像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

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节目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 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 英国民族党（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 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 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 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

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提问，而且可以就你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内部辩论，时不时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拷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镑餐饮补贴？凭什么？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

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

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不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知识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时是“奴隶”，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似乎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15号，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伦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其实也可以是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鄙。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令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应“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还是不会过去。

沉默罪

2007年8月3号，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他去世一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淤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需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20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20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淤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2006年12月到20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公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淤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20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20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和作为不足的惩罚，20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两个医生被解雇；20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央视《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很多囚人都是屡受家暴却投诉无门，无论当地政府、警察还是妇联都对其申诉置之不理，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为——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到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甚至不听其申诉的各级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有几个人为此被解雇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还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中国那些家暴牺牲品又曾唤起多少援助之手？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2007年9月此案爆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相比之下，中国同年爆发的、性质远更恶劣的黑窑问题，虽至今没有治愈，大多媒体和官员却早已因为“审恶疲劳”而不再追问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从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大家一起来算账

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道德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

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

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2009年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

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提案说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提案将会如何影响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 7%；第二，冻结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 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推特”，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

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博客都开始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财长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

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 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 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 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 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需要“感动中国”的包青天或者海瑞，但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敲开最好的可能

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月×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十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让政治变得家常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镑，2-3件26镑，4-6件30镑，7-10件40镑。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如果说一个宣传性的政府网站是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供人顶礼膜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则更像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市新闻”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盖楼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在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已经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民主的裤衩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2010年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他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他”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公开的秘密”组织的调查公布了1988到20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塑造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是否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吵吵更健康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大致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佩奇和萨皮罗花了一整本书（《理性的公众》）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可能互补、错误可能相互抵消，当三个臭皮匠变成三万个、三亿个时，这种知识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就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分析美国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就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观念的多样性。

最近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似乎就是对这种爆炸式多样性的一个演示。12月24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民主党主导的医疗改革方案，在这之前，美国上上下下，从议院到媒体，从学界到普通人，已经为此“史诗般地”辩论了一年——确切地说，几十年——奥巴马任期的这轮医疗辩论，只是美国战后经久不息的医疗辩论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医疗改革引起的广泛辩论，本质上是一场价值的冲突：冲突一方是民主党，他们力主政府财政应该覆盖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大约5000万人），也就是促进更平等的医疗制度；另一方是共和党，他们担忧医疗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税收提高和经济活力受创。

在这个价值的连续谱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最左翼的声音要求实现医保彻底国有化；温和左翼并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险市场，但要求补贴穷人医保、加强对保险公司管制并强制有经济能力的人入保；中间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互换性，价值取向难分对错；温和右翼指出这个改革的税收和财政成本将很高，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能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的工作积极性；最右翼则指责强制入保、加强管制破坏了市场自由原则，甚至构成了违宪。

这种意见多样性在不同媒体的评论文章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对垒双方的经典代表。作为民主党的拉拉队队长，《纽约时报》登的都是这样的文章：“一个非常值得通过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闻”、“不要杀死这个法案”、“保险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华尔街日报》上，则充满了“没人相信的变化”、“参议院议案的真实成本”、“一天一个新税”、“通胀税的出现”这种冷嘲热讽的文章。媒体观点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强烈支持），49%的反对改革（39%强烈反对）。

由于民主党的议院多数党地位，最后议案通过。虽然对这个结果很多美国人都有不满的理由：左翼嫌它还不够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局外人，我更关心的却不是这场辩论的结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辩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民主党虽然把更多的穷人纳入了医保，但某些激进议员的国有化方案也没有得逞；该方案虽然很可能会引起医疗开支的增加，但民主党并不敢公然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税的方式来筹资……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所谓“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有一种“臭皮匠”——不管他们有多少个——是远远不够的。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很多中国人的叹息，不仅因为“社会主义兄弟”们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现在又过了10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国家，捷克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20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20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也许可以由此设想，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行程过半”，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政治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之上，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以下。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由此可见，与许多市场放任主义者的担忧不同，民主化未必必然引起民众的反市场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19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基本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党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20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捷克共产党1989年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转型，只要执政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历史抛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免疫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俄罗斯的徘徊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回归西方，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20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2009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危险程度仅次于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他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20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自由之家”（一家定期评定各国自由状况的机构）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1999、20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20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20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味。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2009年“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他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乐队的“变革之风”，那首歌唱道：“变革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像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2010年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的今天，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

5年前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今天，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当下吉尔吉斯斯坦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观念的水位观念·别处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这些“颜色革命”被看做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今年2月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被反对派民众追赶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斯坦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20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选举、他的亲朋好友被封官加爵、2005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已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指数从2004年2. 2退步到了2009年1. 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今年2月的乌克兰选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公正选举，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2003年到20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 83、4. 71、5. 67变成了4. 68、4. 25、5. 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重视虽然必要，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不过我想，认为一个领袖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社会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跷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有亚洲特色的民主

2009年的日本大选看上去像是对民主制度的反讽：无论谁当选，似乎都是“家族生意”：鸠山由纪夫是前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而麻生则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孙。事实上，1994年之后的首相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福田都是世袭出身——安倍晋三的外公、福田康夫的爸爸也都曾是首相。日本本届议会则有38%的议员来自于政治世家。

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想起两千年前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民主是关于选拔优秀的政治家，那么这种看上去像是“贵族世袭”的政治岂不是对它的嘲讽？2000年，时年26岁的留学生小渊优子被从英国召回，一个几乎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凭什么立刻就当选日本众议员呢？就凭她爸爸是刚去世的首相小渊惠三？

确切地说，世袭政治这个词用在日本身上并不确切——毕竟，这些太子党是选民自己选上去的，不同于金正日这样正宗的世袭者。你可以抱怨选民“素质不高”，却不能说它违反了民意。但是，被选上台，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公平上台。政治世家有选民基础、人脉发达、政党机器撑腰，筹款轻车熟路，都注定了这些太子党在竞选中不可能和普通候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选举的核心价值无非是代表性、平等和优胜劣汰，但是38%的议员来自于名门望族，“赢在起跑线上”，日本是否还能充分体现民主的这些核心价值，就需要打上问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族政治传统在亚洲格外吃香。欧美虽然也有肯尼迪、丘吉尔等政治世家，但权力代代相传显然没有亚洲“流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爸爸也曾是总理；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是苏加诺的女儿；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刚去世，其儿子就出来表示要竞选总统；印度的甘地家庭更是一个政治王朝……这种亚洲现象很可能与亚洲的“家庭价值”传统和专制传统的结合有关，也跟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对年轻有关——公共领域不发达，政治理性程度低，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不充分，于是一些诸如家庭背景、相貌风度等八卦信息喧宾夺主，成为选民投票的依据，选举成了“追星”的一种形式。

但是，似乎也没必要因为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而否定民主的真实性。子承父业并不是一个只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现象，演员成龙的儿子还是演员，沃尔玛是家族企业，阿里的女儿也曾进军拳击界……毕竟，一个家庭由于传统形成一定的职业路径依赖，使得子女在某个行业进入成本低。选择一条已经铺好的路去走，似乎无可厚非，法律也不可能明令禁止。另一方面，从选民的角度来说，一个家族姓氏就相当于一个“品牌”，而品牌本质上是信息浓缩的机制——与其在茫茫人海中搜索、了解那些陌生的候选人，不如根据品牌来节约信息过滤的成本。如果他爷爷、他爸爸干得还不赖，那他也更值得信任一些？这和消费者爱买品牌产品有相似之处。况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爷爷、爸爸也许可以为你上台助一臂之力，却不可能保你一路平安，安倍、福田、麻生的下场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是干得不好，你爷爷就是玉皇大帝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政治世家和真正的专制世袭的不同之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世家当道就一定会导致腐败丛生、民不聊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日本在公共服务方面不菲的成绩。拿公共医疗服务来说，日本的全民医疗体系举世闻名——有个传说，说是在日本买个香瓜可能要花40美元，但看一次牙医却只需要20美元。拿腐败来说，虽然日本政坛正如任何民主国家，也时有腐败丑闻出现，但它的腐败程度，似乎也没有因此家族政治传统而格外突出：2008年世行统计日本人均GDP世界排名18，国际透明度统计的清廉指数日本也是排名18。又拿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来说，日本长期稳定在0. 25左右，与以平等著称的北欧国家大致相当，远低于很多周边国家。38%的议员是太子党，却并没有导致日本成为一个贫富高度悬殊的国家。相比之下，拉美国家有很多“苦孩子”出身的平民总统，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突出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的真谛也许并不在于政治家的出身——一个出生于“贵族”的政治家也可以是伟大的政治家，比如小罗斯福，比如丘吉尔；一个出生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家也可能贪污腐败，成克杰、胡长清、刘志华，谁不是出身平民？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安倍不可能因为他外公是前首相而安然度过内阁成员丑闻，福田也不可能因为爸爸是前首相而逃脱振兴经济不力的指责，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民主的要义。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个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也就是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大致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20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20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2007年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20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泰国的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政权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20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种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似乎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很难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原因之一即参与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毕竟民主制度本身就内含着纠错的可能性，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历史螺旋式终结

在当代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运，同时也最倒霉。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当于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号”，人人都会哼几句。其倒霉之处则在于，它总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谁提起它都“拳打脚踢”。这本书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据说它体现了冷战刚结束时蔓延全球的乐观主义情绪：福山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同时也是终结状态，其他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终向这个方向演进。

当然后来历史证明它不愿就那么随随便便被终结了。苏东剧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来繁荣富强，亚非拉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韧性，而当美国兵把热气腾腾的自由民主给伊拉克送上门去时，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还坚决要回赠美军自杀炸弹。福山因此也成了学术靶子：历史远没有终结，它还在漩涡中心。

我倒觉得对福山，确切地说对历史，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毕竟，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今天离《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才20年左右，很难说我们站在判断其对错的一个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们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列维政权之后，不但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终结。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曾带来短暂的“德黑兰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势力吞噬；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新闻、集会自由出现倒退。伊朗历史岂止没有终结，简直可以说按福山预言的方向背道而驰。

但如果站在2009年6月15号的伊朗，我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约一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不透明。温和的人高举抗议牌：“我的选票上哪去了”？而愤怒的人则直接高喊：“专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体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需要宗教机构“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且体现在“体制内”的竞争也疑云重重。人们难以置信，几百万张手写选票可以在投票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统计出来，而内贾德在所有省份都大获全胜，这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与之前的地方选举结果不相符，与后来大规模街头抗议也形成鲜明对比。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观察，选举结果无从检验——即使内贾德真的得了63%的选票，由于缺乏透明性，这一结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万人涌现街头，其实并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实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形”前进。且不说体制内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说伊朗社会势不可挡的去原教旨化过程，保守派势力本身也出现权力松动迹象：两个月前被抓的美国女记者最后被减刑乃至释放，就是这种松动的一个小小注释。最令保守派担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岁以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让这么多伊朗人“回心转意”的，显然不是美国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势力本身——正是他们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一团浆糊将很多伊朗人扭转成“最后的人”。比如，1971-1979年伊朗只有100个政治犯，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的1981-1985年，伊朗则逮捕了7900个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维专制比成了“小巫”。内贾德近年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说到底，“最后的人”其实也是“最初的人”，人们想住好房子开好车、手碰到鼠标就有点击的冲动……只要俗人继续俗下去，开放社会的万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战之后，很多人痛骂福山“之流”，认为其盲目乐观是美国“武力输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对此福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大意是：我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但从不认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质上是个“结构主义”者，相信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看来，他的意思是，历史虽然会终结，但终结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声。

不是“喀嚓”一声，所以伊朗绕了一个30年的大弯。“我的选票上哪去了”和“专制者去死吧”这种口号终于大规模出现在伊朗，虽然貌似晚了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预言也许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早了而已。当然很有可能当下伊朗人的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明天保守派统治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又薄了一层而已。

选举式独裁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09年2月15号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19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20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20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用选票挽留了他。20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韦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2009年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20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 44，2007年0. 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2000年到20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跌宕起伏，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了，又买不起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但是极度藐视三权分立。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选举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仅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玻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宪法这只兔子

在所有的政治词汇中，有一个大约是人见人爱的：宪政。当今时代，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治派系，对“依法治国”恐怕都少有异议。当然宪政里的法，指的是宪法。

理想的宪法是一个好的地图，一个国家走到哪不认路了，往地图上一查，就有了基本的方向感了。但问题是，宪法不是固定在墙上的一张图，它是一只兔子——它会跑，会跳，会成为枪手的猎物。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变，可以说就是一场宪政危机。政变双方都自封是护法者，都想让宪法成为自己的猎物。

事情起因于总统塞拉亚的连任梦。按照洪都拉斯宪法，总统不能连任，到明年一月塞拉亚两期到任，就该下台了。但也许是出于权力欲，也许是出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主义，塞拉亚还不想下台。不想下台怎么办呢？受到其战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事迹的激励，塞拉亚决定推动公投修宪。今年2月，查韦斯曾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争得了连任下一任总统的机会。塞拉亚决定如法炮制。

但问题是塞拉亚是塞拉亚，查韦斯是查韦斯。同样是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家，查韦斯控制大量的石油收入，而且委内瑞拉社会的左翼土壤比洪都拉斯要深厚得多。塞拉亚的东施效颦效果不佳，不但民间反对的声音很大，国会、最高法院、军方同时反对。根据洪都拉斯法律，只有国会才有召集公投的权力，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当国会反对为此召集公投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公投；当军队拒绝为塞拉亚发放选票时，塞拉亚一意孤行解雇了军方首脑；当最高法院要求恢复军方首脑职位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发放选票。6月28日，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军队发动了政变，将睡眼惺忪的塞先生送到了哥斯达黎加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查韦斯、联合国、美国国家组织、世行、拉美各国异口同声地谴责洪都拉斯军方，“国际社会”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仇敌忾了——整个国际社会，除了洪都拉斯本国民众。在某网络论坛上，一群洪都拉斯人孤独地呐喊：这不是非法政变，这是保卫我们的宪法！

洪都拉斯军方现在肯定特别委屈。首先是“老大哥”美国一反常态，没有支持后院的这次右翼政变——美国本来一直是拉美的“政变之友”，远的如1973年美国支持智利政变，近的如2002年布什政府默许委内瑞拉政变，这次却因为奥巴马新政，站到了“对方阵营”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洪都拉斯军方看来，此政变非彼政变，是塞拉亚违宪在先，军方代表国会和法院护法在后。一个洪都拉斯网民发问：“我不知道国际社会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民选总统可以为所欲为吗？”

塞拉亚总统肯定也特别委屈。通过投票修宪来延长掌权时间，近年来风行全球，这个“依法独裁”的游戏，怎么偏偏就他玩栽了呢？2004年白俄罗斯通过公投修宪，总统卢卡申科就此获得两任之后的竞选机会；2007年叙利亚公投，允许阿萨德总统再连任一届；20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投票，通过了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修正案，总统布特福利亚就此可以谋求第三个任期；2009年查韦斯的胜利就毋庸赘言了，3月阿塞拜疆也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为延长阿利耶维斯总统任期扫清了道路；哪怕就在塞拉亚被议会和法院赶出家门的同时，尼日尔总统坦贾则用解散议会和法院的方式推动8月的公投修宪，目的当然仍是总统任期的长久化。当然，这些国家公投修宪的过程往往迷雾重重舞弊百出，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流行游戏。比独裁更可怕的，恐怕是独裁者学会了使用“宪政”这个道具。

当然，宪法的工具化似乎也不应该是洪都拉斯军方政变的理由。如果它的目的是护法，就应该把塞拉亚“扭送公安局”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假造一封塞拉亚的辞职信，然后把他驱逐出境。更不应该在政变之后打压国内的塞拉亚支持者，从而把此政变变成了彼政变。

其实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本质上体现的是拉美式民主的悖论，即民粹式民主和制衡式民主之间的张力。塞拉亚企图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样绕过权力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直接诉诸民众支持来治理国家，却没想到“三权分立”在洪都拉斯竟比较货真价实，“两权”弹出来，和军队合作，捆住了“第三权”的手脚。从这个角度来说，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恰好说明其政治比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更进步，塞拉亚还需要气喘吁吁地去追赶那只兔子，说明兔子还没死呢。

我们在输出什么

20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铁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20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2007年一个中国领导人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20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国和非洲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大陆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1993年起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20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雪佛龙公司。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20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 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20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 6%，苏丹9. 6%），这种成就未必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也许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 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

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20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又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主义能存活吗？不，我认为它不会。”当然熊彼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消亡会是因为经济失败，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滋生和鼓动社会骚乱”。

距马克思的预言已经一百多年，距熊彼特的预言也有近70年，资本主义的死亡却迟迟没有到来。事实上，纽约的寒冷街头，人们排队等候iphone的最新型号；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麦当劳却从首都一路开到了县城；一部好莱坞最新电影，在欧洲、巴西、土耳其、南非，处处门庭若市……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它正花枝招展地满世界游荡。

所以，当今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游行中，又出现“资本主义不行了”（Capitalism Doesn't Work)这样的口号时，也许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不必惊慌失措，他们完全可以伸个懒腰，说：哦，资本主义又死一次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媒体上到处是“西方那一套不灵了”这种说法。但如果我们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在资本主义的长线历史中去看，那么结论也许不必那么耸人听闻。就美国来说，建国以来共有过大大小小的经济衰退近50次，其中著名的有1857年恐慌，1893年恐慌，1907年恐慌，1920年萧条，1929年大萧条……而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涨，2000年初IT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更是令人记忆犹新。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允许亏损甚至破产，是失败的可能性创造了成功的机会。”这样说来，经济萧条不但不一定是问题，甚至承担给经济重新洗牌的功能。

那么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未必。首先，和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相比，这次危机格外严重，8%以上的失业率已持续三年，GDP跌落的幅度也是二战以来所未有。最让人不安的则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扩大。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税后真实收入增长了275%，前20%收入的其他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中间60%家庭增长了40%，底层20%却只增长了18%。1979年最富裕的1%家庭税后收入占全民收入的8%，今天则占17%，翻了两倍。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伴随着底层收入的逐步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未必是个致命问题，但它撕裂社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共同体意识，难怪占领运动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属于99%”。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则恶搞林肯的名言，将美国的状况描述成“1%有、1%治、1%享”。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集中表达。如果说民主制度具有纠错的弹性，那么这样的示威游行，就是给这种纠错机制提供信号。有人从占领运动中看到的是混乱和动荡，但它同时体现的也是一个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观念和利益的制度的健康与活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是人类从未航行过的“新海域”，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只的报警机制失灵或者船长装聋作哑。从这个角度来说，喧哗的政治比静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死而复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一代代美国人在不断“占领华尔街”，“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从1877年铁路大罢工到1894年普尔曼罢工，从上世纪初的红色浪潮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民众一直在占领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无论是进步主义时代劳工条件的改善，还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启动，及至约翰逊伟大社会时代扶弱济贫医疗体系的建立，可以说都是各种形式“占领华尔街”的成果。这些福利措施的经济效益也许可圈可点，但是它们对于确立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弥合整个社会的精神裂痕，却是功不可没。

然而，数次蜕变之后的资本主义由此也面目全非，它不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妇人。哪怕是美国这样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国家，其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也占联邦政府开支一半以上，各种帮助低收入者的教育贷款、住房补助、减免税费更是层出不穷。正是资本主义这种“见风使舵”的弹性，帮助它逃过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不断东山再起。

但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华丽转身，使得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得“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不满，我们愤怒，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属于99%”喊起来固然响亮，但那“1%”真的恶贯满盈？一群左手握着iphone，右手端着星巴克咖啡，身上穿着Walmart买的牛仔裤，中午要去吃麦当劳的人，愤怒声讨创办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麦当劳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实上虽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21. 8%，但是这部分人上交了美国联邦收入税的40%，联邦全部税收的28. 1%。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减免，目前美国底层47%家庭不交联邦收入税。难怪“我们属于99%”这个口号流行起来之后，就有另一部分民众发起了“我们属于53%”这样的口号——意思是：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依法纳税，我们通过工作而不是撒娇来增加财富，你呢？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一个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属于底层20%收入的人后来也在某个时点进入过顶层20%收入阶层，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一直处于底层20%。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从1996年到2005年，仅10年就有四分之三属于顶层1%收入阶层的人“掉出”了1%阶层。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固定在某个收入阶层里，美国这个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有趣的是，很多属于“1%”的富翁在这场运动中站出来为“99%”说话。巴菲特多年呼吁政府多征自己的税，富豪好莱坞演员们声援华尔街运动屡见不鲜，有些富翁干脆创办了“财富为公益”这样的组织，专门号召政府给自己加税。这样一来，运动就更难把矛头集中到那“1%”了。事实上10月中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谁更需对经济危机负责时，64%的美国人选择了政府，只有30％的人选择了金融机构。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的目标却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严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危机的部分原因是银行家的过度投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府为满足普通人住房需求而压低贷款标准——当初获得低价房贷时“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机了却愤怒声讨，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体应该严惩谁呢？什么罪名？当被问及为什么政府没有起诉“贪婪的银行家”时，连奥巴马总统都说：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道德，却未必违反了法律。示威者愤恨CEO和银行家们收入太高，但是私营企业给CEO们多少工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政府不能插手。他们呐喊应该给富人加税，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税收其实并不低。他们指责政府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挽救华尔街，但是当初的救市资金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银行家，而且是为了稳定经济形势，避免银行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加强银行监管，但是加强监管的Dodd-Frank法案已经于2011年通过……虽然这些方面的确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技术性的故障似乎难以支撑排山倒海的愤怒。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上去都像是一次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似乎有些生不逢时。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就高枕无忧吗？当然不是。正如欧洲各国财政危机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用“占领华尔街”来应对“过度福利”的挑战，相当于用吃得更多来治疗肥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各国政治家乃至民众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续膨胀的福利冲动来实现财政的平衡，还是继续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经济问题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老实说，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而是对西方民主制和公众理性的考验。这样说来，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没有过时，他们的预言依旧像乌云一样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随时准备化作“席卷旧世界”的倾盆大雨。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上个学期我给学生出的作业题里面有一道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说中国的改革跟“新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而恰恰是政府主导经济变革的成果。

我说你这有点违反常识，虽然中国的经济变革是政府引导的，但是引导的方向是自由市场，你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这个学生观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英语学术界里，尤其在人文学科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贬义词。很多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再加上“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经常跟“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等联系在一起，与伊战激起的全球反美情绪相呼应，政治反美和经济反自由化互相激化。连中国的知识界似乎都受其影响，时不时就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四项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通过财政紧缩来控制通胀、企业私有化。这种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完全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因为当前的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挑战之后的复兴，所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和皮诺切特——也许现在还可以加上印度的辛格。搁置这几个人里面某些人的政治污点不说，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这已经是得到相当承认的事实。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不像批评者——姑且称之为“新国家主义者”吧——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成功仅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就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精英阶层？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大到危险的地步，但是这种贫富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自由化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政治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和不公平分配制度？毕竟，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系列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必要的政治改革。

当然当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空穴来风。前苏联和东欧、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做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新自由主义”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左右。改革、开放、发展、争先恐后地入欧盟，所以“新国家主义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

非洲这块阵地似乎也不大牢固。虽然80年代末以来国际金融基金、世行的“结构调整项目”（往往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是，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五六十年代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思路，传说的乌托邦却并没有实现。后来半个世纪，各种国际援助纷沓而至，也往往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各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破产”的最有力证据。不错，从80年代末开始，不少拉美国家开始尝试“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但是东亚式的经济奇迹却没有出现，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去市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连连出现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首先，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始终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其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以及1994年以后的墨西哥也始终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也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这样通过国有化、提高关税来收缩经济自由的国家，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即使委内瑞拉，也还是需要通过“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来卖石油；尼加拉瓜的前革命家奥特加当选总统之后表示他已经放弃原来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拉美各国自身战后的“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政策走到死胡同之后的一个政策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坚持“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孤帆远影。“新国家主义”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新自由主义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各国的经济困境和滞胀，像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都达到了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再次，新自由主义和拉美经济发展受挫的关系到底有多直接，也可圈可点。墨西哥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向国际金融市场过度借贷的后果，加上政府征税能力不足以及腐败成风，终于导致危机。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过度借贷、收税能力、腐败这些配方，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没有酿成金融危机。甚至有人认为阿根廷、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自由”得还不够，比如，据《纽约客》报道，在玻利维亚“成立一个新公司需要59天、15个程序、人均年收入两倍的费用”，这样的体制，是太自由还是太不自由呢？所以有人说，服药药量不够，不能怪药本身不好。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东亚、南亚似乎成果显著，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而政策只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教育水平、传统、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政策方面做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通过经济自由来实现发展，通过政治民主来保障公平，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蹭蹭蹭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减肥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而鸡鸭鱼肉几乎不见踪影，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每天只能吃一两，肯定会饿得头晕眼花，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问题出在哪吗？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做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希腊民众大规模罢工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开支，有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有更大的公共部门和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7个月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五倍。

这种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天上噼里啪啦掉馅饼这事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买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13. 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115%。

借钱的痛苦在于得还钱。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不对，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发出了怒吼：“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买单？！”

好响亮的口号，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做人权，好像有点霸道。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而人口老龄化和福利泛化则可能使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这些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也非不可理喻。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也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曾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够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三

书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阿尔多斯·赫胥黎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穆斯塔法，这样问质疑者“野人”约翰。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索马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19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19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成圣又如何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意，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的书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共产党员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我读中国历史很少。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懒，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都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忠奸”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得知刀尔登才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尔撞上的，撞上了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那个份上当然不易，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却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体关系，道德与制度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延绵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了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现在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让我妒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戴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而已。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NP增长率8. 9%；1961-1965年4. 8%；1971-1975年2. 9%；1981-1985年则为1. 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底线时分

除了早年的一次警民冲突事故，曼德拉从来没有挨过打。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和监狱长为他的妻子维尼来访的事发生争执。争执中，监狱长对维尼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监狱长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辞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抵制强制拆迁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某干部夫人因为顽固上访而被警察打成重伤，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近年无数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所有蔑视自由的制度都盛产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产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纯素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或者把狗熊终身囚禁每天插管子取胆汁，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在体制内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文凭混注水文凭，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很好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甚至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比如，一个法官给“发帖犯”范燕琼判刑甚至不允许瘫痪的她取保候审时，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个脚的脚趾头会不会是8个呢？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再伸手一看，这上面都沾满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一直又红又专的林昭在“反右”中也撞上了这个瞬间。还有一位老人，某年某月某日在听说他必须支持某种重型交通工具进城时，也站起来走了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超越那些“想当然”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美元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美元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 48左右，甚至有研究显示高达0. 61，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 26（2005年），匈牙利0. 25（2009年），波兰0. 35（2005年），罗马尼亚0. 32（2008年），塞尔维亚0. 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 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大街上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洛舍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得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5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12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对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产生担忧……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故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里本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弗格森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弗格森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弗格森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他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弗格森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7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00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海斯廷受到审判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大声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辈出：著名“叛徒”潘恩就不用说了，辉格党领袖查尔斯·福克斯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另一个罔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家卡尔顿则说：“实在不能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兄弟的话，认我们作表兄弟其实也行”。

1787年，商人维奇伍德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个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英国成了欧美第一个废除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本身（1833年）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当年不闹独立，美国南部的黑奴其实可能早解放几十年，还省去一个南北战争。不仅如此，英国此后还派海军在非洲海岸巡逻，阻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贩奴船只。

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则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英国的南非波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 8万个波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霍兹豪斯成立了“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就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一百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它很难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维奇伍德到霍兹豪斯，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及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即使在英帝国顶峰期间，其国防开支也只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 5%，低于大多数普通共和国，更别说帝国。历史学家约翰·斯利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断裂里。

在黑暗中消失之前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词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似乎是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更残忍的恐怕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倒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为什么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我们，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像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风雨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清醒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一一凋零。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以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像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记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之猥琐的必然性，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成长的消息。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车不幸被撞翻，有个人被困在了车里。现在，关于如何解救这个人，我们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打电话找警察，当然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的人生命垂危，可能等不及了；第二，路人甲跟车里的人商量：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给救出来，但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车里那个人有可能穷得拿不出一万块钱；第三，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人站出来，决定无偿帮助被困的人。

第一个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个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个办法，叫做“找社会”。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人类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

熊培云2010年的新书叫《重新发现社会》。单看书名，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政府”可能显得过于遥远和高高在上，而“市场”则显得过于无情和冷冰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回过头去，“重新发现社会”。

在我看来，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而且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而《重新发现社会》，则是给一个胃病病人带来了胃药。

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进社会以后就明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此书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

社会还可以是什么？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以公民教育为目的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是“亚洲动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动物的民间组织；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可以是豆瓣，爱书爱音乐爱电影的人们交头接耳的网络广场；可以是“单向街”，周末组织文化沙龙的小书店。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

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遮蔽。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社会的声音和组织往往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国家的脚掌就黑压压地踩了过来。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一切与“国”字站在一边的东西都是天然正确的，爱国主义，国学，精忠报国，以至于给孩子起名字都常常是“建国”、“志国”、“卫国”等等慷慨激昂之词。相比之下，社会则像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这种对社会的发展处处设防的思维，成龙先生一言道破之：中国人是要管的。虽然我们的传统里也时不时冒出“民为贵”、“仁政”、“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些美丽的字眼有多少在历史上化为实践，所有这些字眼里透出的那种家长式的施舍气息，都让忍不住想问：对不起，可以不烦劳您为我们做主，而让我们为自己做主吗？

“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不为工人设立一个工会，也许其实，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组织工会；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上照顾艾滋病人，也许其实，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助而不必垄断善意；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反贪局”，也许其实，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奋勇的觉悟。

所谓“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说的是中国人中颇有些刁民暴民，历史上农民起义里这种暴民形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家长期压抑社会的后果。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出现，高压锅的气阀一旦被冲破，无组织的暴民现象就会间歇性爆发。在这个意义上，暴民和顺民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的阴影下，它们都是“一盘散沙”式社会的表现形式。

但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断编织流动、交叉、细密的人际网络，既可能监督政府，也可能疏导民间积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

《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买一辆自行车，是用来骑而不是用来扛着满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满大街走，还动不动把它给供奉起来烧香参拜，这就是颠倒了人和自行车的关系。同理，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时候通过政府这辆“自行车”，我们可以组织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见到这辆自行车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以至于在“爱车主义”的感召下发出“自行车不高兴”的怒吼。

其实，正如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法治的“秘密”

在何帆所译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开头不久，作者布雷耶大法官提到他所经历的一个细节：一位非洲大法官困惑而羡慕地问他，“为什么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这个貌似天真的问题问得实在深刻，问出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心声。仔细想想，难道不蹊跷吗？美国宪法一共四五千字，最高法院一共九个法官，凭什么要听从那薄薄几张纸、以及那几个根本没有掌握“枪杆子”的人？

布雷耶从一个大法官的亲身经历和反思出发，引领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对法院的遵从并非因为法官至善至能。在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下，人们往往把总统看做随民意而摇摆的民粹分子，而国会议员的形象，则是为了党派利益互相大打出手，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有法官，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往往代表着公正、超脱、冷静。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民调也显示，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一般明显高于总统和国会。即使在中国，关于美国司法制度，我们也耳熟能详一种看法：“美国的大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是抵抗多数暴政的堡垒”。

但美国的大法官果真如此超越历史和社会地英明神勇吗？事实似乎比这复杂得多。美国的司法史上，最高法院犯过许多重大错误，1857年“斯科特对桑福德”一案中，大法官判决黑奴斯科特没有公民权，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1896年“普莱西对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并不违宪，导致种族隔离政策继续了半个多世纪；1944年“是松诉美国”案中，法院判决罗斯福总统战时“以集中营安置日裔美国人”的做法合宪，给美国宪政史留下一个巨大污点……凡此种种，足以将大法官们拉下“圣坛”。事实上，历史上美国人也无数次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大到美国内战，小到层出不穷的对已有判例的重新挑战，都是这种不信任的表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不信任推动了美国宪政和法治的完善。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呢？布雷耶书中举例道，2000年最高法院宣布“布什对戈尔”案中布什胜诉，从而为布什赢得选举扫除了法律障碍，当时大约有一半美国人激愤不已，这些激愤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揭竿而起”，或至少搞点打砸抢泄愤一下呢？在“咱们这儿”，左派公知和右派公知网上斗个嘴，都不“约架”不足以解恨呢。

我们可能会说，美国人听从法院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习惯和文化，简称“人家素质高”。但是“素质”从何而来呢？民众不是傻子，如果法院承认强拆十分之一的住房、或者强抓十分之一的女性堕胎“合宪”，估计美国人也没那个“素质”去做守法公民。布雷耶解释道：人民遵从法律，是因为他们信任法院。但是，“信任”又是从何而来呢？民众对权力机构的信任，如同恋人之间的信任，来之不易而又脆弱不已，又如何维系？

在布雷耶的书中，我们看到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来自于法院捍卫宪法及其基本价值观的实践。美国宪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个体自由和权利、地方自治、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限制民粹主义——以及后来，在宪法第14修正案之后，“法律的平等保护”。虽然曾经有过反复和游移，美国的法院在200多年的大风大浪中，努力守护宪法所点亮的这几个火炬——正是对这些美国立国精神的忠诚，塑造了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换言之，人们听从法院，是因为法院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合乎人们基本价值体系的“公共善”。

这从书中所举的几个经典案例可以看出。1952年，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一案中，法院裁决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应对韩战而将私人钢铁企业收归国有的做法违宪，从而维护了私有产权。1954年，“布朗对教管会”一案中，最高法院冒南方各州之大不韪，一致裁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将第14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落实到了现实。小布什时代的关塔那摩案，则显示了最高法院如何“处处”和总统“作对”，以维护关塔那摩犯人的基本法律权利……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将捍卫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视为己任，由此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所谓“法治”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来自于权力机构的价值自觉与实践。民众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素质”。

然而“捍卫宪法”这件事，其实并不像字面上那样不言自明。如何捍卫宪法是一个“技术活”，不但需要法官在面对强权或者民粹时的勇气，更需要调适“精密仪器”的智慧和耐心。这件事情的难度在于：第一，忠实于宪法意味着什么？原教旨主义式的忠实还是揣摩立宪者的“立法意图”，并将此意图适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第二，当宪法所体现的一种价值观和它所体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在现实中发生冲突时，法官应该怎么办？

对第一个问题，布雷耶提出了一种与激进主义宪法观（由另一个大法官斯卡利亚持有）针锋相对的“实用主义”宪法观。他认为，在宪法对一些现实具体问题答案不明时，应当运用“立法意图”和“预期后果”原则，灵活诠释法律，“必须尊重宪法条文，同时构想这些条文应如何适用于当下现实，由此实现对宪法的重新构建”。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的确二百多年坚若磐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美国宪法实践存在着缓慢然而巨大的演进。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1789年时，美国政府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既没有对垄断的管制，也没有全民福利的提供，到了2012年，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危机中的积极“救市”举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两个罗斯福总统时代，法院通过数个案例实现了不情愿同时也是不得已的“华丽转身”，认可甚至推动了这个变化——批评者也许会说这是“司法独立性”让步于“多数暴政”的例证，但在布雷耶眼里，这恰恰是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宪政观的体现。

对第二个问题，布雷耶提出，在一种价值观和另一种价值观相冲突时，应适用“比例原则”，权衡利弊适度平衡。在布雷耶的描述中，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今天我们观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也能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反复和含糊——关于“平权法案”的“哥莱兹对博林格”判决，一方面主张对少数族裔的高校录取照顾原则，另一方面反对强制性的按种族比例招生原则；关于竞选捐款，2010年“公民联合会对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方面保留了个人和公司直接捐款限额，另一方面又为公司或工会的“集团”政治广告开了绿灯；再联想到法院在堕胎、枪支管理、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判决，可以看出“含含糊糊”是美国最高法院重大判决的一个特色，而这种含糊，与其说是懦弱，不如说是在“诸善之争”面前的智慧。是节制感，而不是激情，塑造了法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不同。

获得民众的信任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如果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背叛了美国宪法的最基本价值观，或者没有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诠释，或者在宪法所追求的不同价值观之间没有实现微妙的平衡，民众的信任和服从很可能随风而去。这大约是美国法官们工作的艰难之处：他们永远在如履薄冰，永远在风口浪尖。但这大约是他们的工作充满魅力之处：他们需要不断运用智慧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他们像童话中的精灵，用一根神奇的指挥棒，持之以恒地从一份简短而平淡的文本中唤起心跳，将承载着自由、权利、平等等价值观的血液传输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读《源泉》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源泉》。

《源泉》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源泉》。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霍华德·罗阿克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彼得·基廷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霍华德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霍华德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霍华德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霍华德，霍华德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韦恩德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霍华德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建筑评论家的操作，项目落入彼得的手中，彼得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霍华德达成协议：霍华德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彼得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霍华德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韦恩德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韦恩德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霍华德。霍华德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韦恩德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霍华德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霍华德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霍华德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像霍华德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像其他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霍华德的结局却迥然不同：霍华德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霍华德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霍华德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又或者，真是这样吗？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霍华德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兰德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霍华德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兰德笔下，霍华德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糅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截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诸善之间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这个蠢货”、“你吃×××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合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做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4甚至1/2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道德律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林达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很可能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像一滴水一样

想赞美一个人纯真时，我总想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样”。

在我眼里，高华老师“就像一滴水一样”。有很多人认为高华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党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但是我私下认为，对于高华老师，与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在其著作的后记中提到，他9岁时就对《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10岁时就开始关注中苏论战，12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领导排名学”……想想大多数人以及自己10来岁时的兴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华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帮助他克服恐惧、清贫、孤单，写出了那么多拨云见日的史论。也是因为这种好奇心，57岁的他身上依然有9岁儿童的纯真。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2010年12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的期期艾艾感，好像我们不是在一个病房里，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但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讲到这些高老师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甚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主题：“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联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作品，但始终有云山雾罩感。正是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这对于当时的我，有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高华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经典，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其论述中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其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因此这些论述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他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思想改造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高华的文字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与观念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强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文革”的悲剧。

很多人认为高华的分析解构了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统治术。在高华笔下，毛主席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机敏与狮子的威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高华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他的分析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其论述中，领袖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高华的兴趣不仅仅是剖析“王道”，而是直面人性之幽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主题。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只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若干年后的“万岁万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但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其实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高华写出经典的原因。因为追溯个人崇拜的根源，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老师，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分析一个问题，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从整风开始，思想改造的成功恰恰依赖于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卓越代表永远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封锁。据说高华的很多文字，是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异常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他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

从经典到经验

我至今仍然记得19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的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译本，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在那坐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亨利·詹姆斯到奥克特维亚·帕兹，经常有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以至于有段时间我偏激地相信，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所置身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普泽沃斯基、英格里哈特、波伊克斯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深奥玄虚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栏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The Matrix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或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论证”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或者停止了阅读经典——事实上我在阅读过程中还时不时地重返经典并从中受益，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意识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我是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的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让你枕着它睡大觉。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快乐的可能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相当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孔雀》，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猛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的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油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哪怕放弃自由的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赫内克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他眼睛一亮，闪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快乐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快乐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愚蠢有了触底反弹的可能性。

如此优雅的平庸

不会就是这样吧。这是我看电影《影子写手》后半部分时，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的一句话。一个导演都叫什么什么斯基了应该是很厉害、厉害到不至于这么好莱坞这么偷懒这么乔治布鲁尼吧。但，我一直在等的那个情节转弯始终没有出现，导演波兰斯基在那个俗套故事里越走越远，直到他风衣飘飘的背影消失在好莱坞式的政治正确里，而观众也在被注射了一针道德兴奋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那个俗套故事”，指的是近年好莱坞层出不穷的“都怪CIA、都怪FBI、都怪跨国公司”的阴谋片。剧情一般都是这样的：无辜的人莫名死去，一个无关的人不小心成为调查者，重重疑云下他发现死者之死“不是那么简单”，一步步调查使他揭开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而知情也使他陷入了被追杀的命运，最后他成功地将秘密公之于世——如此骇人听闻！原来是CIA的阴谋！FBI的阴谋！跨国公司的阴谋！到底是这三个中的哪一个不重要，反正它们都是一家。

要不我怎么哀叹“不会就是这样吧”。在《谍影重重》系列中，CIA就是个杀手机器训练营；在《不朽的园丁》中，议员和制药厂合起伙来残害非洲贫民；在《辛瑞娜》中，CIA和石油公司合谋刺杀中东王子……经受过这么多政治阴谋片的洗礼后，我以为，以波兰斯基先生拍文艺片的背景和他惊世骇俗的生平，对伊战这个题材，他可以拍得棋高一着，但他举起的棋子在空中停留了半天，最后还是落在了“中情局阴谋”这个俗套上。

《影子写手》几乎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英国前首相朗已经下台，却由于在任时将英国卷入伊战和虐俘丑闻而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并被国际法庭起诉。这时他的传记写手麦克突然离奇自杀，新的影子写手来到朗家。原本该写手只想挣一笔“快钱”，却通过麦克的遗物发现了朗生平的种种疑点，他开始调查朗把英国推向伊战的真实起因，一场惊心动魄的侦查就此展开，最后他发现……他还能发现什么呢，和其他那些正义感过剩的导演一样，他发现了CIA这个倒霉蛋。

也是，如今不批判CIA批斗谁。批判宗教极端分子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激烈抗议，批判恐怖分子小心人家带着自杀炸弹去你家拜访，批判专制政权中的独裁者当心人家外交部抗议，柿子还是要找软的捏，只有骂中情局政治上最安全——CIA总不能组织员工到导演家门口抗议吧。再说这个鼻青脸肿的CIA身上已经被踏上了一万只脚，再来第一万零一只又何妨。批斗CIA岂止安全，还华丽丽呢——观众们血管里时速500公里的正义荷尔蒙正在寻找出口，请给“打倒”这个动词一个宾语吧，一个简明扼要的宾语，一个喊起来嘎嘣脆的宾语，现在波兰斯基把这个宾语交给了观众，谢谢导演，打倒CIA，哦耶。

阴谋论的剧情放在《谍影重重》这样的电影里无可厚非，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动作片，但放在《影子写手》里却令人失望，因为它选取的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因为波兰斯基似乎有比娱乐观众更大的雄心，因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一场关于伊战的严肃辩论真正展开。

阴谋论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世界复杂到令人想尖叫，而阴谋论提供的答案简洁明了。它把世界从一道问答题简化成了一道是非判断题，从一个智识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必然有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在推动，但是把“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作为“打倒”的宾语实在太长太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振臂高呼的需要。于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其缘起竟成了30年前一个女大学生不小心选了某个教授的一门课。

当然导演也不是完全没有从朗的角度讲故事。在被法庭起诉之后，花花公子朗终于有机会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为自由而战的人被惩罚，而恐怖分子被视为无辜的受害者。”后来在飞机上与影子写手辩论时，朗又得到一次机会反击指控，可惜波兰斯基对朗如此吝啬，给他的自辩时间似乎不到一分钟。飞机上那场戏，让我几乎以为电影要拐大弯了，要从一杯可乐拐成一杯伏特加了，可惜波兰斯基的手迟疑了一下，咕咚，将可乐一饮而尽下去。

不过斯基毕竟还是斯基，虽然情节令人失望，电影画面仍然很诗意。最后一幕中，汽车的急刹车声之后，朗的传记草稿一页一页在伦敦的街道上飞起，非常文艺，非常波兰斯基。不解风情的我，却几乎笑出声来：哇，露丝也太神奇了吧，30年来无怨无悔地效忠中情局，为它背叛国家，利用丈夫，献了青春献爱情，就差没从血泊中掏出七根火柴了。我想诗意它也不能拯救平庸吧，优雅的平庸也只是平庸，我想影子先生不是作家吗，家里怎么能没个订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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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加入组织的原因？”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像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以及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尽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语言的贫困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一九八四》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寸草不生的荒原。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像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仿佛人性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块泥巴。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爱是

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

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向毁灭、疯狂、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善的理由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道路》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他的灾难片相比，《道路》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道路》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像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像其他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道路》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道路》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上的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的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像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从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聪明到可以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合情合理。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暗暗视为人生污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却因为它的微光一天比一天更诚惶诚恐。

回到巴黎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

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他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艾普若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埃菲尔铁塔还是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还是凯旋门？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体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于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为什么放弃。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为什么”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五

剩下的

琥珀之城

1

在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上，我和一位英国老先生有过一场小辩论。

我说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保留Mill 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如果是保护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之类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建筑壮观，但是Mill Road一带的房子，说新不新，说老不老，低矮破旧，看上去像贫民窟一样，有什么保留价值呢？”

“我觉得保护历史遗产很重要，你们中国的建筑遗产破坏得太厉害了。”他说。

“但是历史遗产也要有选择地保留吧。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快，一个以前10万人的城市变成1000万人，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盖高楼，那990万人住到哪里去呢？剑桥房价也高，如果有选择地拆掉一些盖楼，可以缓解房价吧。”

“我主张保护建筑遗产，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所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除了那些宏伟建筑，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2

“活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剑桥给人的印象。

第一次到剑桥时，我感觉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像剑桥这样“活生生”。大多数古城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人们跟着旅行团从大巴上一拥而下，咔嚓咔嚓照一堆相，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这个情境里的历史，像一头被阉割的野兽，完全没有脾气，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里打盹，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辽阔的草原，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

但是剑桥不同。15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18世纪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棵树和16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Trinity Lane的石板路上，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

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你不需要用照相机去捕捉它。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个，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被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

3

我对剑桥适应的速度有些让自己吃惊。2007年来剑桥之前，我生活在一个几乎和剑桥截然相反的城市——纽约。人声鼎沸、应有尽有、像个巨大机器日夜轰鸣。在纽约的六七年里，我挤人山人海的地铁，去迷宫一样庞大的卡内基艺术中心，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买打折衣服，去餐馆林立的中国城吃广东海鲜——

然后我到了一个下午5点大多数咖啡馆就关门了、马路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一年365天大约有265天或阴或雨的小镇。

几乎没有觉得不适应呢。还是，连不适应都可以适应呢？

每次下雨，同事都会叹息：“Terrible weather!”我也叹息：“Terrible weather!”

现在我坦白，我其实非常喜爱雨天，觉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场免费音乐会。

有一次很晚下班，走在深夜的街上，走到Hill’s road和Lensfield road交界处。雨中的大街几乎空无一人，但是无数红绿灯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闪烁，街角的教堂边上有一个雕塑，一个瘦长的少年，张开双臂，抬头仰望天空。我想我真热爱这深夜的大街啊，它和白天如此不同，好像一个成人变回了一个婴儿，好像一个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门。

4

也有始终无法适应的，就是漫长幽暗的冬天。

这里的冬天不算太冷，但由于纬度高，冬天天黑得早，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左右就开始变黑。对此英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成群结伙地去“pub”喝酒。但是对于在这里无亲无故、又不喝酒的人，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熬。像16世纪的航海家熬过大西洋一样熬过冬天。

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对着一条小马路，小马路对面是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夏天的时候，墙上阳光灿烂，叮咚作响，但从九月开始，太阳开始冬眠，缩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早。这样的灰暗的冬天，与其说让人抑郁，不如说让人心慌，仿佛下楼的时候，窄窄的楼道上出现一个老太太，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跟在后面抓耳挠腮。

难怪在剑桥期间，我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的热情史无前例地高涨。

没办法，一整个大西洋呢。

经常我家里同时打开着好几本书：厕所里一本政治哲学书，床头一本非洲政治书，客厅里一本《外交季刊》，餐桌上一本英国历史，门厅里一本建筑史……我无亲无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车水马龙起来的。我和自己的关系由此也从愤恨、厮打、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济。

5

一个英国学生问我：你对英国的感受如何？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说：一样啊，和我想象的一样缓慢、阴郁和沉闷。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也不完全是玩笑。

若干年后，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50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们，开着一个叫Governing Body Meeting的学院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有的说图书馆，有的说餐厅，有的说校长办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需要50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

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

严肃地对待小事，是剑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也许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中国报纸的头条可能是本市领导又引进了一个几十亿元的工业项目，但是剑桥报纸上的头条，很可能只是当地的立委倡议把某条小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

这种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国或美国任课老师大笔一挥可以决定学生成绩的情况，而剑桥大学改本科生的考卷实行双向匿名（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改他的考卷，老师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个学生考卷），而且每份考卷两个老师改，如果两个老师给分相差太大，还要引入第三个人做裁判。

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规则是烦不胜烦的。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规则则是可喜可贺的。

仔细想来，这样的较真精神，真的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一个学校的老师认真地对待学生，需要花费多少GDP呢？还是只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经济不发达来为很多中国人不排队、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来辩护时，我就陷入深思，人均GDP到底和随地吐痰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他妈的有什么关系呢？

6

我问一个学生，你觉得英国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排队。

英国人对规则和秩序的尊重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剑桥由于马路窄，开车易堵，所以多数人市内交通靠自行车。就如何安全骑车的问题，有很多交通规则，比如要戴头盔，晚上要开自行车前后灯，更不用说要老老实实等红绿灯了。我开始以为戴头盔这样的规定，也就是纸上写写而已，我自己反正是不会为了安全骑车而买头盔的。

但我惊奇地发现，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有一半左右的骑车者都真的戴头盔。我还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装自行车灯并在晚上打开。有一回我的后车灯坏了，还被一个后面的人吼了一声。

我以前回家的路上，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个行人交通灯，还有一个汽车交通灯，绿灯亮时行人灯先亮，过5秒钟左右汽车绿灯亮。自行车属于模糊地带，可以跟着行人走，也可以跟着汽车走。我发现，总有一批骑自行车的人，无论如何要等着汽车绿灯亮了之后再过路口——尽管自行车道和行人道相互平行，根本不冲突，尽管交叉街道的红灯早就亮了，他们过马路是完全安全的。有一回我在行人绿灯亮了之后蹬车过去，又被后面一个人给吼了一声：“你这样骑车是不对的！”

我心想真是多管闲事，给你送北京去，一辈子也别想过马路了。

当然同时也感慨，法治精神发源于这个国家，一点也不奇怪。

基本上要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统计一下有多少人爱闯红灯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变量。一个有很多国民不但不闯红灯、行人绿灯亮了还不够还非要等汽车绿灯亮才发动自行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那是非常不奇怪的。

7

说到对文明的贡献，剑桥大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就是它产出过的科学家了。牛顿，达尔文，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图林，发现DNA结构的Crick和Waston，写《时间简史》的霍金……以及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来的科学家们。

话说也是剑桥校友的李约瑟老师曾经提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

我想这事难道很费解吗？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的国子监成立时间大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如果牛顿出生在中国，20岁的他，冥思苦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飞并把这个困惑告诉他人时，他爸爸会不会一巴掌扇过去，说：你吃饱了撑的是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不赶紧讨个老婆去！

我以前在国内读研上课时，可怜的老师时不时被学生这样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教点对我们找工作有帮助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是也有一帮这么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而如果有人这样问，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不够吗？

8

虽然剑桥对政治和人文领域的贡献不像科学领域那么璀璨，但也不乏重量级历史人物。话说一位叫罗素的老师，长期受到一位叫王小波的小说家追捧备受中国文青的关注，但罗素似乎并不是剑桥人文领域里最出色的。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论文答辩会上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看懂我的论文的”。那位同学名叫维特根斯坦，是个终生一惊一乍的drama queen。

另一位令罗素战战兢兢的剑桥校友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老师曾经这样评价凯恩斯，“每次我和他辩论的时候都胆战心惊，因为大多数时候和他辩论都是自取其辱。”

当然另一位老师又对凯恩斯不服，他既不是剑桥的老师也不是剑桥的学生，但是他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二战时撤到了剑桥，而他正好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凯恩斯的，但凯恩斯对它这样评价：“无论道德上还是哲学上，我都对这本书完全赞同，不仅赞同，而且深受打动。”好吧，地球人都知道，那位老师名叫哈耶克。

往远里说还有更多的传奇。1805年，一位同学来剑桥上大学，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剑桥，觉得它是酒鬼和流氓出没之地。“我找到一个新朋友了，世上最可爱的朋友”，1807年他给朋友写信道，“一头驯化了的熊，我把它带到了这里。他们问我带它来干吗，我说，要不给它一个教职吧。”这位同学叫拜伦。

更大的猛男1615年到这里来上学。N年之后，他看当时的国王很不顺眼，便伙同其他议会成员把该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又过了N年，国王的儿子复辟了，又把该人的尸体从坟里挖了出来，头骨取下，插在一个竹竿上示众多年。后来几经周折，该头骨1960年被送回了剑桥大学，埋在Sidney Sussex学院。该斗士，众所周知，是改变英国历史的克伦威尔。

9

有一天我家网络坏了，就去学院餐厅上网。那时候早就过了晚饭时间，但是有两个吃完饭的女孩没走，一直在那聊天，主题是反恐战争和穆斯林移民问题，两人越说越大声，一个多小时还没说完。我一边为不能清净上网而心烦意乱，一边又忍不住感慨：我在剑桥中餐馆吃饭时，从来没有听到过旁边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激情洋溢地讨论公共事务。都是新世纪新青年，何以如此不同呢？

当然我也见过激情洋溢的中国学生。一个在这边读高中的中国女孩，报考我们学院。面试的时候，但见她反应如秦刚般敏捷，言语如姜瑜般犀利，“中国迅速地摆脱了经济危机，表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反华分子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每年我还能读到很多这样的来自中国的本科硕士博士申请材料。他们有一套战无不胜的语言和逻辑体系，充满了信念，却丝毫没有困惑。

但是没有困惑的青春是多么荒凉啊。

教三年书下来，我发现最好的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充满好奇心。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你，更重要的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自己。他们最开始跟你讨论问题，也许会从某个作者在某本书里说过什么开始，但最后总是慢慢地转向经验世界中的问题本身，以此来反思理论的合理性。

“我决定开始学印地语”，一个学生最近告诉我。

我吓了一跳，问：为什么呀？

“因为我以后想研究东印度公司，学印地语有帮助。”

“可是东印度公司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吧。”

“印度方面应该也有印地语的材料。”

我得承认，一想到以后我回国了很可能再也碰不到了这种仅仅为了搞懂一个问题而去学一种相对生僻语言的学生，便感到有一点点难过。

10

在这个琥珀之城，我最喜爱的，是它的墙。

各种各样的墙。有19世纪经典的红砖墙，有哥特式教堂阴森的大理石墙，有小碎石拼贴起来的小围墙……最不好看的是那种黄中带绿的砖墙，看着脏兮兮的；最好看的是17、18世纪左右翻修的一批学院外墙，大块石料，简洁硬朗，原来大约是米白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为斑驳的古铜色。不单是颜色，还有光泽，质地，和被时间的小火慢慢炖出来的气息。

我在剑桥经历过的最动人一刻，是有一次开学术会议，开到一半溜出来散心的片刻。走廊一边是个大玻璃窗，窗户对着一个中世纪庭院，院子里是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在雨中晶莹透亮，雨声的背后是庭院一角的钢琴声。我趴在窗前想，这个弹琴的人，应该是一个14世纪的少女，穿白裙子，金色的头发，白血病人，还没来得及爱过就已经死去。继而觉得时间也许从来就是静止的，旋转的只是我们这些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的人。

去年是剑桥建校800周年。800年，在中国有宋元明清，在英国有帝国兴衰。其间无数帝王将相叱咤风云，无数战士血战沙场，无数文人奋笔疾书，如今他们都纷纷歇菜了，唯有这个小河边上的大学城依然生机盎然。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剑桥大学这个宴席吃了800年还是灯火通明。

8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剑桥的800个师生给100年后的剑桥师生写信，我看到这个新闻时不免惊叹，好家伙，时间单位都是以百年记的。但转念一想，人家已经优哉游哉地度过了800年，再折腾个800年也不稀奇。可惜没人让我给百年之后的剑桥学生写信，不然我会像金圣叹老先生那样务实，告知100年后某个懵懂无知的孩子：“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滋味”，对了，Mill Road上那家韩国店的豆腐，比旁边那家广东店的好吃。

另一个高度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请别让我消失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只是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热爱的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兔子跑什么跑

哈利先生26岁，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他曾是全国篮球明星，但目前在超市里卖果皮刀。哈利开车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这是一个普通的郊外黄昏，他本来应该去爸妈家接儿子的，但是他突然希望明天早晨能够醒在一片白色沙滩上，于是他拐了一个弯，拐上了高速公路。哈利此刻很累，因为他在公路上迷路了，因为他开了很久还是在美国东北无穷无尽的小镇上。时间是1959年，哈利先生的外号叫兔子。

《兔子快跑》是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该书的封底上这样介绍它的内容：“26岁的哈利被困在二流的生活当中，一个酗酒的妻子，一个到处是脏碗盘的房子，一个幼儿和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他从自己宾州的家里逃跑了。”

当然兔子没能跑远。一个不甘平庸的男人试图从二流的生活中私奔，但是作为一场私奔，他缺少一个女主角，一个地图，一个敌人，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种悲壮感……总之他缺少传说中的私奔所需要的一切构件。于是，在公路上狂奔了一夜之后，他回到了小镇。

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跟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总之整个小说中兔子先生一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跑来跑去。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胃药和心脏病药之间换来换去一样。情人或妻子当然不可能拯救他，因为胃药是用来治胃病的，心脏病药是用来治心脏病的，而他得的是肺病。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这本书让我想起电影《好女孩》。女主角嘉斯丁和兔子一样，是个小镇上的售货员，她也和兔子一样风流，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但她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风流之间进行选择，甚至不是如何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其实她并不爱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她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用他人的爱来遮蔽自己的平庸。她的风流不是风流，是恐惧。也许任何人的风流都从来不是风流，是恐惧。在终于和年轻的男同事勾搭上之后，嘉斯丁叹息道：I’m finally a woman with a secret.

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法喜欢上兔子先生。我不知道他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跑来跑去有什么可亲或者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什么值得被书写的地方。也许厄普代克先生看中的正是兔子先生的这种无力感。他在为26岁的兔子写完《兔子快跑》之后，还为36、46、56岁的兔子写下了《兔子回家》、《兔子发了》、《兔子安息》。据说很多人从兔子系列中看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灵魂变迁史，但人在爱情中逃避自我的习性，似乎和20世纪、美国或中产阶级没什么必然关系。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最好的时光

她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几十年前的细枝末节，金色阔条纹束发带，淡粉红薄呢旗袍，白帆布喇叭管长褂……她记得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布料，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争。

那有什么奇怪呢，她是张爱玲。

《小团圆》不好看，情节杂乱，语言急促。张爱玲写这个书，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待清楚，但是又缺乏交待的耐心。于是就像一个困极了的人，急着上床睡觉，把衣服匆匆褪在床边胡乱堆成一团。

缺乏耐心又实属自然。隔着大半生和千山万水，去回顾那个女人的小心动和更小的心碎，哪里是自己的前半生，简直是自己的前生，简直是别人的前生，简直是霸王别姬小乔初嫁孟姜女哭长城。

大家看《小团圆》都是冲着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而去的，我当然也是。但是在很多人眼里的悲剧，在我眼里却是个喜剧。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爱情过渡到柴米油盐的生活所以可喜可贺，而是，看来看去，觉得基本可以确定：第一，她是真心爱过他的；第二，他也是真心爱过她的——就算是他在真心地爱着另外的她、她、她时，他也是同时真心地爱着她的；第三，他对她的爱以及她对他的爱，是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的；第四，他们都是有内容因而值得被“懂得”的人。有了这四条，一个人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大的宇宙，这样漫长的时光隧道，造物主让两个人这样相遇，他们真的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他能只爱她并且厮守终生，也许更好，但也未必。和“金色的永生”比，短短一生算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

相对于这本小说本身，我更好奇的是张爱玲写这本小说时的状态。张动手写这本书时已经55岁，后来搁置许久，再动手改时，已是73岁。对我来说，一个干瘪苍白、戴假发、穿一次性拖鞋、只吃罐头食品的老太太，坐在洛杉矶公寓的一堆纸箱子前，写40年代沦陷上海一个女孩细细密密的小心事，这个画面比这个女孩的小心事本身要有冲击力多了。

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60年代末其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各种来源的资料表明——张爱玲就过上了完全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昼伏夜出，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有人来访不开门，访华访台机会一概拒绝。后来还染上了“恐虱症”，总觉得有虫子骚扰，隔三岔五搬家。有个狂热粉丝为了刺探她的生活，偷偷搬到她家对面作邻居，一个月只见她出门扔垃圾一次，而且在得知该邻居是个粉丝之后，张爱玲立刻搬家离开。

那么，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每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都在做什么呢？一个幽灵在四面白墙之间飘来飘去，瞪着时间一点一点蛀空自己。张爱玲的作品里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几乎毫无涉及，那么，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真的，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她是张爱玲。她曾经那么热衷于表达，她还那么骄傲，而无动于衷被死亡的纤绳一点一点拽上岸，又是多么不骄傲的一个状态。

好在她还有回忆。张爱玲10岁时在期盼爱，20岁时在书写爱，40岁时在放弃爱，60岁时在整理爱……短短三五年的爱情，这样细水长流地被思量、被咀嚼，被雕刻，好比写一本书，前言花去20年，后序花去50年，最厚重的却仍是青春那三五年。也许晚年张爱玲不需要生活，就是因为她曾经拥有的不可超越，与其用力不从心的文字去冲淡曾经的光芒，不如用沉默来守护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晚年的少产和她早期的多产一样是因为骄傲。

这个说法当然令人伤感。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不能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据说张爱玲临死前知道自己不行了，她把自己收拾干净，还穿上了红旗袍，整整齐齐地躺在床上。也许因为她曾经拥有过“金色的永生”，才能死得如此安详。如此安详，合上书，真的觉得结局其实是个团圆。

诗的世界在每一个角落里等待

一个人只能度过一生，这事可真叫人沮丧。但好在我还有刘天昭。

就像上帝造了大米这种东西，有时候人们用它来蒸饭，有时候人们用它来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刘天昭的时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后来一个被蒸了饭，而一个被煮了粥。于是大米的一种命运得以窥视大米的另一种命运。

但是她比我决绝。我说刘天昭“决绝”，是因为她真舍得放弃。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她放弃了建筑师的前途，独自在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脱离社会”好几年。后来她回归社会，在南方某著名报纸写社论写得“风生水起”，但不久前又放弃了工作，转移到另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

待着待着，就待出了新书《出神》。

《出神》甚至不能说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它是刘天昭这些年的博客和随笔选集，篇目内容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语气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按说写书出书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努力，但是天昭连这种努力都心不在焉：我就是要自言自语，我只需要自言自语，因为自言自语是唯一真诚的说话方式。

“脱离社会”可以理解成厌世——深入社会就意味着深入某种角色，而角色意味着条条框框，意味着表演，意味着累。但是刘天昭不厌世。岂止不厌世，我简直想说她是最热爱生活的人——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注意到一个卖菜老太太的表情、一根蛛丝的动静、一滴水与另一滴水之间的时间间距以及各种形状的风？她简直就是出于对生活不分青红皂白的爱，才需要“脱离社会”——在她这里，出走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收缩。更少地生活以便于更好地生活，减少与生活的接触面有利于在有限的面积上精耕细作。

在她笔下，万事万物都值得书写，神在每一个事物中留下足迹。“大作家”习惯于写政治的肮脏、历史的沉重、人性的救赎、社会的狡诈，作为女作家，最起码也要写写爱情的颠沛流离或者性生活的压抑与解放，但是刘天昭不。她写一个小女孩擦玻璃的神情，写帆布椅子上坐着的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写窗外三三两两的人群，写前任房客掉到床底下的储蓄本，写一只灰喜鹊在天空中划过的轨迹，写夜半大街的光线……总之她写一切貌似轻微、无关和混沌的时刻和人物。她简直是故意通过描写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来暗暗颠覆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谁说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就比远亲里某个“破鞋”的命运更惊心动魄？又或者，凭什么一个“破鞋”的命运一定比窗前一只乌鸦起落的声音更值得书写？在被时间击败、被时间席卷、被时间吞噬方面，万物皆平等，因而都值得在颤抖中被文字拥抱。

在这个意义上，刘天昭貌似散乱的文字里也许隐藏着比其他作家更大的雄心。她绕过故事、情节、结构、主题等等写作的“格式”，通过感受的碎片，直接书写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人与时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人与时间的紧张关系，她迫切地观察与描写每一个微小事物，在它被时间碾碎之前聆听它无声的尖叫，并伸出手去打捞它在时间漩涡里越来越小的身影。“昨天晴暖，在树林里碰见两个画油画的，好像迎面看见了宁静，流沙里摸到两枚鹅卵石。”“睡了轻又假的一觉，几乎醒着。真是辜负了雨夜。”“一个女人穿多了，坐在人行道上看报纸。一点阴影也没有地晒着，小冷风吹着她额头的小乱发。显得天更晴了些。”“听见小学生在上课铃响之前的大片喧哗。想这喧哗之上总有许多叶子茂密的树枝，绿悠悠地爱护着。”“门口的那盆小花儿，也还是快死了。剩下芯儿里几只新叶，嫩得黄软，不太健康，像是家道陡变幸存的孤儿，孱弱，受不起希望。”……树林里画油画的，偶然的雨夜，看报纸的女人，远处小学生的喧哗，门口的小花儿，这些情景随处可见，但极少有人留意它们、感受它们，更不会因之而遭遇内心的“咯噔”一声。在别人活得若无其事的地方，刘天昭活得惊心动魄。

所以别人的写作是向前推进故事，而刘天昭的写作是向下潜沉。对她来说，似乎她所见到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扇通向上帝的虚掩的门。当别人朝着前方行进，她忍不住去敲每一扇门。又或者说，她是通过文字给一个个貌似无意义的事物做人工呼吸，唤起它们的温度和心跳。

这也正是刘天昭令人担心之处。别人有两只眼睛，她有一千只。别人有两只耳朵，她有一千只。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别人那里是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她那里却是一场交响乐演出。一片树叶在别人那里是一片树叶，在她那里却有森林的茂密。“脑子里那些噪音，像是阳光下的尘土，貌似在落，永远落不下来”。作为她的朋友，我时常为她不加节制的观察欲和聆听欲感到担忧——她花那样少的力气去生活，却花那样多的力气去俯瞰生活，我担心她本末倒置，因此错过人生的很多乐趣，又生恐她被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奔波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很可能这样的担心是自作多情，万事万物的深处都有熊熊火光，也许刘天昭正为自己能窥见这别人看不到的光而狂喜，而我，另一个版本的她，被“社会”绑架的我，应该为那个可能的自己所靠近的火光感到温暖且欣喜。

记得当年草上飞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说《49 Up》。如果问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残忍。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

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成长，到2005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下一次追拍节目将在2012年播出，届时他们将56岁。

Apted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Andrew、John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像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原谅我使用这个陈词滥调——存在的虚无。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eil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生的John，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四十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eil，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

以前我写过一个网络小说，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 Up》则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某人”。 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无论是什么风味的，嚼着嚼着都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eil在42岁之后竟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时光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鱼虾贝壳沧海桑田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在死亡的强光中

可以绝望，但不要唠叨。这是我看完Synecdoche New York之后的感想和自我告诫。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Synecdoche New York是查理·霍夫曼的导演处女作，由于霍夫曼之前写过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剧本，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期望值很高——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有些影评人发现该片其实挺烂之后，也都一致认为它的烂，是一种伟大的烂，而不是平庸的烂。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个3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7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然后，他终于死了。

好吧，它的真实情节是这样的：纽约的戏剧导演Caden试图导一部复制现实的宏大戏剧，在制作这部戏剧的几十年中，他的第一个太太，一个画只有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画的艺术家，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他不断读到关于她的消息，看到她的作品，甚至潜入她的公寓，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他的情人，一个住在一栋永远着火的房子里的女人，也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又回来了。他的第二个太太，一个对他的一言一行无限景仰的女演员，因为无法忍受他对前妻和女儿的念念不忘，一脚踹了他，也跑了。Caden一边过着这种不断被抛弃的绝望生活，一边通过他的话剧哀叹这种生活。最后当话剧已经庞杂到失控时，他决定放弃导演身份，转而饰演剧中的一个女清洁工，让这个女清洁工来做导演。在女清洁工的导演下，话剧曲终人散，他自己也在女清洁工梦中的妈妈怀里死去了。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于具有侦探癖或者被教育癖的观众来说，他也许能从“着火的房子”、“无限小的画”、“文身上凋零的花瓣”、“彩色的屎”等密码中破译人生进而对霍夫曼“大师”的才华叹为观止，如果他还能联想到卡夫卡尤利西斯康拉德，其侦探癖和被教育癖就境界更高了，我却，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除了一锅烧糊的粥。

如果一定要说这部电影有一个主题的话，我猜想就是人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该片从头到尾，一直在不停地死人：Caden爸爸、妈妈、女儿、话剧男主角、情人、前妻、满大街的尸体、最后是他自己。Caden最爱看的报纸版面也是讣告版。表现死亡的阴影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当然无可厚非，但霍夫曼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则可谓拖沓、粘滞、陈腐，只见男主角从一个女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哭了几十年最后一命呜呼。可悲的不是绝望，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以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绝望。有的人面对死亡的通缉，会身手矫捷地逃之夭夭像《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老鼠那样演绎精彩人生直到落网，而Caden在死亡面前，却仿佛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照射，完全不能动弹，彻底凝固在自己的惊恐里。

当然粥是逐步烧糊的。一开始电影还比较正常，貌似一部中年家庭危机片，颇有伍迪·艾伦式的荒诞。后来前妻出走后，Caden的时空感开始错乱，粥就煮得太稠了。再后来Caden找到饰演他的Sammy与其平行生活时，情节就开始彻底焦糊。到最后Caden和女清洁工互换角色，显然霍夫曼开始自暴自弃了。他像一个画家从写实派走向印象派，又从印象派走向超现实派，最后由于创作上的走投无路而干脆变成了泼墨派。在墨泼干之后，他让女清洁工对Caden说：Die。

Caden让我想起情景喜剧Seinfeld里的George。有一次George突然良心发现参加了一个帮助老人的志愿者项目。在得知老人已经86岁之后，他就一直困惑一个人这么老了怎么还能这么快乐。他不断追问老人：你害怕吗？你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吗？你离死亡这么近，怎么能不害怕呢？怎么可能呢？你一定心里很痛苦吧？最后老人忍无可忍，说：Get out!

论时尚

24岁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到一所大学就职。学校把我分到了一个集体教工宿舍住，我一走进去，哭了。

在此之前，我辛辛苦苦读了近20年书，对工作怀有多么热切的期待啊。它与经济自立、白衬衫、走廊里的高跟鞋声，以及可以洗泡沫浴的浴缸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是一间四人间的、没有光线的宿舍，里面堆满了旧而不够旧的家具，新而不够新的行李箱，屋顶因为霉烂脱皮而斑斑驳驳，还有几个戴大眼镜的陌生女人坐在那里。这个宿舍甚至不能被称为“丑”，因为“丑”也可以是一种风格——它只是空洞，就像我们在北京三环、四环边看到的很多火柴盒楼房，它们不美，甚至说不上丑，只是因为缺乏任何风格和旨趣而显得茫然。

在沮丧和愤怒渐渐平息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装修”我的床所贴着的那堵墙！那时候我没听说过“装修市场”，不懂得可以去买油漆木板壁纸，只是突发奇想，买了几大张深蓝和金黄色的纸，然后把它们剪成大块的方格，再一格一格地贴到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堵黄蓝格子的墙。

我的宿舍还是四人间、没有光线，屋里还是堆满了难看的家具和行李箱，屋顶还是霉烂斑驳，我还是和那几个戴大眼镜的室友一样，端着搪瓷饭盒去食堂打一块钱一份的黄瓜炒鸡蛋和五毛钱一个的糖三角——但是，我有了一堵黄蓝格子的墙！

晚上，靠在床头，别人睡着了，我看着那堵墙，无比欢喜，心里有小火苗噼里啪啦地响。

今年我36岁。已经真的经济上自立，经常穿着白衬衣高跟鞋走在办公室里的走廊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虽然从来不洗但理论上可以洗泡沫浴的浴缸，此外，我已不能肯定把墙给装饰成黄蓝格子是个审美上的好主意，但是有些东西，随着时间流逝不曾改变，我依然像12年前那样相信，美是对空洞的抗议。

空洞之于生命，如同猎犬追逐猎物，随时准备扑倒它、吞噬它。如果没有春节、端午节、母亲节、中秋节、元宵节……时间将流于空洞，一天和另一天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多、锐、米、发、索、拉、西、多……那么声音将流于空洞，我们听到的将只是单调枯燥的嗡嗡嗡。人类发明各种与虚无捉迷藏的游戏，不断将那只随时要将我们扑倒和吞噬的“猎犬”甩掉。时尚是这些游戏中的一个。

我不大肯定“时尚”这个词足够准确，因为现在“时尚”这个词已经和“流行”、“名牌”、“明星”……联系在一起，而我心中的时尚，则是对各种“不假思索”的挑战——对美缺乏爱慕之心是一种不假思索，跟着“流行”打转是另一种不假思索，时尚则应该是在一切随波逐流面前逆行。我妈说，她下放的时候，一切讲究穿着打扮的行为都可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习气，但是她实在太爱美了，于是她想出了一个法子，“做件花衬衣，然后把领子翻出来”。我觉得，当年在一片灰黑蓝中翻个花领子的我妈，比今天浑身名牌的女明星要时尚得多。

我常跟朋友感慨，如果生长在国外，从小被鼓励发现自我，可能我不会成为一个老师，更可能成为一个设计师。设计什么？这个倒是没有想好，大到博物馆音乐厅，小到椅子垃圾桶，一切别具一格的东西都让我跃跃欲试。我想我骨子里还是想做个诗人吧，只不过有些诗人是用词语写诗，而我梦想用石头、木头、金属、布料……写诗。可惜阴差阳错，我成了大学老师，今天再去改行显然已机会渺茫。因此，有时想起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设计师，他们是巫师，让原本如此乏味的世界在想象力的大风中前进得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心里这叫一个羡慕嫉妒恨。

写给末日

“一想到12月21号并不是真的世界末日，我就感到一种沉重的绝望”，一位网友在微博中写道。

这话令人发笑，但也会心。人类每天都在忙不迭地应对各种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战争危机，以求物种繁衍和文明延续，具体到个人，每个人都在为学业工作房子车子领导的青睐孩子的成长亲人的健康朋友的应酬而奔波，但与此同时，人人内心深处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点期盼，期盼各种漩涡中的挣扎可以戛然而止。太累了，世界末日赶紧来临吧。

生活如此沉重繁琐，有什么能比世界末日的降临更能帮助我们顺理成章地逃避自我呢？关键是逃避而不显得懦弱。若是打起包裹离家出走，或者干脆从小区最高楼的顶层跳下去，就“消失”这个目的而言，和世界末日是一样的，但隔壁邻居们会不会对着你摔成烂泥的尸体指指点点：这个家伙，太自私了！就这样丢下亲人孩子不管了！再说上次打麻将还欠我380块钱呢！

何况世界末日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比尔·盖茨，也不能跟撞地球的彗星商量：我给你100亿美元，请你砸地球的时候绕开我家一万里，怎么样？所以，没准世界末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大好时机，以色列人和巴基斯坦人握手，基督徒和穆斯林握手，奥巴马和金正恩握手，方舟子和韩寒握手，大家涕泪交流中手拉手、哼着“让世界充满爱”走向那一声“咕咚”。

生比死更沉重。常言道：“我连死都不怕，你还能把我怎样？”可是仔细想想，更悲壮的说法是，“我连活着都不怕，你还能把我怎样呢？”

我曾想象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临，那天应该干些什么。很没出息地，第一个反应是：买张飞机票，到重庆去吃一顿正宗的重庆火锅！当然很快，我否决了这个低俗念头，继而分别想到了如下更优雅的可能性：跟心爱的人去美国听一场最爱歌手的演唱会；带一本数学习题集去海边做数学题；去流浪猫狗中心做义工一天；赶回父母家跟爸妈家人一起包一回饺子……发现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之间非常难以取舍之后，我决定，上午去美国，中午回父母家，下午做义工，黄昏去海边，夜宵去重庆……总之，那将是马不停蹄日理万机的一天，很有可能在末日时分之前我就已经被累死了。

我看到过一个朋友的另一种答案，他说：我将一如既往去公司上班，做那个还没做完的项目，晚上一如既往地陪老婆吃饭，和往常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个答案真叫人嫉妒——一个人得多么热爱自己既有的生活，才会舍得让人生的最后一天也那样按部就班地度过。他的生活不在“别处”，在此时此地。

也许“末日”这个说法的意义就在于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是否活在此时此地。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只有死亡的鼻尖才能让我们感受到生的紧迫。一旦死亡的阴影稍稍放下它的爪子，我们立刻恢复自己的败家子本性。娇纵、懒惰、懦弱，缩在自我的临时棚户里得过且过，偶尔遐想窗外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个自我在勇敢奔跑，脚下的道路充满危险并因危险而瑰丽。

当然没有人真的把“末日”当做真事，所以似乎没有人借机反思自己的生活。甚至，它只是使我们的恶习变本加厉：贪吃的人决定末日聚会，爱喝的人决定末日暴饮，好色的人觉得耍流氓更待何时，爱赌的人忙着末日下注……总之除了拉动GDP，“末日”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功能。为了加速经济模式转型，干脆，将末日规定成法定节日算了，每年来那么一次，黄金周，大长假，逛淘宝，去旅游。

有一天半夜醒来，我突然意识到人生真的很漫长。我吭哧吭哧都已经活出地老天荒的感觉了，竟也才活了三十多年。一个人得多么鞠躬尽瘁地浪费时间，才能在如此漫长的人生中做到一事无成啊。想到这里，我惊出一身冷汗。当然冷汗很快消散，很快我又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和往常一样，重新开始兢兢业业地浪费时间。世界末日，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信用卡账单还没付呢，牙疼还没看好呢，论文还没写呢，给谁谁谁的email还没回呢……别以为世界末日了就可以赖账，21号之后是22号，12月之后是1月，2012之后是2013，生命延绵不绝，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

那些剩下的东西

我不怎么喜欢《活着》这部电影，虽然据说它得过很多大奖，赢得过无数热泪。

因为我没法理解为什么“活着”本身是最高价值。电影里的人物，都好像从不追问他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对错，只是默默地忍受，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中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把参加革命的证明裱起来贴到墙上，兴高采烈地参与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往家里刷“文革”宣传画。对“文革”中倒了霉的春生，家珍大喊：“你要好好活着！”

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斑马也是这样的。北极寒风中发抖的企鹅也是这样。其实说到在夹缝中求生存，蟑螂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精神的人，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至少，我不相信有一个寄居在我们身体里的、等我们死的时候烟圈一样溜走、然后排队进入天堂地狱的灵魂。

可是，那么，如何形容那种我认为人内心应该有的、追问是非的力量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在那里？又为什么有时会熄灭？

灵魂还是存在的吧。

没有灵魂这个词，形容人的属性将变得多么吃力。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求生求偶、繁衍、趋利避害、热了想乘凉冷了想取暖的自然属性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一个名字吧，那就叫“灵魂”吧。当然你叫它“嘟嘟嘟”或者“咕咕咕”也行，叫它“加菲猫”也行。

除了追问是非，灵魂还主管我们对美的敏感。开车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首好歌，我们说：真好听。走路路过一片油菜花，我们说：真好看。应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

有一回，在一个餐厅吃饭，餐厅突然开始放一段特别好听的音乐，好听到令人窒息，而周围大家还在若无其事地狼吞虎咽，“你们难道注意不到吗？”这事真叫我抓狂。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停止吃饭全体起立呢。

灵魂甚至还激发科学精神。古往今来，有多少苹果砸中过多少人，为什么偏偏只有那个叫牛顿的人会抬起头，思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不但思考，还研究，还从苹果身上扯出一整套现代物理，就像魔术师从袖子里扯出无穷无尽的彩绸。牛顿一定有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灵魂，像大食堂里的蒸笼。我甚至怀疑，在凝视那只苹果时，他就是上帝本人。

我当然不相信所有人的灵魂同质同量。有一种说法，说每个人死了，都会轻21克，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灵魂重量都一样，21克。显然，这种说法是受了平均主义思潮的毒害。每个人的灵魂怎么会一样重呢？博尔赫斯能为掉进大海的一枚硬币写一首诗，独裁者们可以对成千上万人的饥荒无动于衷，我觉得博尔赫斯的灵魂碧波荡漾，而独裁者们的灵魂寸草不生。

当然灵魂丰盈的人几乎是不幸的。灵魂里那么多瓶瓶罐罐，背在肩头，拴在脚上，挂在脖子上，造成身心严重超载，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电影《道路》里，因为饥饿，所有人都开始吃人了，但是那个男主角爸爸就是不肯吃，因为他要守住“心中那点火焰”，结果他死了。《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不肯老老实实做个丰衣足食的伦敦中产阶级，非要一意孤行跑到太平洋孤岛上画画，结果，他得麻风病了。《鲁宾逊漂流记》里，鲁宾逊不肯听从父亲劝告，非要去海上探险，结果，他被困在孤岛上几十年。

这样看来，闹灵魂这事，很可能是种灾难。二三级的灵魂还行，那叫春风拂面。谁要是闹十级以上的灵魂就玩完了，因为它会将生活连根拔起。这事想想真不公平。仅仅因为你对真善美的敏感，你就要为之受到惩罚。当朋友抱怨他们找不到爱情因为他们想找的是“灵魂伴侣”时，我忍不住感叹，唉，灵魂！女的漂亮，男的有钱，还不够吗？还要灵魂！

当然灵魂的重负肯定也不是没有好处。有诗云：无限风光在险峰。说的就是你要看到最好的风光，就得爬到最危险的高峰去。对此尼采表示“顶”。他说，从存在中收获最大成果和快乐的秘密就是危险地生活。

相信灵魂有丰盈和干枯之分，这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间接肯定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何以重要？在我所有的恐惧中，有一项是这样的：我会不会只是一个木偶而已？我有一条小狗，我每天回家时，它都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我的到来。我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总是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我还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这事让我觉得，小狗本质上是一种木偶。上帝给它的“程序设计”就是：当主人回家，它就冲到门口欢呼雀跃。好像没听说哪只小狗，无病无灾时会趴那冷冷地看着回家的主人，想，老子今天心情不好，你给我滚。

人会不会也是一种程序固定的木偶？我读过立夫顿写的《洗脑》，他是个心理学家，把洗脑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等N个步骤，并用来分析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此书读得我毛骨悚然，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甲乙丙丁，人们一个个地按部就班地被洗脑。人的这种机械性，真叫我抓狂。以至于作为一个被贴上“自由主义者”标签的人，我现在每每看到“国家主义者”的言论，生气之余还会心下有点暗喜，因为人和人如此不同，间接证明了自由意志。

当然这很可能是高兴得太早。也许只是上帝在造人时比造小狗时，配方更复杂了一点而已。我读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是有自由倾向的人，基因有特定的构造。我还知道，人们患上抑郁症，常常是因为脑子里一种叫serotonin的物质太少。这样的信息叫我捏一把汗，因为谁知道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否只是个化学方程式而已。

Table of Contents

《送你一颗子弹》

简介

论他人即地狱

渊博的人

积极的人

另一个高度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自然

另一个博客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词语洁癖

红唇

厨房政治

Intimacy

有关的无关的人

他们学理工的

集体早操

煽情的艺术

诗坛风乍起

周末读物

论自己作为他人

学习焦虑

对猪头肉的乡愁

过去的理想

干一行，恨一行

谢谢收看

Alice

老张、亦文和蚊米

我爱“饭扫光”

纽约客

与崔健有关的日子

开头

1路地铁

甜蜜的恐怖

非正式疯狂

毛姆

乱

裙子

技术问题

缺乏弹性的人

七年之后

Slow like Honey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开学了

论人生意义之不可知

人生缩影

被搁置的生活

解决

无用功

逃避自由

请别让我消失

吞下那颗红药丸

回到巴黎

买了一堆意义

一天长一点

娜拉出国之后

老鼠与上帝

25个箱子

世相

小芳

飞越流水线

雪花点

形而下生活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记一次邪教活动

长达五分钟的爱意

在死亡的强光中

论爱情之不可能

园丁与花园

约会文化

Hello, Stranger

已经太晚

爱情饥渴症

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

独身主义

求婚

这个，那个以及其他的

爱是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电视里的爱情

Crush

欲望都市

兔子跑什么跑

色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最好的时光

论婚姻制度的演进趋势

论社会之既不可知又不可能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未来世界

心型卡片

自我一代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道德极限

超越那一天

奢侈生活

政治的尽头

They Just Give Up

送你一颗子弹

在祖国的怀抱里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匈牙利咖啡馆

Life after People

学术辩论

制度主义

牛校牛在哪

五个女博士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后记

《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

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

权力制衡篇

选谁都差不多

哪怕只增百分之一的税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所谓秘诀

动什么，不能动宪法

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

耳朵上的记号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公民社会篇

至少还有记忆

就这样被你笑话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对你骂骂骂不完

从问题到议题

他人瓦上霜

哗众取宠主义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当美国要建柏林墙

控制石油的什么

敌人的权利

民主现实主义

美国大选贵不贵

福利—平等篇

他人眼中的刺

美国的“社会主义”

民主请客谁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怎样悼念死者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越民主，越低效？

病了你得管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谁有特权上大学

法治——自由篇

不告白不告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你管得着吗

先天下之急而急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

人物篇

人民公敌在裸奔

你好死，我赖活

“愤青”的下场

敢飞

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美奸”克拉克

为什么是他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

后记

《观念的水位》

自序

春天里

素什么质

民意与伪民意

给理想一点时间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恶之平庸

贵族范儿

迷人的愤怒

肩负自由的疲惫

告别印象主义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弹性的限度

怎样推销“糖果”

标签战

没来的请举手

法治何以可能

他也可以是我

合同异

权力的道德捆绑

观念的水位

倒霉的英国议员

提问时间到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沉默罪

大家一起来算账

敲开最好的可能

让政治变得家常

民主的裤衩

吵吵更健康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俄罗斯的徘徊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有亚洲特色的民主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历史螺旋式终结

选举式独裁

宪法这只兔子

我们在输出什么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成圣又如何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底线时分

超越那些“想当然”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在黑暗中消失之前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法治的“秘密”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诸善之间

像一滴水一样

从经典到经验

快乐的可能

如此优雅的平庸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语言的贫困

爱是

善的理由

回到巴黎

琥珀之城

另一个高度

请别让我消失

兔子跑什么跑

最好的时光

诗的世界在每一个角落里等待

记得当年草上飞

在死亡的强光中

论时尚

写给末日

那些剩下的东西

Table of Contents

简介

《送你一颗子弹》

论他人即地狱

渊博的人

积极的人

另一个高度

What Is He Building There?

自然

另一个博客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词语洁癖

红唇

厨房政治

Intimacy

有关的无关的人

他们学理工的

集体早操

煽情的艺术

诗坛风乍起

周末读物

论自己作为他人

学习焦虑

对猪头肉的乡愁

过去的理想

干一行，恨一行

谢谢收看

Alice

老张、亦文和蚊米

我爱“饭扫光”

纽约客

与崔健有关的日子

开头

1路地铁

甜蜜的恐怖

非正式疯狂

毛姆

乱

裙子

技术问题

缺乏弹性的人

七年之后

Slow like Honey

我想乘一艘慢船去……

开学了

论人生意义之不可知

人生缩影

被搁置的生活

解决

无用功

逃避自由

请别让我消失

吞下那颗红药丸

回到巴黎

买了一堆意义

一天长一点

娜拉出国之后

老鼠与上帝

25个箱子

世相

小芳

飞越流水线

雪花点

形而下生活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记一次邪教活动

长达五分钟的爱意

在死亡的强光中

论爱情之不可能

园丁与花园

约会文化

Hello, Stranger

已经太晚

爱情饥渴症

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

独身主义

求婚

这个，那个以及其他的

爱是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电视里的爱情

Crush

欲望都市

兔子跑什么跑

色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最好的时光

论婚姻制度的演进趋势

论社会之既不可知又不可能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未来世界

心型卡片

自我一代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道德极限

超越那一天

奢侈生活

政治的尽头

They Just Give Up

送你一颗子弹

在祖国的怀抱里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匈牙利咖啡馆

Life after People

学术辩论

制度主义

牛校牛在哪

五个女博士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后记

《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

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

权力制衡篇

选谁都差不多

哪怕只增百分之一的税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所谓秘诀

动什么，不能动宪法

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

耳朵上的记号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公民社会篇

至少还有记忆

就这样被你笑话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对你骂骂骂不完

从问题到议题

他人瓦上霜

哗众取宠主义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当美国要建柏林墙

控制石油的什么

敌人的权利

民主现实主义

美国大选贵不贵

福利—平等篇

他人眼中的刺

美国的“社会主义”

民主请客谁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怎样悼念死者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越民主，越低效？

病了你得管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谁有特权上大学

法治——自由篇

不告白不告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你管得着吗

先天下之急而急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

人物篇

人民公敌在裸奔

你好死，我赖活

“愤青”的下场

敢飞

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美奸”克拉克

为什么是他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

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

后记

《观念的水位》

自序

春天里

素什么质

民意与伪民意

给理想一点时间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恶之平庸

贵族范儿

迷人的愤怒

肩负自由的疲惫

告别印象主义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弹性的限度

怎样推销“糖果”

标签战

没来的请举手

法治何以可能

他也可以是我

合同异

权力的道德捆绑

观念的水位

倒霉的英国议员

提问时间到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沉默罪

大家一起来算账

敲开最好的可能

让政治变得家常

民主的裤衩

吵吵更健康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俄罗斯的徘徊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有亚洲特色的民主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历史螺旋式终结

选举式独裁

宪法这只兔子

我们在输出什么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成圣又如何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底线时分

超越那些“想当然”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在黑暗中消失之前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法治的“秘密”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诸善之间

像一滴水一样

从经典到经验

快乐的可能

如此优雅的平庸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语言的贫困

爱是

善的理由

回到巴黎

琥珀之城

另一个高度

请别让我消失

兔子跑什么跑

最好的时光

诗的世界在每一个角落里等待

记得当年草上飞

在死亡的强光中

论时尚

写给末日

那些剩下的东西